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监禁我渔船船长。意欲长期侵占钓鱼岛。其用意是企图霸占钓鱼岛周边海域，因该地区资源丰富，以图长期掠夺资源。我国内地与港台保钓人士义愤填膺，中国外交部严正交涉，并开始派渔政船前往巡逻护渔业，这是日方未曾料到的，日方目前进退两难。

战后日本虽然实现了民主化，但是投降当时对其非军事化的限制正在美国的怂恿下逐渐失效。它的领土要求，是由它的国内政治经济现状所决定。这与它在１９３１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制傀儡的满洲国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九一八的史料很多，无须笔者赘述。在此仅以统计数字及笔者亲身所见所闻，回顾历史，看看日本军国主义掠夺了多少中国的财富，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苦难。

早在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之前，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经营了几十年，一方面从俄国手中拿走了大连旅顺，又在沈阳附近屯兵，经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逐步垄断了东北全境的铁路，煤矿，石油和化工工业。伪满洲国当时包括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热河的一部分，资源十分丰富。煤炭储量达三十亿吨，铁矿石储量四十亿吨，油页岩三亿多吨，此外森林木材的储量量达数十亿立方米，被源源运往日本本土。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后，从原东北军沈阳兵工厂抢走的军火仅机枪就达三千挺，各种火炮两千余门，飞机约三百架。在笔者五十年代工作的抚顺，有一个平顶山万人坑，是日军把矿工平民围在山沟里用机枪扫射杀灭。该坑于五十年代初被挖掘，就地建成“遇难同胞遗骸馆”，尸骨俱在，有奔逃状，有呼喊状，有老少妇孺，有抱在一起的，更有孕妇腹中胎儿在怀，惨不忍睹，灭绝人性。笔者的同事杨宝善，大我十四岁，就是当时幸存，于第二天黎明爬出尸坑。

我到抚顺工作那年，日本投降已经五年，然而陈迹依旧。在日本统治伪满洲国期间，东北所产雪白的大米，种地的农民不能吃，经商的中国人不能吃，连给日本军当狗腿子的“满洲人“也不能吃，统统供给“皇军”当军粮。大米，面粉都是军需品，凡食用大米面粉者，一律按经济犯判刑入狱。中国人只能吃高粱，橡子面。笔者１９５０年到抚顺时，工人谈起日军的暴行，还都咬牙切齿。日本投降后，中国人每天可以吃到一顿大米，乐得像进了天堂一般。

在日伪时期，工人不仅食不果腹，而且衣不蔽体。工人住宿的工房里，九个平方米挤了十个人，像砌骨牌那样挤着睡。而且多数没有像样的被褥。当时流传一支民谣,”来到千金寨（抚顺的别名），就把铺盖卖，大的换小的，小的换麻袋。”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建了一些房子，但依然不敷应用，虽然稍有缓解，那九平方米的房子，一时仍有住着祖孙三代的。直到五十年代末大批新房建成，才根本解决。

日军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用中国活人做实验，剖腹剜肉不上麻药，铁证如山，已是人所共知。那时中国人最怕患传染病。凡患伤寒，霍乱等传染病的，和细菌实验对象一样惨。一旦被日军发现，抓去活活烧死，因怕传染到日本人身上。

笔者十三岁那年，当地遇上瘟疫，百姓不敢去医院，怕被验定为传染病被日军抓走，宁可在家挨着等死。疫情蔓延，一条巷子里一天死了好几个，前巷哭，后巷喊，一片嚎啕。

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开明的政治家和觉醒的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有所认识和反思，更有一些对华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在努力着。我们应予肯定。但是日中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民族感情是一个主要问题。今天日本当局在钓鱼岛抓我渔民，强占海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一位中国辽宁的青年学生在写给他的老师的信中，就日本ODA对华贷款的问题写道：“如果您和东北那儿的老人们聊聊，您就会深切的体会到他们有多么憎恨日本人，这种感受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沈阳人也是体会不到的，所以只有亲身在日本人的铁蹄下体验过之后，再来谈中日关系，不知道哪个有血有肉的人会保持冷静。如果一个人杀了你的爷爷，杀了你的奶奶，杀了你的父亲，杀了你的母亲，并且烧了你家的房子，留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人出于心灵上的谴责来借给你钱盖了一所房子，还不是白给，你说你会对你的后代说这个人是你们家的仇人还是你们家的恩人呢？”他对老师认为应对ODA贷款感恩戴德的主张认为大可不必。当然老师如实评价ODA贷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无可非议，问题还是民族感情的问题。日本当政者应该有远见，消除扩张攫取资源的思维，不要再在受了伤害的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日本国内资源的问题应通过国际合作，互通有无，平等交换的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正确解决。钓鱼岛应及早还给中国，以表明现代民主化的日本与以往军国主义的日本的决裂。中日两国可以共同在世界事务中负担起大国的责任，维持亚洲的持久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