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古時期，歐亞大陸東西之間的天然艱險，并沒有阻隔從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的聯系，在這片荒涼而廣袤的土地上，存在著一條由許多不連貫的小規模貿易路線大體銜接而成的絲綢之路。它的東段到朝鮮和日本，西段遠至地中海甚至法國、意大利。絲綢之路最富神奇色彩的中段，正是在新疆，古今詩人在此詠嘆別離，遭貶謫的仕官在此垂淚踽行。新疆是中國人心中的帶有異國情調的仙境，雄峻的天山、澄澈湖泊与碧綠的草原，奔馳的馬群。葡萄架下身姿婀娜的維族少女，盛產哈蜜瓜的綠洲，就連不毛之地的戈壁灘，也噴出無盡的石油。

    中國人在新疆的絲綢之路上走了整整三千三百年，漢武帝劉徹派張騫兩度出使西域。公元前六十年，天山南北諸地巳歸漢朝中央政府統屬。乾隆朝時，正式命名新疆。

    十九世紀時英國人和俄國人在這里攪和過「東突運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英國人策動在喀什建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僅百日即夭折﹔到了一九四四年新疆發生蘇聯和中共策動的「三區革命」，「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於同年十一月成立，也在不到一年後倒台。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因与蘇聯意識形態相同，新疆中蘇邊境跨國民族眾多，新疆的民族問題因蘇聯有所顧忌稍見平緩。中國對列寧所謂的「民族自決權」作一字之改動，由「自決」改為「自治」。在毛澤東掌權三十年間，王震「鐵腕治疆」，一些地方政府曾五次發動獨立運動，最終都被蕩平，一九六二年亦有數萬疆民逃往蘇聯，由於當時的資訊不發達，中國也未對外開放，所以很多人缺乏對新疆實情的了解，誤以為毛澤東与王震治疆是比較成功的。

    新疆的火苗，是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中亞五個前蘇聯加盟國獲得獨立而再次燃起的。到了今時令日，「疆獨」勢力巳發展成五十二個組織。其中一個名為「祖國的火花」」據說是藏匿在新疆的最大的獨立運動組織，它是1994年玉素普領導下的組織與新疆其他二十七個組織聯合而成，統一指揮新疆內部的地下組織作戰。玉素普早在四十年代成立的「東土耳其共和國」軍隊中擔任過軍官。曾策划烏魯木齊公共汽車爆炸案和軍工廠爆炸案。類似這樣的「疆獨」組織從九十年代以來發動了多次暴動、爆炸、縱火与暗殺，成為中國政府心腹大患。

      七月五日的烏魯木齊暴亂，表面上看因韶關維漢械鬥而起，實質受各種因素影響所致。就在「七‧五」事件前不久，美國「時代」周刊還發表評論文章，就中亞形勢變化提醒美國政府采取行動確保中亞安全穩定。該文指出，「由於中亞仍具有大量未被開發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引來了西方國家和中俄的興建。加上中亞國家的貪腐和專權，地區伊斯蘭叛亂勢力從中影響，中亞地區局勢現在正是危機一觸即發。這裡已經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勢力發展的溫床。」事實上泛突厥、泛伊斯蘭主義、民族分裂勢力、國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的活動，的確給新疆的民族關係帶來消極影響。

    盡管中國政府制訂了新疆少數民族的优惠政策，令許多漢人抱怨這种對維吾爾族的特殊照顧寵壞了他們，從工資待遇到入學標準，甚至犯法後的量刑，都有優待維吾爾族人，這令一些漢人甚至覺得自己反而成了「二等公民」。但是維吾爾族人卻同樣不滿「國內殖民」，認為漢人搶去他們的工作，奪去他們的資源，歧視他們的文化，限制他們的宗教信仰自由，認為經濟發展得越快，自己越窮越落後等等。

    這種兩面不討好的情況，也引起人們對中國民族自治政策的反思。有位新加坡華裔學者建議「中國應該借鑒美國以及新加坡等的成功經驗，要以民族大熔爐的政策（Melting Pot policy）來取代民族自治政策。強化華人（Chinese）概念而不是某一單獨民族概念。」 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民族政策本身就是一個誤區，錯誤照搬了史達林時期的蘇聯民族政策，前蘇聯諸多加盟共和國，一遇風吹草動，就紛紛獨立出去，這種民族自治造成的分裂局面殷鑒不遠，人們不能不擔憂中國重蹈前蘇聯的覆轍。

      這種觀點還主張不能再「人爲地擴大民族問題」，應考慮逐步取消不平等的過度傾斜的民族政策。其次，也要正視幷解決民族矛盾之外的其他矛盾，比如宗教上的矛盾。對無神論的推崇和宗教的防範也應該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將之過度強化到全體國民的意志之上。此外還要盡力消除少數民族的貧富分化，鏟除滋生分離主義的溫床等等。

    在遏制離心勢力的同時，調整民族政策，以「民族大熔爐」冶煉出一個既保持多元文化色彩又有共同價值觀的新中華民族，不失為一條「各族共和」之路。

      七月五日烏魯木齊暴動，驚動出訪的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提前回國，足見事態之嚴重。西方國家与傳媒，并沒有像去年西藏騷亂時那樣「猛烈抨擊」，相對平和得多。除了此次事件導致千人死傷，參與者持械逞凶，禍及無辜，不得人心之外。与「東突」、「疆獨」的恐怖主義屬性与伊斯蘭遜尼派極端色彩不無關係，新疆「東突」勢力一旦与中亞諸國以及土耳其連成一線，全球勢力均衡將生巨變，對國際社會安全穩定必成巨大威脅，屆時那些染指者未必肯定不會引火焚身。在這種情況下，把新疆這個「民族与外交」交織的棘手問題留給中國自己去處理解決，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選擇了。

      通過對新疆暴亂的觀察，除了對死傷逾千極感痛心，個人還認為地方政府在處理突發民眾騷亂事件時，缺乏完善的現代都市管理應急機制，尤其是在六月二十五日韶關巳發生千人維漢兩族械鬥的重大事件，作為新疆自治區及其首府的主管官員，卻毫無警覺与制訂預防疏導措施，事件發生後，反應遲鈍，導致事態擴大，死傷嚴重，其咎難辭。

    新疆是中國的一個隱憂，離心与向心的二力較量仍將延續。但正如人類學者馬克拉斯（C.Mackerras）所言﹕「除非北京垮臺或外力直接介入，要分裂任何一片中國領土都是絕不可能的」！當然馬克拉斯沒有提到，為了解決毗鄰國家邊界爭端，有時北京也會在領土上作出讓步。

    有一位叫莊佩璋的台灣同胞在中國時報撰文說，中國現時處於「軟威權」時代，對藏、疆的統治，或許可以借鏡美國對波多黎各的政策。

    美西戰爭後，西班牙將波多黎各割讓給美國。一九三○年代，波獨起義，美國鎮壓。而當美國不在乎波多黎各獨不獨立之後，波獨反而日漸式微。目前，波多黎各幾乎只剩下維持美國屬地現狀與爭取成為美國一州的聲音。 

    莊先生認為﹕既然卅年前，沒人能預料到中國現在的發展，誰敢保證卅年後，波多黎各歷史不會在藏、疆重演？

    姑勿論莊先生的比方是否恰當，起碼他舉証此例，使我們在民族問題上，不光只看到仇恨，還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