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中国华夏银行行长助理恽铭庆先生(现已任华夏银行首席讯息官)从北京给我通上了电话，并寄来了贺年卡和一封洋溢着深情的信件。信中说，寻找了十多年，终于找到了已在海外的我，并代他母亲再致诚挚的感谢。我也在喜出望外，由衷地祝福他们全家更加幸福快乐的同时，又把我带回三十多年前的往事。
七十年代初期，我从海军某部转业到常州一家国营电子产品工厂，担任当时三大组中的政工组组长。当时的政工组负责工厂的组织宣传、人事保卫、专案审查等政工一条线的工作，由于我只有三十岁刚出头，还兼共青团的书记。在同广大青年的接触中，有一个刚满20岁的电子线切割机操作工，他认真的工作精神但又沉闷的待人态度给我留下很不一般的印象。我在查看他的档案后才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伪官吏”，他母亲是原先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县政府的文职官员，并有国民党员身份背景。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个永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政治包伏”，可以说对他个人来讲根本谈不上有“政治前途”。这祥的青年人怎么不沉闷呐！
不久，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审查”工作开始，我们厂也不例外地投入这一工作。一天，这名叫恽铭庆的小青年找我，吞吞吐吐地想说又不敢说什么，经我再三询问、宽心，他告诉我，据他母亲讲，他母亲实际上是共产党派出的打入国民党县政府地下工作者，而且是单线联络的，曾多次为党提供过重要情报。但解放前夕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上线失踪，失去联系。解放后他母亲千方百计设法寻找，但不仅终无结果，而且已被几级领导视为“欺骗”组织、“顽固不化”的“旧官吏”等等。因为是他母亲而不是他自己的政历，所以恽铭庆也只是试探性地同我谈了一下，认为“如有可能”，则请工厂组织上帮助复查。
在我听完了他的全部陈述后觉得这决不是我们厂的一件“份外”事，如果他母亲讲的属实，就应该为她彻底平反，而且还事关恽铭庆这个刚踏上社会小青年的前途；如果继续查无结果，也尽到我们工厂这一级责任。我当即同意，约他母亲来厂面谈。
第二天，他母亲就来到办公室把个人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我当时在脑子里的初步结论是：1，她编不出如此详尽的经历。2，她的谈吐透视出她无限而又无奈的冤屈，是个正值正派的人。3，当时她还只有40多岁，但却已是风尘满面苍老衰弱的老妪，很让人同情。我在把她送走时告诉她，我无权对改变你的政历作决定，但能为争取你孩子有好的前途尽义务，你放心回去等待吧。
此后，我派出多次多路外调人员按他母亲提供的情况进行了查证，经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她已是地市级干部的唯一上线，取得了确凿证据，还他母亲原本清白的面目，由革命者取代了“革命对象”，为他母亲的政治历史作了彻底平反。
原来，解放前夕，他母亲的上线得到紧急撤离通知，来不及告诉他母亲就撒到北方，而他母亲又因为她伪官吏的身份在当地易引起麻烦，一解放就离开那个县城来到常州，她的上线虽曾回县城寻找过她，但无人知道她母亲的去向，常州这里虽也曾派人去县城查过，但因未找到唯一的上线，除了得到它公开身份的调查材料外，其他一无所得，反而更铁证了“国民党伪官吏”的结论，就连恽铭庆是革命先烈恽代英的侄孙这层关系也帮不了忙。
这次查证，就这样一正一反，把他们家的历史来了个颠倒，恽铭庆不久入了共青团，进了工农兵大学，出国留了学，一直到如今进入中国华夏银行的领导班子，这虽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没有前面这个“颠倒”，可能再如何努力也难以办到，我也在他们全家的印象中成为一个永不忘记的形象。
确实，当时甄别调查此事真非易事，一则，这是他母亲所在组织的事，不属我厂范围，“狗咬耗子多管闻事”我已有耳闻。其二，“弄不好落个替反革命说话”的政治压力也在风行。其三，我也确实毫无把握能找到“它的上线”。但“在位尽职”的使命感促使我必须调查下去。
此案也确有石沉大海永无翻身的可能，因为这个“上线”当时已重病在身，万一过世就再也无人能作佐证。现在回想起来，三十多年前的这一往事，我既感不悔、也永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