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篇有感于知識份子定義的短文見報之後，得到了毛芃女士的一番指教，得益非淺。毛芃女士以她的淵博的知識介紹了科學家愛因斯坦的幾段名言。我對此表示感謝。

  我十分贊同毛芃女士在文章最後的話，“不同的思想在誠意基礎上的交流、溝通對人有益也使我們的生活更精彩。”

  在此想做一點說明。毛文說我對她的文章“進行了批評”，但是我的文章清楚地說“無意向毛朋女士質疑，只是以自己的困惑向讀者（當然包括毛女士在內）求教。這裏不是裝著謙虛，實在是就事論事。如此而已。

  愛因斯坦說過什麼話並非秘密，在資訊時代的今天，不難再找到更多愛因斯坦的話，這些當然值得我學習。但是這對於解開我的困惑似乎關係不大。第一，愛因斯坦到底算不算知識份子，我沒得到解答。如果他是一位知識份子，我相信絕大多普通人都是因為他創立了相對論，作為一位科學家而認為他是一位知識份子，而不是因為他“批判了社會”。如果不是他的科學成果，我相信他再說更多的批判社會或批判某個政治派別的話，也不會有人來討論他是不是一個知識份子。

  其實人們有意（也許為了某種目的，又不便明——特別說明，這裏不是指毛女士）把本來簡單的事情搞複雜化了。以我的凡人之見，凡科學家一定是知識份子，藝術家，文學家也都是知識份子。我已經分別例舉了兩部中西權威詞書對知識份子一詞的詮釋。至少這兩部詞書（尤其是Webster’s Dictionary）中對知識份子的定義迄今沒有人挑戰過（到張三一定義出爐前為止）。其他都是不相干的。說得粗俗一點，都是廢話，因為它們對什麼是知識份子沒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說明。

  我在文章中舉出一些人（包括愛因斯坦）作例子，無非說明我個人的觀點：有沒有一定程度的知識是判斷一個人是不是知識份子的必要而充分的條件。這個觀點可能偏頗，可能太簡單，甚至可能太幼稚，這些都可以討論，批評，只要不抱有偏見，不是從感情的好惡，不設政治前提，一切都不成問題。

  說得再明白一點，知識份子頭上本來不需要什麼光環，他可以是英雄，例如譚嗣同，也可以是敗類，例如汪精衛。如果憑一個人說了什麼話來判斷他是不是知識份子，為某個社會（說白了，為某個政權）說了壞話，或者說了好話，來判斷他是或者不是知識份子，這難免使人懷疑他這麼區分的目的何在。在這些人看來，知識份子是那樣神聖不可企及，未免有點挖空心思，意在題外。

  有一個人曾激烈地，嚴厲地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批評俄羅斯對蘇聯的獨裁統治。若是按張三一先生的標準，他無疑是知識份子了。可是，要是我告訴你我說的那個人名叫魯道夫.希特勒，你還願意承認他是知識份子嗎？按照張三一定義，他肯定是，我也認為他肯定是。但是這兩個肯定有著本質的不同。張三一是根據他“批判”的態度（如果他的定義不是實用主義，而是有普遍性的話），而我則根據他能寫出《我的奮鬥》這本書，儘管書的內容極端荒唐，儘管他是一個反人類的罪魁禍首。

  批判社會並不是什麼壞事，再好的社會無疑對批判也是需要的，即使批判錯了。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的批判中發展前進的，不要以為這個道理別人都不懂。問題是第一，每個人應有有權決定自己的態度，沒有人有權要求別人怎樣做，乃至冠以“反知識份子”的罪名；第二，批判社會不應該是目的，推進社會發展才是目的。批判社會的不良制度，現象，批評政府和政權機關的弊病也不是知識份子的專利。知識份子除了擁有一定知識之外，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無須給他們提出別的條件。如此而已。

    毛芃女士在批評拙文時指出筆者只提到了張氏定義中的“批判社會”的要素，而不提到張文中所說的知識份子所必備的“先知先覺和良知”。恕我直言，誰是先知先覺，誰的行為體現了人類的良知，是很難定的，見仁見智，沒有標準。最後還是以你對社會，執政者是否採取批判態度，或者歌頌，阿諛奉承，溜鬚拍馬來定。難道我們的張三一先生不是這個意思嗎？筆者不過是說的白了一點，直截了當一點而已。

  其實何必越扯越遠呢。良知與知識沒有必然的關係。良知是一個哲學概念，屬於人性品質範疇，與知識沒有必然聯繫。這個世上缺失良知的知識份子還少嗎？而許多具有良知的人並不具有豐富的知識。筆者並不把知識份子看作多麼偉大而需要給它加上種種苛刻的條件，你是知識份子又怎麼著？

  說到這裏，筆者的困惑依舊。按張氏定義，一個社會裏的知識份子就只能是極少數，且對社會只能是一個態度（懷疑和批判），沒有左中右之分？一個對人類戰勝貧困、災難，消滅了威脅整個人類生存的疾病（結核病，瘧疾，天花，麻風病等）的科學家，解決了幾億人民吃飯問題的中國的高產水稻之父袁隆平等等，算不算知識份子？

附注：拙文《我的困惑》發到沙龍的是草稿，按慣例有一次校對。在我發給沙龍的校對稿中最後關於悲哀的整個句子是刪掉了的，但是主編已將原稿發走。這個問題不大。我說的悲哀，是“知識份子的悲哀”——因為他們至今還要由張三一等“精英”來決定自己夠不夠知識份子的資格——而不是我個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