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開是指對毛澤東一生功過的評介，功績佔七成，過失佔三成。「三七開質疑」，這是一個斗膽的命題，在過去會招致殺身之禍，如今仍屬列入禁區的敏感課題。對一個死去多年的人蓋棺定論的客觀評价也令人膽顫心驚（歌功頌德之類的除外），反映了這個幽靈至今仍具有這未大的能量，這也算是中國特色吧。

    一般社會輿論對毛澤東的評介，傾向於概括為三句話﹕「建國有功，治國有錯，文化大革命有罪。」這是很值得商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功，首先歸功於拋頭顱洒熱血的革命先烈、為民族解放事業鞠躬盡瘁的仁人志士以及為奪取政權建立功勳的集體領導，毛澤東對建國的貢獻，充其量是其中一員而已。至於治國有請，這种提法有文過飾非之虞。建國以後的幾十年來，在其把持策划下，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將數以億計的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使國民經濟幾度陷於崩潰邊緣。國民非正常死亡，達數千萬人之鉅。如作俑者，其無後乎，怎能以「有錯」兩字輕巧地搪塞過去。最後，文化大革命有罪的提法也屬「量刑」偏輕。十年文革給國家民族帶來史無前例的浩劫，真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造成了國之不國，民之不民的嚴重惡果。從司法角度看，罪是分等級的，犯有殺害一兩人的刑事犯，都被判處極刑。由是觀之，此公犯罪的級別以及該作如何判處，就不用明言了。

    聽其言，觀其行。人們不在乎你說得比唱還好聽，而是以客觀效果，用事實考察你的所作所為。將實情封閉起來，歪曲事實，或啟動宣傳機器，實行輿論的誤導，這只能欺騙、迷惑於一時。大浪淘沙，歷史必定還原其本來面目，身歷其境的廣大民眾，對真人真事的功過是非是了然於心的，即如長期以來對八年抗日戰爭，所作的宣傳歪曲為只有中共抗日，國民黨不抗日。如今不是已斷斷續續地作了較為客觀的更正，承認正面戰場主要由國民黨軍以承擔，与日偽浴血奮戰嗎？

    打倒「四人幫」以後，在與論上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隨著對文革的批判逐步深入，矛頭漸漸指向發動這場浩劫的始作俑者的清算，正在這一關鍵時刻，從中央到地方的宣傳口徑，突然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批判清算轉變為繼續高舉。究其原因，蓋因當時的中共決策者顧慮到對已經神化多年的圖騰的否定，將會帶來對一貫維系政黨的思想体系的否定，從而帶來思想體系歸屬的混亂。將毛澤東謎續高舉，這著實在是一著高招，繼續高舉至高入雲霄，便會從視覺上消失，既不影響大局，又收到逐步忘卻的實效。君不見「四項基本原則」幾年後已從宣傳口往上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嗎？

    斯大林曾經說過，「當80%的共產主義意識為民眾思想所佔有，我們就可以說，共產主義已經建成了。」這是一派胡言。誰能看得見思想、觀點、意識的構成，在人腦中所佔的比例呢？同樣道理，用百分比評價一個人的功過是非也是不科學的。其實廣大民眾不但眼睛明亮，而且心中都有一桿稱秤，即如閻王殿判官爺手手里的記事冊，所有善惡樣樣都記錄在案。

    列夫—托爾斯泰的著作中有過這樣一段名言﹕「人，好比是個分數，分子是他原有的大小，而分母是他把自己看作的大小，分母越大，分數就越小，如果分母是無窮大，那么，這個分數的值就等於零。」這一名言是告誡世人不要妄自尊大。對人的功過是非的評價，筆者擬套用托爾斯泰這一分數式，改為﹕分子是他對國家民族作出的功績，分母是他對國家民族所犯下的罪過。分母越大分數就越少，如果他對國家民族所犯下的罪惡是無窮大，那么，邊個人的價值就等於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