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林先生来了。这位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率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一行到访奥克兰，并与奥克兰侨界代表举行了会谈。

见到陈会长，就想起他的台湾之行，在圆山饭店之被困、台中市之被围。在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中，陈会长被定位为“共产党专制”的代表，抗议民众自认为是“自由民主”的代表，火爆的对抗场面被阐释为“民主对抗专制”。

由此，又引起了民主与专制这个老话题。

笼统地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这个事实没法否认，中国的当政者自己也不否认。革命前的清廷本是皇权专制，革命后的袁世凯又急于恢复帝制，再革命，但孙中山和蒋介石也只能搞独裁。于是继续革命，乃至“不断革命”，搞了一辈子革命的毛泽东，最后也还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邓小平之后，王权的成分淡化了很多，可仍然是专制，体现在执政党公开宣布绝不搞一人一票、政党轮替、三权分立这种“西方式民主”，而且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不动摇。

近一百多年来，专制一直被置于民主的对立面，无数自由主义战士都指望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推翻专制，实现民主。即使搞“资产阶级”民主的孙中山失败了，搞“无产阶级”民主的毛泽东也失败了，志士仁人们还是不甘心。新一代自由主义战士什么理论也没有，什么阶级也不靠，只剩了空洞无物的几个口号，但还是坚持要用民主推翻专制。

这场百年运动所包含的基本错误，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说过了，不再赘述。最简要的结论就是：对象错了，方式也错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错上加错。

此文不做理论分析，讲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例。

清朝末年的“新政”是在1901年1月在西安拉开帷幕的。被很多人忽略的是：朝廷最初的举措，并不是分权，而是加强中央集权。

在此前的庚子事变中，各东南督抚联络一气，对中央的呼救置之不理却与列强各国达成默契，宣布东南互保。对于这个严重的内弱外强分离倾向，朝廷期望通过新政改革剥夺汉族督抚的权力，看起来顺理成章。

清廷当时这个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面临道义上的压力。其时的西方各国，中央集权是普遍的政体选择，对于这一点，晚清的知识界并不糊涂。

“新政”一年后的1902 年2月，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在奏折中提出：“泰西政俗，流别不同，有君主专制之政治，有君主宪法之政治，有民主共和之政治，有民权专制之政治，⋯⋯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适宜而可用。臣尝谓欲求详备，必博选通达古今之士游历德国，逐事谘询。”

恕我直言，盛宣怀这段话中所表现出来的视野和气度，即使在一百多年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仍少有能出其右者。在那时能把“民权专制”与“君主专制”并列考察，还能认识到日德模式比英美模式更适合中国，并能做出“必博选通达古今之士游历德国，逐事谘询”这样的建议，比起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政治学者，高明太多。

1905年7月，清廷在派遣高官出国考察宪政的上谕中指示：“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

当然，这个事业没能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因为革命党们已经等不及了。“通达古今之士”的“逐事谘询”被认为是守旧派的负隅顽抗，按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话：“ ‘宪法’二字，近时人人乐道，便是满清政府，也晓得派遣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预备立宪的上谕，自惊自扰”，这只是清廷“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而已。

在后来几十年里摧枯拉朽般扫荡了中国大地的红色政治风暴，从这时起就已经闻到其蛮横暴烈的气息了。

“考求一切政治”的事业没有深入进行，当然没有人会懂得什么叫“民权专制”，也没人做出这种专制与其他专制之间的比较。直到毛泽东严丝合缝、毫厘不差地落入“民权专制”的窠臼中，全中国几乎没有人说清楚这种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其本质是什么。

讽刺的是，“民权专制”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恰恰就是被马克思这位中国革命的首席教父清晰地点出来的：“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这是在很多当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原话。

民主革命不能保障一定推翻专制，在很多情况下，却几乎一定导致民权专制。不幸的是，中国并没有任何特别的素质可以保障不滑入这个可怕的轮回。而成功摆脱掉这个轮回的特例，在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这段话中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688年及其随后的年代，国王自认为至高无上，舆论也视之至高无上。人们一直担心他会将王权变为专制，而国家各权力机构分享他那独立的权力就对特权构成了一种有意识的限制，使防止王权专制的宪法保障成了一种制度。19世纪初，美洲、法国甚至英国的人民声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为了反对人民，当时维持了三权分立。支持国家机构及其制度的，不再是辉格党人，而是托利党人了，国家机构及其制度形式照旧，而意义却变了。这会儿，国王领导着由三个权力机构组成的联合体，捍卫三权分立，反对要求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新人。”

这就意味着，必须存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阶级，它既可以制约王权专制，也有能力抵制民权专制。在1834年英国托利党领袖皮尔的《塔姆沃思宣言》中，有这样的声明：“那个伟大而明智的阶级…它极少关心党派之争，更多地关心维护秩序和良好的政府的目标”。

中国百年教训之一，就是我们的政治舞台上一直都没有这样一个无意于“党派之争”、以“维护秩序和良好的政府”为目标的、“伟大而明智的阶级”。也许我们曾经有过，但后来肯定是被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联手消灭了，消灭得很干净，以至于百年后的今天连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了。留有深刻印象的政治，就只剩下“党派之争”。

陈云林会长作证，在台湾街头还能看到这种劣质政治的最新形式。百年梦魇，仍在那里继续。

谨以此文欢迎陈云林会长到访奥克兰。▊

2010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