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先生

是我初中一年级时的日语教师，都叫他加藤先生，名字不知道。我对他原来没有什么印象。有一次放学后我在校园里捉蟋蟀，不慎进入他家的小花园。他发现后拿了一根棒子来追赶我。我连忙逃盾，慌忙中一只鞋子掉在他家花园里。不敢去要还来。回家不敢告诉父母真相。后来请其他老师向加藤先生去讨，没有讨到。

松井勇　

辽宁一工厂机械车间工人。日本投降后，继续在厂里工作。他和中国工人打打闹闹，开玩笑，会说一点中国话。那时他是６级工，单身。１９５３年回日本。

平松米造　

辽宁一工厂车间里的技师。工人出身，有点文化。会看图纸，能计算公式，但主要是操作各种机械。当时我二十多岁，他已是两鬓斑白，有点发胖。他会说中国话，成天一个人闷头干活。哪个工人工作上有困难，有技术问题，找到他，他会帮忙。他每天的饭盒里总是有一块咸鱼。有一次我问他：“平松师傅，您天天吃咸鱼，不腻味吗？”他笑笑，说：“天天吃米饭不腻味，吃咸鱼也不会腻味。天天干活，你腻味吗？”

高木智雄

也是技师。他比平松米造高一个档次，在总工程师（中国人）办公室工作。我也调到哪里。这个人对中国人很同情，我们用中文，日文，英文沟通，什么管用用什么。他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他告诉我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就预料日本不可能在中国最后取胜。但是日本人唯天皇陛下之命是从，战败的命运无法避免。

森川一良　

因为比较年轻，大家叫他小森川，化工专家，曾经是一个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日本战败后他留下来在化工局继续工作是迫不得已，一则因为是给他的待遇很好，比回到满目苍夷的老家好多了，二则遣返日本战俘和平民的工作尚未大规模开始。他在这里凭着他早稻田大学博士的身份和人民政府给他的优待条件，养尊处优，依然傲视华人。在他后来遣返临行时，他说“这家日本留下的工厂，在中国人手里，不如夷平了种高粱。”可是就在离开后的一年半之后，工厂在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努力之下恢复了生产，第二年产量就比日伪时期提高了一倍。他是一个聪明人，在事实面前他明白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道理。十年之后他曾多次参加访华团，他说没有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自己当年对中国的认识很可笑。从那时起，他积极从事日本对华友好活动。

浅井米子

她是混血儿，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她很聪明，能歌善舞。年轻时在工厂里当电工。文革中受到冲击，后来去了日本。经过本人的努力成了企业家。曾到中国投资办实业。我八十年代曾和几个朋友一起与她在南京吃饭。她的婚姻不美满，五十年代和一位中国电气工程师相爱，后来因男方家长阻挠分手，后与一南洋华侨结婚，离异时有子女各一。据悉后来由友人介绍与中国一位高干结婚，为此那位高干辞去了原职。

尤科女士　

这个名字是从她的英文名字翻译的。她是我在新西兰UNITEC 读书的同学。与笔者一般同学关系。曾有一次她在路上开车看见我在步行，后来收到他的电子邮件，说看到我走路蹒跚，有意请我上车搭一程，却刹不住，后面有车尾随。问我身体可好，似很感慨，又提议约另外两个同学（其中一位是韩国人）茶叙。

我们在Henderson 一家餐馆里聚餐，她带着她七岁的女儿。她和女儿两人相依为命，在举目无亲的新西兰生活，几次说要回日本定居而没有去。其中隐情，无人知道。

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西区的一个日本式花园里，那是日本赠送的，可是她不知道有赠送花园这回事，于是要我领她去看看，当时樱花已经凋零，我们进去走了一圈，匆匆分手了。以后各自奔忙，再也没有音信。在我记忆中留下了一个伤感，忧郁，孤独的中年失意女子的形象。我只有为她祈祷，祝福她和她的女儿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