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对于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之分，以及各自的前生今世，在认知和称呼上一直都有些混乱。

发生混乱的原因比较复杂，需要从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传统中国政治中没有左派和右派这个分法。如果从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等级社会、儒家士大夫传统这几个方面来看，传统中国政治的主流是右派无疑。坚守传统、抵制变革、维护权威、压制人民，属于右派的政治特征一一具备。农民起义虽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阶级革命，但本质上主要是社会造反，而不是一种代表下层阶级意志的政治哲学，造反成功之后还是维持旧秩序和旧习俗，而不是开创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打江山时都是左派一旦坐了江山立刻变成右派得“轮回派”，是否能够归入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左右派分类，大可置疑。

再看西方。西方的左派右派之分，是近现代西方政治演变的产物，其根源在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首先把现代国家从中世纪的封建秩序中分离出来，国家事务不再是皇室家族的家务事，也不再是上帝托付给国王打理的世俗事，成了“公民”这个从国王的“臣民”和上帝的“子民”身份中重新涅磐出来的新群体共同的事。先驱者马基雅维利率先把国家当成了一个可以靠人工来制造的艺术作品，寄希望于伟大的君主率领整个民族把国家治理成地上天国。博丹创造出“主权”这个观念，界定主权为“公民与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霍布斯则补充说，无论有没有上帝的旨意，单凭人类理性即可创造出绝对主权，建构起绝对国家。

后世的学人追溯近现代西方政治的起源，大都认为“潘多拉的魔盒”最初就是在这几个人手里打开的：当权力完全属于国王或仅仅属于上帝时，臣民和子民中的无论什么人，富人或穷人、武士或农夫、僧侣或平民，都不可能与绝对权力这个观念相联系，都不可能自称只有“我们”才代表国家，更不可能擅自以国家的名义对其他人群使用暴力。然而，一旦“主权在民”的观念和国家有可能发展为人间天堂的观念成为启蒙的主题，成为新的世界精神，所有主要的近现代政治问题便随之产生了：人民是一个大杂烩，到底是谁来代表主权？谁来引领国家？是贵族还是平民？是顺民还是暴民？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是左派还是右派？

初期阶段，问题并不明显。主权在民说并不是新理论，早在柏拉图就已经批判过了，在罗马也是老生常谈，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对于民主的看法也和古人一样，认为主权在民的意思只是“终极而言”人民是主权者，但在现实中还是不能任由人民的“脏手”接近政治权力；所谓选举，隐含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合担任公职、服务大众的意思，因此，真正的选举实为选择，即从一个被看好的群体中依照精英的标准选择领导者。

这个典型的右派立场，并没有坚守多长时间。在资产阶级崛起的同时，无产阶级也随之诞生了，资产阶级向国王和贵族夺权时的那一套学说和技巧，无产阶级也跟在后面照猫画虎地学会了，右派为了自身目的所开创出来的政治制度，也同时属于了左派，自由民主人权这个有力武器，既落在了捕蝉的螳螂手里，也落在了捕螳螂的黄雀手里。

滥觞于启蒙、随后演化为螳螂黄雀阶级斗争的这场西方大戏，被中国人看到时，已经是后半场了，已经没机会了解全过程了。帝国主义列强杀气腾腾地蜂拥而至，惨遭侵略和掠夺的中国人只分得清不同国家的洋人，却无从辨别同一付嘴脸的一群强盗中所分属的不同阶级和不同政治派别。那一群拿枪管从北京故宫镀金水缸上刮金子末的英国士兵在自己的祖国是什么人？查一查档案，没准就是英国哪一家工会派出来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但话说回来，即使中国人能分辨清楚这些差别，也没什么意义，当时的美国工人一天挣的工资足够在中国买一百多个穷孩子，你说他属于哪个阶级？

中国19世纪后期被迫卷入世界政治，从一开始就成了“全球社会”中的底层，就被定位为无产阶级国家，就全无选择地处在左派光谱当中。从中国看世界，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但凡是个白人就一定是大腹便便、钱包满满的富翁。那个时候要想对中国人说，过去的中国才是典型的右派国家，这些一掷千金的洋人在本国国内很多都属于左派，近乎于添乱。

中国在全球等级秩序中被固定在底层，在全球政治光谱中被归类为左翼，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被安排为被剥削的国家、殖民地国家、劳工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大势之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国最终靠无产阶级的红色革命得以完成，成为一个共产国家，可以说是在所难免。

在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官方说辞中，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为历史必然规律，虽然是政治需要，但也并不完全是不顾事实的宣传。

若重新放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这场西方近代政治三部曲的大背景中来看，中国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也基本上与世界历史的大运动合拍，先是右派的满汉贵族主导的变革，后来是左派的国民党这只螳螂起来革了贵族老蝉的命，再后来是更左派的共产党这只黄雀又起来革了国民党老螳螂的命。基本上是同一个版本的故事，不妨就称之为“启蒙故事中国版”。

“启蒙故事中国版”进行到1949年，是一个大段落的结束。自1840年之后一百多年来的一个西方化、世界化过程，借满清王朝崩溃这个大乱局，上演了一出中国式启蒙，在发生了一个与西方类似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事变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个没有多少选择的定局：一个左派的、红色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现代中国，出现在了二战后国际体系当中。

中国人关于左派和右派的认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历史时刻，还不至于太混乱，太离谱，毕竟是一个与西方近代政治史大致合拍的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导致错乱的发生。

新版本的离奇故事，左派右派概念在中国的大错乱，发生在1949年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面上看，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胜利，但实质上，至少还有两个历史运动，与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并行不悖地同时发生，而且就像是三江合流一样，共同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

这两个历史运动，其一是自异族帝国主义入侵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建国运动，其二是自满清王朝衰落之后自动发生的王朝更替运动。

严格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新政府、新统治集团，是一个大混合，分别具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国民族主义政府、农民起义后的新王朝，这三种不同成分。

前面说过，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王朝循环，虽然也是政治，并与西方近代政治并不是一回事，也无法按左派右派来划分。如果硬要往既定概念里套，只能说是一种“轮回派”，打江山时勉强算是左派，一旦坐了江山，注定变成右派，因为，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就是右派政治。

这个铁一般的规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流的三江中的两条大江——共产主义运动与王朝循环运动——开始合二为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与新的王朝宫廷，开始你我不分了，极左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不知不觉中蜕变成了极右的帝王贵族集团。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中国的思想界，很少有人把1957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右派、而那些与共产党一起打江山的而民族主义者们才是真正的左派这件事情说明白，更没有人把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其本质是“反左运动”这个事实讲清楚。

在我看来，若暂时抛开毛泽东的“阳谋”、“阴谋”个人计划，也姑且不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大小纠葛，完全着眼在大的历史运动上看，1957年的 “反右运动”，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中国强大的王朝循环历史运动推动之下发生了从极左向极右的大转向之后，与仍然坚持着左派立场的民族主义者们之间发生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

详尽论证我的这个观点，非一篇几千字的随笔文章所能胜任，在此援引一个很小的史实，以为佐证。

章诒和在她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个事：章伯钧和罗隆基被打成大右派之后不久，得到消息说，英国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收录了“中国反右”的条目，章罗二人读了条目内容后，非常认可。该条目称：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章诒和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如此纯粹和正宗的左派，怎么成了右派了？

为1957年那批被打倒的“右派”翻案叫屈最力者如章诒和，也从来没看明白这里面的左右概念大颠倒，从来没意识到，真正的右派立场在这场名为“反右运动”的政治较量中根本就没有出现！

按说，中国人不至于连真正的右派立场到底是什么都完全忘记了。中国人在批判日本人时，从来都是将日本宣扬“皇道主义”的派别称为右翼，将日本右翼团体“天皇是民族的核心生命，永远统治国家”之说，称为极右思想，但为什么回到中国自己的事情上就全乱了呢？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曾经提出过“虚君共和”的主张吗？有过效仿日本天皇制的设计方案吗？

再看看这些言论：英国人伯克对英国的“父权政治”做过如此辩护：人民不是像服从专制政治那样勉勉强强地服从，而是“带着自豪的归顺，保持着尊严的顺从，在隶服中也是满心怀着高度自由精神的服从。”日本人上衫鹰山对本国天皇制的辩护是：“君乃国家人民所立，而非为君而立国家人民。”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自己宣称：王位“伴随着对上帝的沉重义务和巨大责任。这是任何人，任何大臣，任何议会都不能为国王免除掉的。”

历史见证，这几个国家的民主宪政进程并没有因为保留了右派思想而发生倒退和停滞。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早早就把右派们从思想到肉体统统斩草除根、最后连左派都被当成右派消灭掉的国家，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民主宪政之路，在民主政治方面，还远远落在至今还保留着君主制的西方国家后面。

更可悲的是，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上，还是只有死扛着早年左派大旗昏昏然与风车大战的堂吉诃德式假右派，而真正的右派立场，红彤彤大地上，遍寻不见！

共产党政府为“右派”摘帽平反三十多年后，1957年“反右运动”五十多年后，康有为“虚君共和”论一百多年后，读懂右派，分清左右，还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题目。

与国人共勉。

2010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