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論語》，想到的首先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人行”專欄問世已經四年多，我們三人彼此之間以及與筆墨因緣成就的師友們互相切磋砥礪，獲益頗深。僅此一點，也就叨光《論語》多矣！
  當今中國人，通讀過《論語》的不多，但所言所行，很難脫離《論語》的思想體系。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統治地位，“五四”運動標榜“新文化”，以“打倒孔家店”為己任，但在建立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文化體系方面乏善可陳，而且遺毒不淺。最典型的就是“文革”，以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去“破四舊、立四新”，結果不單儒家文化，凡屬傳統的一概在劫難逃，而“四新”不見，所見的是文化荒蕪，道德淪喪，以至於今天全社會庸俗拜金，連現代漢語都墮落到了媚俗、低俗、惡俗的地步。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文革期間才上小學，還沒來得及接觸古典文學就“停課鬧革命”了，手中唯一的書就是《毛主席語錄》。幾年後上初中，社會上能見到作品的作家，現代僅只一位魯迅，而當代唯有一個浩然——後來我竟成為他的同事，此是後話。越是得不到的越是渴望，我從煤堆上拾到的《七俠五義》，從廢品中淘來的缺頭少尾的《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溥儀的傳記）都令我猶如撥雲見日，而真正通讀《論語》是在我下鄉插隊，全國“批林批孔”大興政治運動之時。
  想想也真諷刺。
  “批林批孔”的起因是林彪事件後，從其住處發現牆上懸掛著出自《論語》的條幅：“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克己復禮”。所謂“複禮”，在孔夫子的理想是要回復西周時期的政治文化體制；在林彪，則是對自己所提出的“我們的一切成就，都是遵循毛澤東思想的結果；一切錯誤，都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結果。”的深刻反思。就林彪本人來說，幼習孔孟，血裏火裏滾出來的軍事家、政治家，克己復禮怕是他一生所追求卻又一生無法公開的精神境界。而當時的當權者不但借批孔而批林，又借批林批孔而批“周公”（周恩來），我輩乳臭未乾者哪有如此見地？我作為當時“生產大隊大批判組成員”，獲得了一本作為批判“靶子”的、經過批判性注釋的《論語》，立刻如獲至寶般的囫圇吞棗——現代的人們可能不理解，我們那時除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黨報黨刊和中小學課本外，基本沒有其他的印刷讀物可讀。插隊當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繁重的體力勞作折磨以外，更壓抑的是精神需求，一本《論語》在手，一天就啃完，懵懵懂懂中，醍醐灌頂的感覺是：啊！天下還有這樣的思想？！這與“毛澤東思想”完全是兩碼事嘛！！相對于偉大領袖，首先覺得孔子是個“人”，理想再崇高，也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自然就有了親切感。再讀下去覺得“老頭兒活得太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不見容於當世，你隨分從時也罷，何苦遊說各國又四處碰壁呢？——文革時期，“求自保”是草民階層的最高理想，連命都保不住了，“複禮”與我何益之有？無論如何，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讀《論語》，默記再三並成為座右銘的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那是冥冥中感覺到，唯有發奮讀書才能改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後來的幾十年求學求知，都奉行不悖。
  再讀《論語》是入大學後第一學期，排在《詩經》、《楚辭》之後，列《四書》之首。那時很多同學都是第一次接觸《論語》，我得以在課堂討論時大放厥詞，出盡風頭，都是拜“批林批孔”所賜。實話實說，再後來近30年沒有通讀過《論語》了，但隻言片語的閃光，一直在記憶深處中熠熠生輝。
  作為中國人，我們不讀《論語》也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師”，知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儒家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文化主幹，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而且影響了整個亞洲乃至世界。君不見韓國“申遺”的項目，哪一個都不難找到儒家文化的印記，不是有韓國學者已經考證出孔子本人是韓國人嗎？歷史是不可“嫁接”的，也是不容割斷的。一個割裂自身的文化傳統的社會，其經濟發展是無法平衡也無法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