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写这篇文字已经很久了，打开电脑，又不想写了，如此反反复复，终是没写成。
今天在《人民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标题为：广州大接访：哭声一片，有人跪求有人喊青天。这个标题的轰动性不言自明，也促使我再续中断了的文章。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事前召集各相关部门开会：“件件个案都请市长过目，请局长亲自督办！不要随便说不！踢皮球的人可能面临问责！”
接访在周一9时开始。但早在上周六，已有人卷了铺盖来排队，“一定要见到书记市长本人”。有人干脆在现场举起小牌牌“我是孤寡老人，我要见张书记。跪求“领导”，拱手向市领导称“青天”，哭着诉苦。“哭声一片”。

我想，如果民众没有很大的冤屈，这个社会果真是和谐的，或基本和谐的，这样的局面本来不该有，不会有，甚至想有也难。这些哭着喊着的，不可能是谁导演的，不可能都是作秀，或是“有意给社会主义大好形势抹黑”。
信访机构的设置，本来是为了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下情上达，上下沟通，既然它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就有一个效率问题，当然，如果不希望人们上访，把上访拒之门外，甚至围追堵截，那又何必设置这个机构呢？
回想笔者曾有几次信访。现简单如实介绍其经过。
第一次，1950年．当时我被东北人民政府招聘团招聘到从上海东北辽宁工作。生活一时不习惯，尤其是吃不惯高粱米。另外我的工资虽然不比别人低，但我实际上比在上海的工资还是降低了。在这些困难下我找到信访室，解决不了。后来我找厂长（这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厂长姓陈，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具体经过我不说了，解决的结果是：第一，工资不能加，食堂伙食可以增加大米；第二，可以暂借一些钱，要我好好计划着用。但是会计不同意借，结果厂长个人担保，从食堂卖饭票的钱里借了一笔；第三，陈厂长个人介绍我的父亲到他朋友主管的单位（正在招人）就业，以解决实际困难。我要说明，陈厂长根本不认识我。
第二次，1953年1月。在三反运动中，我无辜被刑讯逼供承认莫须有的“贪污”罪。其实我不仅没有贪污，而且揭发了另一个重大贪污问题，且已查实。后我向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信申诉，为防打击报复，我用了假名“奈何”。一月九日，中央监委按照我的请求，在人民日报登出通告，内容如下：“奈何：本委收到你的申诉信，本委有责任查清处理你的问题，并保证你不会因此受到打击报复，希将你的姓名和单位名称地址告诉本委。”我马上写信报告详情，一月十八日，中央监委牌刘处长从北京来到我工作的厂里，找有关当事人面对面座谈，几天后，大约是春节前的四五天，刘处长找我谈话，宣布撤销一切处分，补发全部工资，并鼓励我今后努力工作，不要有自卑和消极情绪。
第三次，1953年8月，我结婚从苏州回辽宁，路上遇上水灾，铁路冲毁，滞留在山海关，入住一旅馆，一星期后川资用罄，通车时不能走。找到当地工会。因为我是会员，工会当然管。但是那是一个区工会，财力有限。结果：工会把我欠的宿费还请了，还发给从山海关到锦州的路费，关照我到锦州找省总工会（当时锦州市辽西省省会）解决。
第四次，接着我访问辽西省总工会。接待的是一位名叫王金彩的女士。结果，居然有两个方案供我任选：1，借给一笔款，但是要分期归还，数额可由我酌情申请，原则上不规定；2，发给额定的救济费，每顿伙食费三毛钱（按当时物价基本够用），另发给一次性全程车票钱，不发住宿费，但可以在工会招待所住到上车离开为止。以上的钱不用还，由工会报销。最后我选了前一方案。在工会的帮助下，我顺利绕道内蒙古回到辽宁家里。
读者诸公，您是不是觉得这故事有点像天方夜谭呢？然而这是事实，建国初期，就是这个样子。希望今天的信访工作者能继承这种作风，尽心尽职做好信访工作，创造真正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