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轻人大多不太知道《燕山夜话》这本书了。笔者今天重读这本写于1961年的杂文集，不禁感慨万端。这本书收入作者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作品，是当年应北京晚报之约的专栏文章。题材广泛，可谓道贯古今。
    作者马南邨（真名邓拓）是一位高级干部，曾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亲民勤政。这样一位难得的干部，却因《燕山夜话》一书，成了“文革”的导火索。1966年发动的那场祸害中华民族和中国亿万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判”《燕山夜话》开始的。
    当时传唱一首“革命歌曲”，唱词里有“毛主席啊，你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点火要有导火索，这本《燕山夜话》就是重要的导火索。
    重读这本书颇有裨益。举例来说，在《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里，他通过班固的《汉书》，等著述，论证秦始皇、晋平公等人都是勤奋学习的楷模，“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作者自己也有夜读的习惯，因而写下了这本《燕山夜话》。他主张夜晚这三分之一的生命，可以利用来提高人生的价值，把握得当，并可使白天劳作的紧张得到放松。
   《燕山夜话》旨在探讨大众关心的各种问题。建国初期许多人要求学习文化，有的人有一种急躁情绪，希望“速成”，凡事只求“一蹴而就”。邓拓力主循序渐进，博闻强识，他说“想一下子把什么都学会，必定要吃大亏”。他讲了一个故事，某生从师学字，见一字为一横，二字为两横，三字为三横，自以为这很容易。某日欲记录一人姓名，该人姓万，他画着画着，叹道，姓什么不好，偏姓万，要画几天呀？以此来讽喻那些学习囫囵吞枣的作风。
    在《两座庙的兴衰》中，作者比较了古北口的杨家庙和潮白河畔的张公庙。前者修葺一新，香火鼎盛，后者荒芜毁坏，仅存废墟。前者是纪念宋代杨业杨家将的，后者是纪念东汉张堪的。作者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考证了《宋史》，《杨业传》说明杨业及其儿孙杨延昭杨文广等演义小说中人物实际上活动范围很小，并未到达过杨家庙所在地，只是那里的杨姓族群攀附而已。而据《后汉书》《张堪传》载，张曾大破匈奴，屯田戍边，教民耕种，以致殷富，有“张公为政，（民）乐不可支”的记载。为了印证所论，作者还到京郊顺义一带考察，赞叹那里是“北国江南，小桥流水，芦荡柳岸穿插于稻田之间”。结论曰：不该修的修了，不该废的废了，从比较中看问题，即便对于其他类似事情也适用。此文后来被批为“攻击党的领导”。
   《一个鸡蛋的家当》一文，曾被重点批判。被诬为“攻击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当时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做法，使国民经济脱离正常发展轨道，国家元气大伤。邓拓的文章本意是告诫一些人要老老实实办事，不搞花架子，要走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取材源自明代江盈科著的《雪涛小说》，足为投机取巧者戒。不料触动了最高当局的神经，乃大加鞑伐，置之死地而后快。
    邓拓治学严谨，凡论证必有出处，但行文却一点也没有学究气，读来自然亲切。有读者致函质疑张飞善书画一说，认为张飞仅是一勇夫而已。

    邓拓特地做了研究，参考了南北朝陶宏景的《刀剑录》，明代的《八濛摩崖》，《画髓元诠》，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能轻易排除，也不能妄下结论，有可能，但尚需张飞的字迹支持。反之，他考证南宋帖本《风墅帖》，推翻流传已久的“还我河山”的题词和“前后出师表”是岳飞手迹的说法。
    邓拓的杂文涉及各种话题，从民俗，气象，节气，生物，科学技术到农业生产，无所不包。为了回答读者对世人把鹰比作英雄的质疑，他认真观察了苍鹰的习性，查阅了古今赞颂鹰的文章诗词，从古代最早的记载《小雅》《采芑》，《礼记》《月令》，到宋代陆佃的《禆雅》《释鷹》《释隼》等十几部书，认为鹰在许多场合下其行为与英雄不相称。其态度之认真可见一斑。
    邓拓十分关注农业生产，对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为推崇。敦促负责农业生产的官员“好好注意，认真阅读和研究”。为此他自己率先认真阅读了《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徐光启传》。由于他对农业的重视和熟悉，他对中国南北各地的节气也了如指掌。在《“玉皇”的生日》一文中，他巧妙地把神话故事，时令节气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既说明了“玉皇生日”这个迷信的无稽之谈，又论证了神话传说的事出有因和它与生产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的渊源，读来趣味盎然。
    作者对文字，字源学，诗词韵律均有很深造诣。他提出“自顾不暇”一语，乃是“自固不暇”之误传。但他认为“自顾不暇”亦言之成理，无须再改。诗词是“三分诗，七分读”再好的诗，若不能朗朗上口，必大打折扣，所述均有充分论据。
    邓拓191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早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1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除了《燕山夜话》之外，他还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被诬为“黑帮”，受到残酷迫害。但是他宁死不屈，以死抗争，于1966年末饮恨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