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九 《中国力》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中央集权这一政治体制。总的来说，它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除了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论点之外，所有先发国家除美国这个特例外都是依靠中央集权完成了其现代化过程。书中极力主张把“民主共和”和“富强之路”之间的等号去掉。换言之，民主共和了，国家不一定富强，要国家富强，并非非得民主共和不可。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民主共和，是相对于中央集权而言的，并非相对于专制独裁而言。书中把中央集权描绘成是一个精力高度集中，正在博弈中的斗士，他必须身体紧张，大脑清醒，四肢协调；而民主共和则宛如手提鸟笼悠闲散步。何者能在登山赛中取胜不言而喻。

   笔者认为中央集权对民主共和的优越性固然存在，但是是有条件的。在邓小平推出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的中国，也是中央集权（即使在“文革”期间一度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下，中央在计划，财政，军事，外交各方面还是牢牢控制的），可是为何彼集权不如此集权，国民经济失衡，人民致富无门呢？对这个问题本书对此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答案，似乎还需要思考，但并非没有提供线索。据笔者理解，这个线索大体是这样的；以“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为法宝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完成了建国大业，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之后，未能及时从“战时共产主义”作合理的转移。“战时动员体制毕竟不能持久，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处于准备打仗的状态”，现代化停滞不前了。因为现代化不能仅仅是大工业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硬件”，更需要“软件”，教育，贸易，金融，流通，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城市服务业），资源分配以及管理模式等等都必须现代化。原来的一套基本上从前苏联搬来的模式不灵光了。谁来挑战这个模式？——邓小平。

邓小平理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不学美国的民主共和，不学苏俄共产主义模式，不全盘资本主义化，更不全盘西化。从中国实际出发，什么好使就用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四个现代化从1964年由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正式提交人大通过。它的“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基本上是成功实现了的，但是人民的收入到1979年并无明显的增加。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四个现代化重点放在提高国民收入上，并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在邓小平的指引下，出现了“深圳奇迹”。中国国民经济人均产值从1979年的417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8268美元，增长43倍！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世界排名从1970年的第十三位提高到2007年的第四位，2010年已超过德国跃居第三位，并有望于近期超过日本跃居第二位。邓小平的二十世纪末人均1000美元的目标已经兑现。一位名叫陈季冰的作者在《一个伟人，一面镜子》一文中朴实地说道：“是他第一次把我们这个百年来备受欺凌的东方古国带进了现代，推上了世界最高舞台。这个梦，几代中国人已经整整做了150年，他让它变成了现实。”

十 除了介绍罗隆基的《论人权》外，本书没有直接谈及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谈到了民权问题。前者是human rights,后者是civil rights。笔者认为二者中后者对中国社会更具有实际意义。在旧中国，普通民众根本无民权可言。《中国力》认为新中国长期以来也存在“靠牺牲民权来巩固国权”的情形，但这是“初级阶段。一个国家求生存，求发展，使国家在国际上从落后挨打受欺的状态提升到独立自主平等的状态，牺牲一些民权是难以避免的。以共产主义理念来说，这叫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这种理念在非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里也有，叫做小我服从大我。这个大我，就是国家。“毕竟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拥有了比三十年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的自由。”

   有趣的是，在各式各样中外自由主义人士无休止地批评中国的人权的嚷嚷中，《中国力》告诉我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家危亡关头，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而赞同德国和苏俄的国家主义模式，政治精英们一致崇拜俾斯麦【1】（笔者记得40年代读小学时历史课本上就有一幅俾斯麦象）。在“民权萎缩”和“向民权转型的可能性”等章节里，本书对国家权力与社会民权之间关系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国权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国权与民权之间的关系，好比是树要足够大，树上的果子才足够大，连树都活不成，树上的果子怎能长大？”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是完成建国和实现现代化转型。前者已基本完成，应继续完善，后者正在进行中。转型，包括国家威权的限制，逐步弱化，和民间社会的发育，逐步达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民间社会拥有更大的经济自由，并向政治自由的方向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民间社会的这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依然是在适度中央集权的框架之内，并非“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是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公社式的虚幻理想，也不是依照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2】。不靠“各取所需”的乌托邦式的许诺，一切从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的需要出发，使国家抵达这场登山赛的高峰并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曰“中国模式”。“中国力”——sinolizing, 成了这一场登山赛中中国取胜的基本动力。

  笔者才疏学浅，由于读后的冲动，写下了自己的体会。由于篇幅，不可能谈及本书各个方面。点滴体会，或可抛砖引玉，信口开河，肯定挂一漏万。

  谨抄录《中国力》一书中最后一段话作为这篇拙文的结束语：

  峡口过后，大江东去，波澜不惊，一如既往。

【1】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 任普鲁士帝国宰相兼外交部长。在统一德意志联邦的方式上，主张采用“铁血”政策，即用武力解决问题，发动了对丹麦、奥、法三场战争，从而结束了德意志长期的封建割据局面。

【2】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十八世纪英国（苏格兰）古典经济学家。“一只无形的手”是一个比喻，曾多次出现在他的以《国富论》为代表的几部著作中。基本意思是说人们为社会从事某种工作，乃是出于自身需要，并非是出于利他和奉献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