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否真的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很难确定。最可以确定的，是这场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
在中国大地上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所谓“百代秦制”，就这样突然结束了。人们都还记得当时是孙文在边省的暴动和袁世凯在京城的“逼宫”共同导致了清帝的退位。但覆灭之前的清王室最后说了些什么，很少有人还记得了。
读到隆裕太后在王公会议上颁下的最后一道懿旨，历史也会在此徘徊：“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以公决。”
这是1911年12月28日，难得这个深宫寡妇还有如此见识——朝廷不再专决，但也不能让一部分人民徇私！
实话说，此后一百年，直到今天，再没有人用“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一语点破“亚洲第一共和国”之本质！
历史作证，从美国漂洋过海远道舶来中国的那个名为“共和”的东西，从革命的十年前作为“政治学”中政体选择之一种，到革命的五年前作为“王朝学”中民众造反之旗帜，最后在1911年的最后几天，终于成了“权术学”中各路豪强之政治交易物。
此
后的历史，众所周知。一步借一步，一环扣一环，一部中华民国创建史，也就是官军头领袁氏、民军头领孙氏以及其他各地方军阀这“一部分人民”之间为了“共和
国”主权“所得而私”而展开的一部权术游戏史、你抢我夺史，一部在一个大皇帝倒了之后在几百个小皇帝之间发生的残酷厮杀血流成河史。
小皇帝们之间的争夺和厮杀，当然还是为了大皇帝倒了之后留出来的那个位子。革命之后，那个位子的名称换成了“共和国总统”。
这
个新名词迷惑了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以能让孙文凭着关于共和的空话和大话理所当然地取得了这个职位。但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的袁世凯，却不会被轻易迷惑，
没有谁比他更明白，“大总统”无非就是皇帝的新名称，“共和国”无非就是王朝的新名称，总之它是留给我的，不能是别人的。
见过很多类似革命的西方人看得更清楚，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写道：“他（袁世凯）就想当独裁者，不论政府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
革
命党人也不是不明白，为了不让袁氏把共和国变成新王朝，为了让他按共和的规矩行事，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提出的“孙五点”是1、清帝宣布退位；2、袁氏宣布绝
对赞成共和；3、孙中山辞职；4、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总统；5、袁氏宣誓遵守临时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其附带的说明是：如不接受，则“战争复起，天下流
血，其罪当有所归。”
就这样，为什么要实行共和的问题，最终还是蜕变成了谁来当总统的问题——我刘邦可以把总统宝座让给你项羽，但你必须同意按我刘邦的思想开国治国。共和这个虚无缥缈、不知所以、没人说得清楚的东西，成了新王朝凭空新建的空中楼阁。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先入关者王之”的权力移交老规矩，变成了“登上空中楼阁者王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实政治让位给了蓝图政治。
既
要按照王朝的现实政治规则来决定谁的实力可以“王之”，还要按照共和的蓝图政治规则决定谁的图画可以“王之”，既要司令，还要政委。要理解辛亥革命之后
“一部分人民”的“建国大业”为什么如此轰轰烈烈、昏天黑地，从隆裕皇后那句话，直到毛泽东的文革，埋着一条连续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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