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北京，心系奧克蘭，這個味道有點苦樂參半。

苦的是眼看着奧克蘭一群好友們之間趣事樂事連連，我這里抽身不得，摻合不進去。每次忙里偷閑看罷郵箱里的《華文文化沙龍通訊》都像是小時候看露天電影看着正入迷突然被人拉走了一樣，兩腿讓別的事牽跑了，心里卻丟了半個魂兒。

樂的是我文揚在奧克蘭有這么一群可稱人生別無他求的文化人朋友，無論我走到哪里，他們都是我在文章江湖上的一群好兄弟。人屬于群居動物，沒人真的願意一輩子野鶴閑云，古時候也的確有天天反穿皮裘在大江中間孤身一人釣小魚的高僧隱士，可細心一想，這几位特立獨行之人若真的想要退隱山林遺世而去何必大夏天反穿皮裘呢？若不是為了讓皇上派出來的人容易找着他們何必非要坐在江中垂釣呢？我當不了這種假仙鶴，我也就是只野鴨子，喜歡到處有朋友，誰要硬把我一個人扔到千山鳥飛絕的地方讓我獨釣寒江雪，我就得哭着鬧着讓人在我的小船上接上電腦，一邊釣魚一邊和我的遠方朋友們網聊。

言歸正傳，下面說說今天在網上和奧克蘭的朋友們聊點什么。

半個月前，看完中國兩會閉幕溫家寶總理的記者招待會，有感而發寫了一篇《中國人的信心從何而來？》（以下簡稱《信心》），寫完并不是很滿意，但自認為一篇應時之作，不過數日之微言遒鐸，也沒有再修改，順手就發了。

文章發出后，一如從前，網上一些一直把我當對頭、當靶子的寫手照慣例對此文發起了一輪圍剿，不僅在跟帖里發難，有人還另文再批，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沒有了這些攻擊，反倒覺得反常了。

在奧克蘭的輿論圈里，一直以來也經常有對我的某篇文章進行反駁和質疑的。我做報紙總編時，凡是不違反建設性、和諧性這兩大原則的，照例會在報上全文刊發，并不敢徇私。

這一次看了沙龍通訊里刊發的必勝客、范士林、穆迅等几位先生圍繞《信心》一文的爭辯文章之后，我又高興又着急：高興的是這些爭辯的水平都不低，比我在網上讀到的那些評論高出一個檔次，很值得繼續深入推進；着急的是我一時騰不出時間，眼看着各位老師已經直接點名讓我作答了，我卻蹩在一堆雜事里轉不過身來。

直到今天看到大衛王先生的精彩小說《沙龍南學》，心想，再不回應肯定是不行了，萬一哪天這篇小說成了名著，被譯成几十種文字傳遍天下接着又傳至后世，天下人就此認定故事中的那位文揚做事不靠譜，只能請神不能安神，頭上挨了板磚后埋頭當了鴕鳥，這一來豈不是成了曆史冤案？于是，今天閉門推掉所有的瞎忙，踏踏實實緊趕慢趕回應一下。從頭來，先回應必勝客先生的《萬家燈火里的黑暗》一文。

首先，我基本認同此文的學朮水平和論辯方式，雖然不曾相識，但從文字中可以判斷，必勝客先生是一個不錯的對話者。其中關于俄羅斯問題的論述，對我來說有不少新知識，對此表示感謝。

至于我的《信心》一文的立論，毋須諱言，此文的確有呼應中國總理講話的本意，甚至可以公開承認，此文就是在為當政者鼓與呼。我為什么這么做，甘冒“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受到質疑的風險這樣做，我很樂于做個解釋。

全球金融危機大難當頭，有人用“美國是輕傷，歐洲是重傷，中國是內傷”來描述當前形勢，在這個危難關頭，“信心比黃金還重要”這句話對于中國人來說是至理名言，只要政府和人民的信心強，整個國家度過危機恢復增長的希望就大，損失就小，未來的事情就好辦。而信心是個心理因素，大家一起互相鼓勵，這個因素就出來了，作為一個只會寫文章的“公共知識分子”，不打糧食不產鋼，能夠用自己的一篇文章，起到比多少噸的黃金還要重要的作用，在共建信心的大業中出一份力，這個意義與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名分之得失相比，孰重孰輕？

不管整個國家的大計，不管億萬國民的民生，一心只在乎自己反政府的偏執立場和自由派精英的道德優勢，是不是過于自我了呢？

無論什么時候，也無論是什么問題，都要求堅持“利用走出專制社會身在海外的自由，誠懇而認真又毫不留情地批評與揭露，大膽建言與獻策，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民主改革。”這樣一條“公共知識分子的必由之路”，這是不是也成了一種專制了呢？

怎么好端端一個“身在海外的自由”，卻又划出一條“必由之路”來了呢？聽共產黨的“必由之路”說，還聽得不夠？

范士林先生在文中評論文揚，說我“有一種把今天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成績，尤其是經濟上的成就，與過去的失敗和挫折來對比的習慣”，對這個評論我基本接受。我喜歡讀歴史，傾向于把中國問題放在一個較大的歴史尺度里來觀察。清末甲午戰敗，總理海軍事務的醇親王奕譞那一句“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恨也！”始終是我心底的一塊沉重，也是我歴史觀的一個支點。從中國人那個年代里瀕臨亡國滅種的絕望吶喊，到后來獨立建國后敢于提出“超英趕美”，再到几年前輕松實現了“超英”，再到几天前中國首次代表部分“國際主流社會”提出超主權儲備貨幣方案，公開挑戰“美元本位”，坐實了G2格局；本人有幸身處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巨變進程當中，我會只為了某種刻意保持的批判精神而犧牲自己與時代共命運的機遇嗎？

借此機會公開宣布一下：在所有五花八門的“主義”中，我只選擇“民族主義者”作為我認同的政治身份，其他都在質疑和否定之列。范先生提醒我注意文章中顯露的霸氣，我希望我今后能夠把民族主義本身的霸氣和我個人文風中的霸氣區分開來，對于前者，它屬于整個民族，讀者自然會接受之；對于后者，……，聞者足戒，聞者足戒。

另一個問題：我在《信心》一文中所援引的民調資料，因為沒有注明出處，引起了很多批評。首先在此表示抱歉。實際情況是：我的“據資料，在近几年國際獨立調查機搆所做的民意調查中，中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的滿意度和對領導人的信任度常常會高達80％到90％。” 這句話，是從張維為先生的新書《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援引的几個資料合并歸納而來的。張先生原書中對于這些數據都給了出處，看不出是“荒謬數據”，有錯在我，為了控制篇幅把腳注給省了。張維為從鄧小平在任時就開始任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二十多年里走訪了一百多個國家，現任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已有多本著作面世。《中國觸動全球》是張教授最新的一本，不知方華那里是否進了此書，如有，本人在此推荐一下。

無論如何，還是很感謝必勝客、范士林、穆迅各位老師對本人文章的關注和評論。本人寫時評隨筆斷斷續續有十年了，受益於各種批評和指教甚多，回應批評並不意在否定不同意見，更多的是為了推進討論。

這次聊天聊得夠長了，最后還不得不補充一句：華文文化沙龍在創立之初就有個宗旨，叫做“自由文化人的自由聯合”。也就是說，這里的每個人都是自由人，這種自由也包括了對沙龍認同或不認同的自由，親近和疏遠的自由，所以是一種最大程度的自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參加”沙龍，對一個希望自己的作品與他人共享的文化人來說，實際上只會意味着自由程度的增加，自由天地的擴展，而不是減少和縮小。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今后沙龍組織者可以考慮不再用“參加”這個詞來對新作者發出邀請，就只說“敬請關注并自由參與華文文化沙龍的文化活動”。至于有些人似乎必須要借助否定他人自由身份來證明自己是自由人，當然也是一種自由，不妨叫做“減少自身自由的自由”，只要在現實中與他人無礙，自便就是了。

拉拉雜雜說了一通，不算是文章，只當是聊天。回北京已兩月有余，感覺上與奧克蘭的老朋友們很久不見了，甚是想念，就借此機會與所有讀到這篇聊文的朋友們打個招呼吧，希望大家過得都好！全家都好！

2009年4月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