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都聽到國人說「向上爬」，譬如談論某人鑽營謀私，喜歡踩著別人肩膀向上爬，即使對某高官出事遭罷黜，也會感嘆他好容易才爬到這個位子，卻掉了下來。一個「爬」字，箇中有多少辛酸与忍辱負重，從觀顏察色、阿諛奉承到違背良心助紂為虐，為了得到在自己之上的人另眼相看，為了得到提拔升級加薪，爬上去再爬上去。

    官本位創造了「級別」，少年時代入讀廣東廣雅中學，校園班級里同學，表面上看普通孩子一個，但凡吵架動手，「級別」有時比拳頭還管用，市長的兒子，盡管比中南局書記的兒子耍高出一頭，除了忍受對方嘲諷，別無他途。趙紫陽的兒子和我同級不同班，我們班的華小明見他得讓道，因為他爹華嘉只是個文化局長。週六首長大小車辆駱驛開到校門口，紅旗牌、伏爾加牌和上海牌的車，代表首長的級別，司機都懂得分個先後，伏爾加可以把上海牌擠到後面，但絕對得向紅旗牌讓道。

    部隊大院的孩子更簡單，一句你爸爸幾條扛扛幾粒星，就能整出個「韓信」，讓他乖乖鑽你褲襠。

    「級別」意味著住房用車醫療工資等各方面待遇的差別殊異，有關各級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問題，很大程度上參考了蘇聯的做法，制定了相當細緻複雜的具體規定。比如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幾級以上可以配專車，包括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早在五十多年前，上海市在1956年就按照行政級別將各級幹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明文規定：特甲級可享受200平方公尺以上的「大花園精緻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平方公尺的「大花園精美住宅」；1級可享受180-185平方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級則只能分得「半獨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級只能分得「120-135平方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級只能分得100-115平方公尺的一有衛生設備的普通里弄住宅」；7級只能分得80-95平方公尺的「無衛生設備的石庫門房屋」；8級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級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簡屋」，如此等等。（1956年1月《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貫徹執行國務院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制和改行貨幣工資制的命令的有關文件》）當年民眾居住條件如此狹窄惡劣，按級別分配的住房如此寬敞奢侈，的确十分驚人。

    近幾十年來，除了官位「級別」，還多了一個財富「級別」，有錢也是一種「級別」。開車撞了人，因為自己的車是「寶馬」，就可以把被撞的小販痛打一通甚至整死。民工踩了自己的寵物，可以逼他向小狗下跪，你賠得起嗎？這條名犬比你的賤命值錢多了！

    年前回穗掃墓，先父的墓碑週圍，是一塊比一塊大的墓碑，有的精雕細琢，富麗堂皇，炫耀著死者生前的地位顯赫。最奇的還是幾乎每片碑銘上都鐫刻著死者的職稱級別「高級經濟師」、「名醫」、「*級教授」等等。以前是按死者生前官階決定可否進「八寶山公墓」，如今更甚，平民百姓的墳場里死者也標榜起職稱級別來了。

      在社會內部用地位、權勢、財富來衡量個人和群體的價值，造成了地域歧視、地政治歧視、文化歧視与經濟歧視。也使人逐步疏於自身學養修為，因為一個官本位的級別，涵括了支配他人的權力、座駕住房工資的优惠、收取不正當錢財的機會，也使自己對下有了「高人一等」的輕狂，對上卻多幾分「矮人一頭」的奴顏卑膝。 

    文革年代我交過一個朋友小陳，他是廣州空軍政治部付主任陳伯羽的兒子。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之後，陳伯羽受牽連被捕，小陳和母親、妹妹被「掃地出門」，趕出了空司大院。小洋樓以及里面的傢俱、用品全都是公家的，一律收回，伏爾加小汽車和司機也撤了。

    小陳一家連同空司其他林彪死黨家屬，擠在我家後面一幢三層紅磚樓房里，与我家恰好窗對窗，近得我在家里看到窗前的陳妈妈在抹眼淚。每天都可以看見他母親挽著破籃子在市場撿「菜幫子」， 妹妹本來要進軍區文工團的，因為父親問題也就成為泡影，整天撅著咀倚在樓前的紫荊樹下生悶氣。

    小陳還穿著一身洗白了的綠軍裝，腳踏黑皮鞋，保留著軍幹子弟的最後一絲本色。在我畫畫的時候，他就在窗外同我聊天。他問起我父親和家里人，我告訴他父親被關了三年多。

    「想不到我們都一樣！」小陳猛吸了一口「豐收」煙，忿忿地下意識摸摸領口佩戴軍銜的地方。

    「怎麼會一樣？你家是高幹，我家是資產階級。」我忍不住頂撞他。

    小陳抽了好幾口煙，狠狠地踩滅煙蒂，對我說出一番教我對他刮目相看的話來。

    「你們平民家庭踫上什麼事，找幾個親戚朋友幫忙，週轉十塊八塊錢，打個地鋪過一夜，借衣服穿，總有辦法可想。可我爸爸這些當官的，平時就特講党性軍紀，又要保密，親友特少來往。能進進出出的都是些大院里的老戰友，我爸地位鞏固時沒話說，三天兩頭來開小灶，喝酒啃大肉骨頭，說起大軍南下掃機槍的威風，沒完沒了，臨走還一口一個老首長多保重。

    這次我爸出了事，這些爺們怕受牽連，全躲著我們家，不接電話，也不打招呼。我們現在每月才幾十塊錢生活費，妈又有病，想問他們借都沒門。我家住的用的吃的，電話汽車全是公家的，一下子全沒了。」

    這個從小入讀育鷹小學、八一中學的軍幹子弟，過去一向坐在老爸那舒適的「伏爾加」小車里，從拉上帘子的車窗玻璃後面看外部世界，一場權力相爭政治惡鬥，卻令他從父輩的浮沉，識破官場的世態炎涼尤甚於平民社會。他聽我談到自已与家庭的遭遇，也覺得難以置信。他還告訴我，妹妹凌晨四點去排隊買魚，足足站了五個小時才買到一份變質的海魚。從市場上回來的母親說，人民過著很苦很苦的日子。

    妈妈知道小陳的遭遇後，只是嘆氣，也不言語，讓我送去十斤糧票，陳妈妈用濃厚的東北鄉音連連道謝，小陳在一旁緊緊地握我的手，沒有說話。

    這次談話後不久，小陳翻牆進空司大院偷軍服，還把食堂養的生豬的耳朵割了下來，被警衛當場抓住。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

    幾年後，在廣州的大馬路上見到一輛軍用吉普車，跳下來一個紅光滿面的軍官，伸手抓住我就喊﹕「大個子！可讓我找到你了！」他正是小陳。

    我倆站在路旁說了一些別後的閑話，他老爸經審查過了關還升了官，房子回來了，車子也回來了，妈妈在黃山療養，妹妹去了總政文工團，他也當了軍官，還是副營級呢！小陳還告訴我，如果提到副團級，他會去駐外使館當武官。

    級別，誰還能說你可有可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