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中秋、国庆节前后，就必然想起1995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的章蕴大姐和在2005年11月10日在上海逝世的王尧山前辈。虽然他们都享年90余岁，但总让人感到他们应该再多活几年，因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太需要他们了。由于他们和一群先烈的奋斗献身，才有61年前的新中国诞生。他们功成不居。“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老子》）。他们虽历经坎坷之路，但仍然保持“未敢白头言倦”的崇高品德，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一直激励着人们。数风流人物，应看他们。

章蕴在1925年就在汉口入党了。比章大姐（我们一直这样称呼她）小5岁的尧山同志是1931年入党的。这些老共产党人党的壮大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不仅是公开战埸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也是隐蔽战线上的骁将。王尧山曾与刘晓、冯雪峰等人负责重建和恢复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章大姐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南京市委从事地下工作的。章、王两位还是气度温文尔雅的儒将。章蕴曾担任《雪枫报社》社长，尧山同志是“左翼作家联盟”组织部长。

章蕴和王尧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章蕴受党委派曾担任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中共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第三野战军女干部学校校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是位正部级领导干部。她一生风风雨雨，丈夫李耘生在1932年牺牲，儿子也曾被捕入狱，她自己受康生诬陷和迫害，但她不畏强暴，始终坚持真理。她曾为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而奔走。一位新干部，拖延长达十几年的冤案，她经手七天就彻底解决了。1982年我因查办一起涉及全国七省，十三个市的大案遇到重大干扰和阻力，经我直接向胡跃邦和邓小平两位最高领导人报告后，两位领导亲笔批准了我的三点请求，并委派章蕴代表中央纪委去案发地用了十天时间，把那个几年来寸步难行的大要案解决了。

在查处这个大案接近尾声时，章大姐曾召集案发地某省党政领导进行协调，为此开了十天会。因工作需要，我每天坐在她身旁，她见我好奇地看她用铅笔写着特别大的字，微笑着说：“年岁大了，视力和听觉都不行了。”又对我说：“你不要说上海话，我听得懂，但省委书记和省长听不懂，你还是说普通话吧。”我回答说：“我的普通话说得很糟糕，是宁波官话。”章大姐和霭地说：“没有关系，说得慢一点。” 她的语气和当年陈毅市长对我们说：“同志们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我也要睡了。”一样感到亲切。章大姐虽平易近人，但在纪律上对干部要求很严，她知道我每晚赶写第二天开会用的材料睡得很晚，宾馆服务员总是给我送夜宵。章大姐说，不要叫她们送夜点心，自己备点干点好了。并建议我们不要在涉案地吃招待餐，因此我们办案人员每天的伙食费限在12元，而章大姐这位享受正部级待遇的领导人比我们吃得还简单，正是身教重于言教。

王尧山在白色恐怖年代，曾担任上海和党中央之间的政治交通，出任过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管过海关、警察等特别支部，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南下干部纵队政委，上海市委组织部长。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牵连，于1959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到上海淮海中学任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王尧山再遭迫害，被迫退休，至1979年才恢复党籍，出任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务。

王尧山严于律己，在生活上不搞特殊。笔者随他到沿海城市开会，当地主人虽热情高规格招待我们，但他每天坚持与我们这些小干部同桌用低标准餐。他见我们几个贪杯的人眼睛盯着餐桌上主人送的名酒说：“克制一下，待任务完成回上海再喝吧。” 几个“酒鬼”结果自己买酒躲在宾馆卧房偷喝，于是我不得不向他们透露王书记门缝里连续出现的两张神秘纸条。一张纸条上写着：“问君何大胆，南来摸虎脊，根深枝叶茂，恐是捉迷离。”，另一张纸条内容是：“三十五年老相识，而今叶已届古稀，安居泛游黄浦水，何劳南来踏浑水？” 大家一听纸条内容才知王书记劝说不要喝酒，其实还有深层次原因。王书记还要求大家不要一个人离开宾馆单独活动，并要我不要熬夜写东西，注意休息。而他自己每晚工作到深夜，因为我的房门对着他的房门，能感觉到他房内的灯光。

笔者出国前在王书记家门口曾与他有过一次简单交谈，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后来他因病住进了华东医院，2005年4月笔者走出国门到新西兰，而王书记在同年11月10日与世长辞。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上海历届党政负责人以各种形式为他送行，到追悼会的有500多人。他的高风亮节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受到了党和国家及广大人民的肯定和敬重。

人逢佳节陪思亲。在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在海外悼念两位德高望重，对我下半辈子生存有重大影响的革命老人感触万端。

章大姐曾说：“消灭贫困，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色，到成功之日，全世界都会向往。”她写过《增强党性，争取党风根本好转》等重要文稿和调查报告。章大姐已经走了五年了，可她希望的“根本好转”没有好转；她祈盼的“增强”也没有看到。而百姓看到和听到的却是：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开支每年九千亿，外逃贪官已有四千人，一个科级女干部利用职权贪污上亿元，贪官中有纪委书记、法院院长、海关关长、公安部副部长和省市高官……中国的大门和后院都令人忧郁。笔者这种忧患意识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了，2009年财政收入高达68477亿元，这样大的财富让少数权贵拿掉一些也许不要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