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有很多可怕可恨的东西，有些怕和恨，会随着时光流逝逐渐消失。可也有些怕和恨终生不消退，成为“后遗症”。疾病痊愈后留下来的症状，是一般意义上的后遗症，虽然令人烦恼和痛苦，但看得见，感觉得到，可用各种办法治疗，克服或缓解。比如笔者胃癌手术后曾经常呕吐，但经药物治疗，三四年后终于解决了。可功能性的慢性腹泻却数十年不消退，虽烦恼痛苦，但也无大害。可怕的是人的言行造成的后遗症，小的，一般的，也可弥补和克服：大的，严重的后遗症，如隐藏的杀手，随时威胁着你，使你终生不安，防不胜防，再设防也无效，冷枪会随时响起，甚至开的是无声手枪，使你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一星期前，笔者在家接待一位女同胞，她是在《新西兰联合报》上见到笔者一些司法评论作品后，来咨询一些司法问题的。她带来一大袋文件资料，并激动地详细口述了一个有政治背景的刑事案件的案发和结案过程。笔者听后，立即感觉到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留下的后遗症，是个历史顽症。如不彻底解决，将遗恨终生，并影响子女一代，为此深为同情，答应相助。虽然几小时后，我以自己多年的司法工作实践体会和律师办案经验，帮她找出了这个扑朔迷离案件的症结和消除这个严重后遗症的手段。她千谢万谢高兴地走了。可她带来的那个可怕后遗症造成的悲剧阴影却使我挥之不去，它使我陷入苦涩的思考。

来访的谷女士定居新西兰已十年，并入了新西兰籍，子女早已在纽国团聚，可是在申请家庭最后一个成员——她丈夫团聚时，却遇到了重大阻力。新西兰移民局因为在谷女士丈夫王先生申请移民资料中，见到有“犯罪记录”，即作为不批准入新西兰的理由。谷女士在为丈夫多次移民申请中，虽不断向移民局解释那个犯罪记录有误，但没有任何作用。因为移民局不批准王先生移民申请，是根据新西兰现行移民政策和法律办事。谷女士为与丈夫团聚长期到各处奔波，绞尽脑汁，可上天无门，入地无路。于是急病乱投医，找到了笔者这个没有作为的上海退休律师，死马当活马医。

笔者经与谷女士交谈后发现，原来她丈夫王先生的“犯罪记录”是个不真实的犯罪记录，是个冤假错案造成错判后的记录。王先生申请移民，势必先平反那个冤案，从根本上消除那个不确切的“犯罪记录”，然后用强有力的公证文书，证明没有犯罪记录，重新申请。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捷径。你找国会议员，中国驻新使领馆，去北京上访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不可能为个案，要求修改新西兰移民政策，王先生只有“自己解放自己”。

笔者虽不能依据一鳞半甲的零星片断材料，认定王先生这个案子确是冤案，但笔者在阅卷中发现大陆某法院在判决此案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用法不当，判刑倚重等一些问题。

这是一个荒唐的案例。王先生早年因在工作单位一个小错曾受过行政处分（不重）。在“文革”大乱中，那位当年处理王先生的领导干部张某，在某次被批斗后猝死。经医生体检确认为急性胰腺炎猝发所致。由于张某在被批斗中曾遭他人殴打，于是有人认为是王先生为报复当年被张某处分而指使他人所为，是报复性谋杀。于是当地法院以杀人罪判决王先生18年有期徒刑。后经王先生家人多次申诉，法院因理亏法软，不得不多次为王先生减刑，可最后还是判了7年（这是伤害罪中最高刑期一一笔者注）。当事人对此判决不服，曾请律师，上访，但都无效。于是谷女士长期在这个历史后遗症中痛苦生活，使她不能尽情享受新西兰的蓝天白云和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天是蓝的，云是美的，而她的心是灰的，身是冷的。

笔者说此案荒唐并非大吹法螺，是鉴于以下事实。（拟作笔者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词）第一，医生医学证明死者死于急性胰腺炎。这个科学认定说明张某因病死亡，而法院判决书却宣布是他杀。不相信科学，不尊重知识的法院，叫人怎能信任他的司法公正？第二，某法庭在一份向上级法院报告中称：“找了五本案卷，仍未找到王XX的犯罪证据。”仍未找到中的‘仍’字说明有关法庭已经多次找王先生的犯罪证据（否则不会用‘仍’字，司法文书是极严肃，谨慎的）。多次没有找到犯罪证据，说明没有证据，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自然找不到，这是常识；第三，这个案件的档案材料现在已经失踪了。人会失踪，死亡，可司法档案怎么也会失踪，死亡呢？人死了，还有尸体尸骨或骨灰，难道司法档案被“毁尸灭迹”了吗？法院如何解释这个荒唐现象？第四，当地公安部门已开出王先生没有犯罪记录的证明，这不可能是个没有依据的伪造文件吧？如果这个证明是真的，那么以前的犯罪记录不是真的。可是新西兰的移民局官员是看不懂这场中国“戏”的，这就是谷女士恶梦难醒的原因。唉，可怕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