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閱故紙堆，看到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蔡元培給皇帝的一封信。頗有意思，現把讀後感想與讀者分享。

通常臣子呈報皇帝的書紮叫奏章，疏，或折，而蔡的題名中赫然寫著“上皇帝書”當時維新已夭折。蔡氏此信依然是對舊制的挑戰。

細看內容，更是前所唯有。他寫道：

“臣有大惑不解者三，請皇上有以解之。”這是詰難。

接著他說，“國者，公司也，民者，出資本之股主也，天子者，總辦也，諸侯者，官也，皆總辦所自辟之分辦也。彼股主者出資本以為公司辦事之費，而總辦之支應分辦之薪水，皆於是取得焉。”這裏他把皇帝說成是公司總經理，為股東所供養和雇傭。這與孟子的“君為輕，民為貴”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這樣的言論，在維新之前，是欺君妄上，是要殺頭的。從這裏可以看出，當時的維新，儘管後來失敗了，但是也是玩真的，不僅僅是口頭的。

他接著問光緒皇帝說“你自己覺悟到有失職，就請幾個明白事情的股東（民）當分辦（官——筆者注：這裏是指任用維新派這些本來是“民”的人來做官），以彌補過失。然而幾個月後，又要請示你的母親，若是你母親果然懂得如何當好總經理，則請示也不妨。而你的母親心裏沒有公司（國），只有家業，只顧自己歡樂，勒索，搜刮。你這個總辦賢嗎？為何這樣借刀殺人呢？‘臣所大惑不解者一也’。”這是第一問。（此段未錄原文）

第二問是這樣的：“總辦者，人人所托命也。彼謀殺總辦者，殆欲絕人人所托之命，則人人得而誅之。若為總辦之父母，則猶是人耳。為股主者，以其重總辦之故而推之於所自出，敬之愛之，是股主之優格也。其不及格而等夷焉，聽之可也。其不但不及格，而傷之殺之，則傷之殺之可也。”這段話是說，誰要殺總辦（皇帝），人人得而誅之。這似乎是在給光緒皇帝打氣，叫他大膽幹，不要怕慈禧迫害。接下來又說，若是總辦的父母，股主看在總辦的面上可以網開一面，但若是不看總辦面子，則對他們該殺的也可以殺。

接下來的一段話（為省篇幅沒有錄出），詰問皇帝前年八月間抓殺圍困頤和園請願的群眾憑什麼罪名。問道：“頤和園並非‘公司機要重地’，不過是總辦的老媽居住的地方，在那裏犯了法，應按民法逐一審訊定責定罪，為什麼按衝擊國家機要的罪名格殺毋論呢？‘臣所大惑不解者二也’。

接下來蔡元培把皇帝教訓了一頓：把天下白白送人很容易，為國家發現培養人才很難。皇帝選擇繼任者要“只問賢愚，不管親疏”，不一定要是父子兄弟。他列舉了古代堯舜禪讓之例。說皇帝沒有兒子那是他的私事，不應影響“公司”的公事。找一個本族九歲孩童來接班，“有何為者也？此臣大惑不解者三也”。

最後，蔡元培還以世界潮流為由，再向皇帝施加壓力。“此三惑者，非特臣不能解，蓋我國人人所不能解者也；非特我國，蓋同洲之國，異種之國，亦無一人能解者也。敢情皇上明降諭旨，說其所以然，以排眾疑，而堅聖X（缺一字）。則雖正臣妄言之罪而殺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明卻要求皇帝對自己的行為做出解釋，儼然是哀的美敦書了。

“上皇帝書”見於中華書局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書中未說明是否已上奏。編者稱1900年二月蔡氏撰寫初稿，三月，完成全稿。是時離維新失敗，康梁逃亡，譚嗣同菜市口就義已經五個多月，而光緒皇帝已經幽居瀛台。筆者認為此信實際上並未呈報朝廷，只是蔡氏事後補記當時心情，或一種情緒宣洩，或給後人當作史料。蔡氏在清朝是翰林編修，民國做過教育總長，北大校長，曾留學並考察法德等國，能用法文著述。他的著作有相當歷史價值。全集共一百二十余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