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西方学问家说，除了从阅读历史中理解现在并预测未来，他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途径。
此话甚好，但还有点问题，阅读历史，应该是指从讲解历史的书籍中读，但如果这些书所讲的历史都是假的呢？或至少是不真实的、被篡改的、被扭曲的，那么通过阅读假历史、伪历史以获得关于现在和未来的观点，反倒成了错误的途径了。
当代中国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知识，绝大多数来自于“官修”的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大陆，是共产党的官修版本，在台湾，是国民党的官修版本。由于这段历史直接涉及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列宁主义政党的起源、早期历史和后期发展，并且直接涉及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现代国家建国的合法性，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国家宣传教育机器所篡改、所扭曲。
历史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共同起源，即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等地下会社，泛称“革命党”。在当时中国官方的眼中，“革命党”就是南方边省暴民组织的“乱党”。从历史传承上，属于太平天国洪杨之乱的继续，从动乱模式上，属于王朝末期乱世中的江湖造反。至于那一套所谓革命理论，也全不新鲜，孙中山信基督教，受英美影响，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企图一步到位建立人间天国，所有这些，与洪秀全并无二致。
国民党和共产党后来都建立了国家政权，都成了“官方”，断然不能承认自己起源于黑社会，带邪教色彩，受外国操纵。于是在其官修历史版本中，造反就被说成了“革命”，迷信就被说成了“主义”，里通外国就被说成了“寻求帮助”。
特别是，为了证明自己对抗中央政府的暴力造反和武装割据合理合法，就必须要把中央政府说成是非理非法，乃至恶贯满盈、罪恶滔天。
自袁世凯以降的历届中央政府，其“反动”其“腐败”其“卖国”，是不是一定比革命党的“革命政府”更反动、更腐败、更卖国？这个历史公案，一直悬疑至今，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国共两党的官修历史教科书上寻求，是不可能找到真相的。
袁世凯被骂为“卖国贼”，罪状之一便是著名的“二十一条”。但即便是国共两党的官修历史，也不能否认袁氏为了将“二十一条”所造成的实际主权损失降至最小，曾用尽手段与日本人周旋，并且对于其中最为重要的条款，制定了应对措施。
反观孙中山，他在反对袁世凯的卖国吗？其实不是，真正的史实是，其时的他正秘密联络日本人，希望对方明白，如果日本能帮助他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总统职位，他所出让的主权利益要比袁世凯的还要大。
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先生，曾在《独立评论》中披露了孙中山民国三年写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的信，其中说道：“顾以革命军之自力，而无援助，则其收功之迟速难易非可预期。…日本与中国地势接近，利害密切，求革命之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日本既助中国，改良其政教，开发天然之富源，则两国上自政府，下至人民，相互亲善之关系，比非他国之所能同。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也免税。…现在之中国，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
与袁世凯与日本人“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相对比，到底是谁在保国，谁在卖国？ “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如此之远远超出“二十一条”内容的大出卖，恐怕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敢妄想，连满清朝廷也做不出。如此这般的卖国，若是用革命党攻击别人时那种激烈方式来批判，不知要被痛骂成什么样！
但在革命党史学家的笔下，这个黑白还就真的颠倒了，梅花鹿还就真的被说成花斑马了。提到这些事情，论者大多会说：孙先生推动革命，其目的是纯洁的，其人格是伟大的，这些错误也是革命过程中在所难免的，云云。
至于为什么只要是革命，哪怕是推翻中央政府、破坏国家统一、出卖国家主权，也都可以理解和原谅，而只要是巩固中央集权、捍卫国家统一、反对革命，一切都可以说成罪恶？说来惭愧，直到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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