今天是五月十六号，凡是有过文革经历的当代中国人，都一定还记得“5.16通知”这个事情。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就始于那一天的政坛大地震。
西方历史学家眼中的中国文革，正如剑桥现代中国史其中一册的书名所表达的，属于“革命内部的革命”。本来你1949年的共产革命已经胜利了，共产党已经夺权了，新式国家建立了起来，旧的社会被进行了改造，一切都已达到了目标。突然之间，自己没事找事，非要在已经坐稳了江山的革命党内部再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的“5.16通知”，就是这么说的。
正所谓“政治就是划分敌友”，如果说19世纪末德国政治哲学家施密特是这句名言的理论家，那么20世纪中国的毛泽东就是这句名言的实践家。原本无事的太平天下，突然就要从上到下逐级揪出“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然后让这些被制造出来的新的“敌人”和“我们”之间进行惨烈的生死斗争。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革命运动，而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将在这种不断进行的革命运动中诞生。
45年后的今日中国，已经很少有人还会认同这种近乎疯狂和荒诞、企图靠破坏性的运动来创造新世界的“革命信念”了。同一个中国共产党，连名称都不改，地位也不变，居然就天天高喊“稳定压倒一切”，转为坚信只有靠社会和谐才能建设美好明天了。
都是为了“现代化的美好明天”，到底是通过不断的革命运动来“跃进”那个光辉彼岸，还是通过稳定的变革逐步改善当前的现状？面对这个天字号的世界性难题，中国人很生猛，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把这两种可以分别称之为“运动主义”和“秩序主义”的道路完整地实践了一遍，而且都是极端的方式，前三十年极端的运动主义和后三十年极端的秩序主义。最让全世界叹为观止的是，都在同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之下，还都在同一套社会主义理论当中。
两相比较，西方国家却不是这么干的。当年一场犹如火山爆发般剧烈的法国大革命，同时催生出了坚持大革命信念的运动主义和抵制革命、维护传统的秩序主义。两种主义，两个阵营，谁也没有消灭谁，谁也没能偏向自己的极端。如华勒斯坦所说：“1848年世界革命时期，实际上只有两大阵营：秩序党阵营和运动党阵营，分别代表着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若借用法国大革命时的专门术语，前者被称为左派，后者被称为右派。
大大不同于中国的是，在西方国家，伴随着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的轮流执政，坚持运动主义的左派逐渐接受了一些秩序主义的稳定和有序理念，坚持秩序主义的右派逐渐接受了一些运动主义的变革和创新理念，两个阵营越来越融合，最后甚至出来了一些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极端的道路必然导致非此即彼的大摇摆，融合的道路可以导致各取所长的小调整。历史的启示，昭然若揭。
从“5.16通知”引出关于运动主义和秩序主义之些许联想，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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