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兰的秋天来了。我的思绪乘着秋风，乘着秋天的落叶，来到了我的故乡，来到了六十多年以前，来到了母亲的怀抱中。

我出生在日本占领时期的1942年底。我记事时，已经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时候了。一点也不假，人们那个高兴劲。没有了战争，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47年土改，父亲是贫农，又分得了两亩多地。区上的干部常去村里，也常到我家。他们真好，到家就帮着干活，放下桌子就吃饭，俨然就是一家人。有这样的官员，有这样的政府，农民们高兴，放心，而国家，还有农民，也一定都有光明的未来。

父亲是家里的当家人，他明白他肩头上的责任，一种对于家庭的，更是对于我还有弟弟的沉甸甸的责任。于是，父亲成了村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最勤劳也最节俭的人。我们的地里，永远长着村里最好的庄稼；在村边，我们家永远有最大的柴草垜，有最大的粪堆…….

作为配角的母亲，付出了比父亲更多的辛劳。除在农忙季节帮父亲干农活外，平日的一日三餐，喂养牛、猪、鸡，一家人的衣服，等等，这些都是母亲要做的。生在今天的人，一定想不到这些事的艰辛：吃饭需从碾米、磨面做起；喂养牛、猪需从打草做起。最辛苦的却是一家人的衣服了，这做衣服要从纺线开始。每天晚上，等一家人吃完晚饭，刷锅洗碗，并全部上炕睡下之后，母亲纺线的时间才刚刚开始。就在我睡觉的炕头，架上她的小纺车，点上一盏小油灯，伴着我轻微的鼾声，小纺车也就吱扭吱扭地响了起来。那时母亲连煤油灯都舍不得点，点得是一种棉籽油的灯，十分昏暗。就是在这十分昏暗的灯下，每次从棉卷抽出约半米长的细线，然后把着纺车的手柄，旋转约十几圈，这半米长的线才算纺成，之后把它缠到线缍子上去。然后再拉线，再摇十几圈，纺出另外的半米。不知要摇多少下，才能纺出一个像拳头大小的线缍。之后卸下来，再纺下一个线缍。母亲就这样，纺呀纺，一直纺到深夜，一直纺到黎明。就这样，纺了一天又一天，纺了一月又一月。直到攒够了足够的线缍，之后把线缍卖掉，换成布。然后再经母亲裁剪，再在那盏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缝成衣服。这一件一件衣服，有母亲的多少心血，至今难以忘怀。

母亲养着十来只鸡，这是家里日常花销的主要来源。每天清晨，母亲都要摸一摸鸡屁股，看看哪一只鸡当天会下蛋，之后要把这只鸡圈到家里。要是不小心让哪只鸡把蛋下到外面，母亲要心疼好一阵子。鸡还有狐狸、黄鼠狼等天敌，每天晚上，母亲都必须把鸡窝堵得结结实实。尽管如此，鸡被叼走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每有此事，母亲总是难过好多天。每隔十天半月，等鸡蛋积攒了一定的数量，母亲就提着竹篮去赶交河集，在集上卖掉鸡蛋，顺便买些日用品回来。每次赶集，母亲都要给我和妹妹买5分钱的花生。那时物价便宜，5分钱大约可以买到一斤花生。当估计到母亲快回来的时候，我总是领着妹妹走出村子，到去交河的路上接母亲，为的是早一会儿得到梦寐以求的花生。

那段时间，父母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但他们的心是甜的，因为他们对未来有憧憬，有梦想。土改后没几年，父亲就又买了二亩多地。当时我还小，虽不大懂事，但也知道为买这二亩多地，父亲是怎样地一天到晚苦干，母亲又是怎样地拼命节俭，这样才能不断地一点一点地积累，并最终凑足了买地的钱。记得地契刚刚拿到手的时候，父母那个高兴劲儿，白纸黑字，上面盖着人民政府的鲜红的方形大印，父母看了又看，在上面摸了又模。然而历史却向父母，也向全国所有的农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几年之后，全国的农民都“自愿”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父母也“自愿”地把全部土地，包括原有的，土改分到的，还有后来买的，统统交了出来。失去土地后的好长时间，父母还经常打开专门盛地契的小盒，拿出地契，看了一遍又一遍。这毕竟是他们的心血，毕竟心有不舍。那些地契，承载着父母的全部希望，承载着父母对未来的憧憬，承载着父母亲对于我和弟弟的全部责任…….对着地契，对着地契上那颗鲜红的人民政府的大印，他们摇头，他们叹息，他们迷惘，他们不解。我没有继承那些地，但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父母疼爱我和弟弟的那颗心，我知道，父母为土地所付出的一切辛劳，都是为了我和弟弟。

合作化以后母亲更辛苦了。家务事是少不了的，还必须常年每天下地干庄稼活，去名副其实地落实被吹得震天响的“半边天”的豪言。其实这也并非全是由于政治的驱使，处于自家利益的考量，母亲也必须每日下地干活。因为母亲干这一天，可以挣到大约8分工分。可别小看这8分工分，秋后分红可以分到1—2斤甚至更多的玉米。并且在地里干活并不累，农民在地里干活也就是干一小会儿，便坐在地头聊天，等到傍晚收拾家伙回家。那年代，善良的农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了土地，没有了牲畜，没有了农具，无奈之下，“磨洋工”成了他们唯一的手段。

后来，政治是越玩越玄，成立了人民公社，据说那是通往天堂的路。之后大跃进，大丰收，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之后全村吃大锅饭。这场热热闹闹的大戏，没演多久就演不下去了。在看到粮食实在不多，根本维持不到来年的时候，英明的领导们在关键的时候，还真地“英明”了一把，把剩余的不多的粮食分给农户，任他们回家自生自灭。

那时我已经升学到了天津，60年春节，学校不让任何一个农村的学生回家。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母亲勇敢地扛起了一家人生命的重担。母亲经过仔细地计算，做了精心的安排，以便能用这点不多的粮食，维持住全家人的生命。看到脸上已经是皮包着骨头，然而两条腿却肿得老粗的父亲，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其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才6岁的弟弟十分懂事，在饥饿面前，两眼满含着泪水，硬是咬着牙不喊饿也不要吃的，饭桌上，也从不伸出他的小手去取食物。那每一顿饭，都是撕心裂肺的疼又伴着撕心裂肺的爱，嚼着的是食物，嚥下去的是泪水。就这样，一家人共同分担着食物，也共同分担着飢饿。正是由于母亲的坚强和博大，一家人相互扶持着，从死亡的边沿上走了过来。这期间，不用说，母亲的肩头扛着巨大的责任，也扛着巨大的爱。母亲每餐舀多少米下锅，到把米煮熟，之后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中，是理智的考验，是意志的考验，更是大爱的考验。

困难时期过后，经过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走资派治理、整顿，农村情况已是大大好转。65年秋，我大学毕业留在天津。当我拿到第一个46元的月工资时，我知道，我反哺双亲的时机到了。那时，我已与我的女友，即我现在的太太确立了关系，我还要与她规划我们的未来。经与女友商议，我每月给父母寄10元钱。两年后，我的月工资涨到56元，因为我已结婚并很快生下我的女儿和儿子，我给父母的10元钱就没增加，也没减少。父母总是觉得这10元钱已是够多的了，父母从来

不向我要钱，相反总是说我在城里花销大让我少寄些钱给他们。就这样，父母的日子好多了，一家人平安、快乐、和睦，妹妹出嫁了，弟弟长大了……

再到后来，文革开始了。至今人们总把文革说得多么多么的糟，多么多么的乱。其实也不尽然，糟、乱只是在城市，在领导层。那阵儿，伟大领袖太忙了，你想想，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林彪，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伟大领袖必须要精心策划，去一个一个收拾他们；还有大民主、大串联、造反、夺权、清理阶级队伍、干部下放、上山下乡，这一幕一幕荒唐而滑稽的历史大戏，伟大领袖也必须亲自策划、导演，那里还有闲心去管农村那些屁事？也因此，农民们却有幸度过了基本上风平浪静的10年。只是要时不时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能走资本主义。虽然穷得当当响，但还不至于饿肚子。比起总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担心不知何时，就会被人家砸烂狗头要强得多了。

就在四人帮刚刚倒台不久，才59岁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这是母亲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我们兄弟的簇拥下，母亲总算走出了阴影。后来，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我们兄弟的情况越来越好。不用说，母亲的境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后来，我退休后来到新西兰。现在母亲在原籍与弟弟生活在一起。弟弟心细，照顾母亲无微不至，弟妹也十分贤惠。我也几次回去看望母亲，更经常有越洋电话向母亲请安。

我知道我在母亲心中的分量。在母亲的心中，我是何等的可爱，那几个我儿时的经典故事，母亲牢记在心头，说了一遍又一遍，说了一年又一年。每次隔洋电话，母亲对我那一连串的叮咛，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别冷着，别热着，那一句一句沉甸甸的叮咛，撞击着我的心扉。每次我回国看望母亲，母亲那个高兴劲儿。而当我返回新西兰时，母亲送我到街头，总是装作很轻松的样子，可我知道，母亲的心并不轻松。每当车子走得稍远，我从车子的窗子向后看，总是见到母亲又撩起了她的衣角，擦她的眼睛。我知道母亲在流泪，母亲的心在流泪……

我敬重在儿子背上刺字的岳母，我也敬重“择邻处”，“断机杼”的孟母，但我同样敬重那些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母亲。我以为，世上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这伟大出于母亲的本能，出于原始，出自内心，因此也更加真挚，更加圣洁，更加博大，更加感人。母亲的爱无边无际，无处不在：她存在于母亲的眼神里;   存在于母亲的一个亲吻，一个拥抱里;   存在于母亲的一句关切的问询里，一句不放心的叮咛里;   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里;   母亲的爱融进了一粥一饭里;   缝进了一针一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