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色彩本身就是抽象的，只是画家本身的情感因素和个体喜好占据了太多的比重，从而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思考，充其量只是“随类赋彩”，加之元以降“水墨为上”的美学理念，更使得关于中国画色彩本体的思考显得薄弱。

抽象的色彩其实和音乐是相通的，不同的色彩和音符的组合会给人以迥异的心理感受。音乐这种神奇的境界，叔本华认作是“意志自身的写照”，也是19世纪末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象征主义艺术追求的目标。康定斯基在《艺术中的精神》中称：“音乐在数世纪里，都是一门以音响的方式表现艺术家的心灵，而不是复制自然现象的艺术……一个画家如果不满足于再现，而渴望表达内心生活的话，也不会不羡慕在今天的艺术里最无物质性的音乐……他自然要将艺术的方法用于自己的艺术。结果便产生了绘画的旋律、数学的抽象结构、色彩的复调……的现代愿望”。如果画家能够理性地用音乐创作中的规律来指导绘画，就有可能在作品中出现新的气象，音乐元素的加入对画家独立画风的形成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多种材料色彩的混合应用，或许既是聪明的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但它无疑使画家探索新的绘画语言成为可能 ，同时，它也极大地激发了画家的创作欲望。一种“千古不变”的完美的绘画形式实际上是不完美的，画家以一生来完善某几幅作品既是乏味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无限重复的劳动及对某种脑海中既有的所谓完美的追求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我们通常只知道好的艺术作品是在画家“通神”的状况下完成的，任何过于理性的创造都应该与艺术无关。然而，事情不能走向极端，正如中国画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及偶然效果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堕入消极等待失控状态下的效果的境地，大师笔下的偶然实为理性下的必然。

过去经常听说某画家吸收了丰富的民间色彩，猛一听也就过去了，但让我们再往深里问一句：民间色彩中的哪些东西让画家真正感动，并且激发画家寻得了色彩的本质呢？恐怕不是太多人能说得清！色彩之于画家本应该是感性的，但能借助关于色彩的理性思考并掌握了色彩与人类心理关系秘匙的画家，其以感性来赋彩则是更具主动性的。当下的中国画家应谦虚而审慎地研究全人类关于色彩的论述，更不应把中国画本身放置在古董架上，只敢为其拂尘不敢再赋以新的生命，让其为当世所用。赵无极先生曾建议合并西画与国画，让它们统一在绘画专业里，其实不无道理。而今任何艺术形式间的对话都已变得容易起来，东西方艺术家创造的艺术成果应该属于全人类所有。谁能把毕加索只当成西班牙画家？范宽、荆、关、董、巨，谁又能说他们只是中国画家？当下的画家应该在全人类的艺术遗产中寻找更宽意义上的传统。想必先贤也一定是力所能及地研究了他们能寻见的一切美的作品，发现了符合其时代的审美规律。倘若让范宽生活在今天，当他看到来自不同民族的、如此众多的艺术作品时，可以断言其作品一定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式！所以，我们必须在众多艺术语言中寻找科学的东西来丰富自己，而把自己定位成地域性画家是短视的。因为往往以追求民族性为借口的行动都落入了思维方式的老化、艺术生命的苟延残喘上了，抑或有如猴子般对人类的模仿，毫无内涵可言。

我们创作中国画的目的也不只是为了提供给观者一个自然中的场景，或是让读者勉为其难地去参悟画家想要表现的意境，画家应该给观者一种“形而上”的心理暗示，用色彩与构成建立的平面去激荡观者认知中的情感涟漪，唤起观者对社会生活的提炼，进而与画家达成和谐的共鸣。事实上，画面所描绘的内容只是供画家与观者之间感情与灵魂对话的载体，而这个载体的建构离不开理性的指引。中国画家更应理性地使其作品自身具有生命力，画面上的每个元素都应成为这个生命体的部分，一笔一画应有如整幅作品的筋脉血肉。也因此我们在理解古人所谓“气韵生动”时，应当加入对绘画本体生命力的要求，这样即便是画家随意漫写的几根线条也就具有真实的意义了。即便这个线不是为某种具体的造型服务，线只是线本身，但它是有活力的。由此我们来回望倪瓒、八大简之又简且不食人间烟火的花鸟虫鱼、山川河岳时，才真正意识到他们已摆脱了自然界客体的桎梏，而完美地在绢素上理性地展现其胸中化境的个中原委，恰恰是这种摄人心魄的化境可以深深地感动观者的心灵。董其昌提出的绘画南北宗之说，作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是有见地的、高明的，但他关于“南”、“北”的褒贬所产生的危害恐怕要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不可否认文人画一格在传统中的地位，但人云亦云的结果是几乎使国画更沦为供人于茶余饭后把玩之物，文人戏笔的结果充斥着庙堂、乡野，以至病态、萎靡之风日下，影响迄今，这就让人们总是发觉综合美展中国画被油画“吃”掉了！而这完全可以避免，要知道笔墨只是语言工具，画家应该用到位的语言来理性地表达社会大气象和自身的宽阔襟怀。关于前者可以用负责的态度观照周围瞬息万变的世界来解决，但着眼点要高，应尽可能俯视以把握全局，应离开“趣味”去发现。胸怀则更需要通过历练去拓宽，画家应忘却自己的身份，更不可以文人自居，应把自己看成战场上的将军，甚至自视为开着挖掘机的壮汉，也断不可堕入“书画小道”中不可自拔，宁霸悍、勿小气，做事、行文、绘画一理也！我从不认为达利说自己还活着是这个世界的幸运是一种狂妄！

做人、从艺都要求取法乎上，这讲的是要理性地学习。一位想要有所建树的现代画家就必须这样去想、去做。培根在谈及成就自我时曾列出个单子，其中就有一条是接触各界成功人士。因为他们肯定有着各自特殊的品格、能力与经验，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与他们交往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况且得到他们的接纳绝非易事，自身的实力是前提。那些一味地视接触成功人士为势利的说法是带有酸腐味的，今天的所谓不求闻达是虚伪、胆怯的表现，要不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若是真的有惊人的创造就应该与人分享，如果拿到其它文化面前或许还能为中国艺术赢得更多话语权呢！那种敝帚自珍式的孤芳自赏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当今的世界要么你影响别人，要么被别人影响，想搞个世外桃源恐怕也没这个实力，谁会免费给块地别人让其用以自恋呢？关于这一点张大千做得好，他走出中国画国画、展国画、谈国画、卖国画，这也是到今天人们仍为他喝彩的原因。严格意义上讲，大千居士再活十年其作品或许才臻于完美，但又有谁能否定他的成就呢？绘画这种劳动是极为个性化的，只有靠每个画家的成就来提升一种艺术形式的整体形象，也只有让人们感受到画家的艺术天分与灵性加之画家超乎寻常的劳动量，他们才会被折服，或许他们未必能完全读懂绘画语言，但他们往往能得到绘画最本质的东西——感动。

“道可坐而论之，艺必起而行之”宾虹老人说得好。眼高手低对画家来说总比眼低手也低好，但没有作品总难免苍白。这个行当其实很难，这种艰难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难在画家精神层面理性的自我修炼，而这两者都无情地需要画家用一生作筹码。运气佳者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其艺术个性得以张扬，但多半只能含恨改行做个聪明的旁观者，或者空守满腹牢骚。所以，从艺与否也得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