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6月份，有兩個案件在紐國引起轟動。一是大衛.貝恩案，一是薛乃印案。前者涉嫌殺死父母兄弟姐妹五人， 在獄中度過15年囚徒生涯，竟驚天大逆轉， 獲無罪釋放；後者殺妻棄女，被判有罪， 可能要在監牢長期服刑。

    這兩個案件一前一後，互為呼應，勾畫出紐國法體風貌。而薛乃印案更是震驚華人社會， 不得不承認， 案件中的，虐妻殺妻，異國棄女，天涯亡命，跨國追蹤，美國被捕，引渡回紐，獲判有罪，咆哮公堂等情節確引人入勝，一波三折，精彩紛呈，高潮迭起， 如看好萊塢大片。不過，再如何轟動，再如何刺激，也會很快平復下來，大眾的眼球又會追逐新的熱點，新的故事。最可憐的是那個小女孩，成人的罪孽帶給無辜的孩子永遠的傷害。

    這個世界沒有完美，也沒有絕對的好。所謂完美， 是近似完美；所謂好，是比較之好。且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社會體制，法律制度莫不如此。英美法制體系（紐奧兩國包括其中）最大的特色之一是陪審員制度。審判的精髓是， 被捕之嫌疑犯在最終裁定其有罪之前，要假定他是清白無辜的。陪審團成員， 要依據人證物證，庭審事實，不可依據道德和推理等因素判定。在重大的案件中，經常是證據檔多如牛毛，案件審理曠日持久，所耗費用委實驚人， 當然都是納稅人買單。更令被害人家屬憤怒的是，如遇上無比精明的律師為被告人辯護，巧妙地抓住辦案程式的紕漏，人證平時的道德瑕疵，物證科學依據的片面，竟能輕易扭轉乾坤，開脫罪責，使之逃脫法律的制裁。嗚呼哀哉， 真是天理何在？這種情況也無形中鼓勵了欲犯罪之人，抱著僥倖的心理，認為不是當場拿獲，能奈我何？如何入我以罪？

    正是這種法體，又是對公民人權的最大保護。是以人為本， 人權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體現，是英美法制社會的架構基石。寧可漏網，不可錯殺，案件中如有疑點，就存在著重審，翻案的可能。十二人組成的陪審團制度， 有著非常的合理性和深邃的意義。陪審團制度最早起源于古希臘和羅馬，當地居民如發生糾紛或者決定某人是否有罪及如何處罰，都要交予自由民組成的民眾大會做出最終裁決。現代陪審團制度起源於英國中世紀，後在各殖民地發揚光大。這一制度的內涵基礎是：民眾最樸素的良知和正義評判案件事實，比任何精英，權威的判斷更可靠。獨立的陪審團制度， 對政府職權的濫用， 精英權威的偏執起到了監督抵消作用。難怪現代最著名的法官和法學家阿爾弗雷的.丹寧認為陪審團制度是“自由的明燈，憲法的車輪”。

    非常喜歡看1957年的一部老電影《十二怒漢》（12 Angry Man）。在貧民窟長大的18歲少年被控謀殺親父，兇器鐵證如山，人證言之鑿鑿。十二個陪審員只要在休息室內達成一致的意見，就能結案。十二個人各有自己的職業和生活， 在那個炎熱的下午，多數人早已認定嫌犯有罪，只想趕快投票，結案回家。唯有8號陪審員（由亨利.方達飾演）有不同的意見， 他覺得事態可疑，堅持己見，耐心闡述，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一輪又一輪的投票，最後達成了一致的結論：無罪。這部影片曾獲奧斯卡四項提名，轟動一時。電影非常精彩 ，並不因為故事情節只局限在一個房間而無聊沉悶。

    伊斯蘭教國家實行酷刑。以身體刑法為重要內容，同時兼具財產刑、恥辱刑。經常實施砍頭，斷手，削足， 鞭刑等嚴酷刑罰。這無疑對社會治安有震懾作用，從另一方面看，也實在殘忍，野蠻，為國際社會所詬病。

    新加坡以嚴刑峻法聞名於世，1994年的新加坡有這樣一個轟動全球的案件。與母親同住新加坡的18歲美國青年邁克爾.費伊，因噴塗他人汽車，窩藏偷來的路標被判罰款，監禁，和6下鞭刑。這個案件自然在美國鬧得滿城風雨，全球也是沸沸揚揚。還驚動了美國總統克林頓親自出面，向新加坡總統求情，要求以罰代刑，免其鞭刑。結果如何？照打不誤。那鞭刑，在犯人屁股上，用特殊的藤棍，由專業行刑手抽打， 每一下都會皮開肉綻，痛徹心肺，直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更可怕的是幾個月傷勢愈痊後，仍會留下永生不滅的鞭痕。

    新加坡的鞭刑惡名遠揚， 有40種罪名可判鞭刑，包括在公共場所塗鴉，非法入境，或者逾期滯留等。而新加坡嚴密的法網，健全的法律體系，覆蓋了社會各個層面，真正最做到了有法必依， 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使得新加坡成為一個社會治安良好，犯罪率極低的國家。

    我在新加坡旅遊的時候， 也是有小小緊張。不是有作奸犯科之想，實在是怕疏忽犯錯。要知道，在新加坡是連口香糖也是不可以吃的，忘了沖廁所也會被重罰。在新加坡， 千萬不可兜搭女孩子，如被告非禮，可是不輕的罪責。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 自然習以為常，其他國家的人不一定適應。創造這個制度穩定，治安嚴明的花園城市，新加坡人，是付出了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