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她的美丽,我更愿意用艳丽来形容。是的,犹如一个妖艳的贵妇,漂亮得无可挑剔。她的风情万种,让人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按捺不住的是你想花钱的冲动,想占有的期望。这样的城市,容易让你神魂颠倒,常常使你幻想非非,也恰是缘于她那难言的诱惑力。我这样说,你可能以为我在影射香港的香艳和浅薄。你要这么理解,我并不准备反驳。
无论如何,面对于这样一个性感得有些火辣的城市,若求解读严肃的人文课题,自然有点煞风景。正如选美,女性的智慧多是门面的装饰,若你还要一本正经地与美女探讨哲学、思想什么的,肯定是寡然无味。然而,城市毕竟不是美女,何况,在其艳丽的外表下,香港也蕴含有别有情致的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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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漂亮的事物,我也不愿免俗,谈及香港,就不妨从她的美丽谈起。
或在傍晚,清风徐徐时,迎立于太平山顶,俯瞰香港城,看迷人繁灯点点,精彩霓虹烁烁,你会深深厚地被她的妖艳震动,为她的风情折服。或逢丽日,春和景明时,游逛于浅水湾、尖沙咀、中环,跑马地之间,痴迷于闹市街头红男绿女的万种风情,惊奇那玻璃幕墙里光怪陆离的商业繁华,赞叹郁郁浓荫下公园绿地的精致漂亮。稍稍游走一圈,你便会恍然为何那么多人喜欢香港。香港承载着中国百年来苦苦追求现代文明的一个艳丽梦想啊。在国人心目中,那里代表着富足,代表着现代化,代表着未来我们可能的方向。然而,无论外人如何看,香港人应该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毕竟城市文明的画卷,纵要艳丽,也绝非女人化妆那么简单。
香港的个性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业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受宠。而商业的发达,则归功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其独特的历史背景。香港人常自嘲为"经济动物",对于政治,往往刻意淡漠、消解,唯恐避而不及。这种"政治冷感"的心态,说到底无非是在漫长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个人经济利益与群体民族情绪冲突持续对撞、摩擦后练就的一种消极保护自我的精明与圆滑罢了。这种妇人心的"世故",使得香港从文化本义上失去了根源,在精神道义上迷失了自我,因而也困苦了百年,尴尬了百年。
反思香港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香港的荣辱起伏,从来都是与国内政治息息相关。它曾是殖民者手里的筹码,也曾是革命者的天堂;它曾是大陆通向世界的窗口,也曾是展现民族自强的舞台。历史中的香港,呈多重角色、多面性格,在多起伟大的历史事件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众所周知,香港的现代历史,正是源于百年前一场令国人痛心切齿的鸦片战争。当年,英国人需要一个长期贩卖鸦片的据点,才选中了这个港湾优良的小渔村。面对今日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香港,很容易给人一个假象,那就是香港今日的繁荣,好像得益于百年来的英国殖民统治。这样的论调,或明或暗,曾顽强地存活了很长时间。
这种可怜又可悲的"殖民情结",是一种比奴性更可怕的精神副产品。因为这种情结是将自信建立在别家文明基础之上。当年,不是有人叫嚣中国应该再被殖民一百年么?这论调不但可悲,而且是可怕的无知。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城市的发展繁荣,永远不可能被不平等地依附在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情绪或施舍之上。就如大家的丫头,因为有几分姿色,受些主子的恩宠,又多赏了些残羹冷炙,就忘乎所以,飘飘然,还以为她过得好、吃的好,并由经得出结论:要吃好饭,唯一途径便是做奴才。这说到底是一种缘于不自信的民族"软骨子"病。
自然,不是说香港人喜欢做奴才,而是缘于突然富足后自私的小市民心态罢了。性格上呈排斥性和自大性的香港人,无非是着急,想刻意与落伍和贫穷划清界线。有许多人讨厌香港人,恰在于这种群体的自得。这纯粹是一种小市民心态,无法将其与一个大都市的宏大联系起来。然而没办法,香港人尽管一直以为自己很"洋气",却总是莫名其妙地张扬着这些不太可爱的"俗"气。
从民族情绪上讲,被殖民自然算不上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从文化意义上讲,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浸灌和洗礼(无论是强行还是别有用心),造成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却未必算得件坏事。从文化意义上讲,香港正得益于这种混血优势,但也尴尬于此。香港,是中国诸城市中最"洋化",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大、也是时间最长的城市。如今的香港,早已完成现代的蜕变,变成一个成熟而美丽的摩登大都市。
香港的繁荣与发达,自然不像英国吹嘘是他们"殖民"的功劳,若他们真有这本事,那世界早就大同了。但如你所知,事实并非如此。因此,香港的昌盛,更应该归功于那些聪明而勤劳的香港人。
从群体人格的意义上讲,香港人有着一种独特的韧性和天生的投机才能。如我们所知的亚洲首富李嘉诚,就是靠做塑料花发家的,他善于抓住时机,不屈不挠,敢作敢为,终于做出个诸多的世界第一来。港人善于钻营,勇于冒险,也多是令人叹为观止。纵观香港那些榜上有名的大富豪,在其资本积累或扩张上,都有许多让人拍案叫绝的大手笔。大家都知道前几年,一个叫李泽楷的年轻人,百十个亿搞收购、玩兼并、拚数码港。刚开始亏了几十个亿,好在是有个好老爹撑着,也不至于下不了台。对其是非,对其成败,作为局外人和外行,自然无法拿出个一致的看法来。举这个例子,只想说明港商的胆大。港人好吃能吃,不知是不是真都吃过"豹子胆"什么的。自然,这是玩笑话。
香港人会做大,爱做大,敢做大,都是不证的事实。如建个海洋公园,要造世界最大的;宝莲寺塑个青铜佛,也要是世界第一。便是那启德机场,也荣列世界三甲。这种性格特点,放在大老板身上,是魄力,而放在小民身上,局限于能力和资本,最后竟萎缩衰变成"好赌"的品性。
众人都说香港是冒险家的乐园,有钱人的天堂,野心家的西部,年轻人的赛场。只要有资本(钱、胆、色、才),便没有什么不可以。这里充满了无数机遇,也布满了无数陷阱。激情与才情交织,胆量与名利同辉,只要你敢,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香港是一个流民的世界,缺乏稳定性的根基,他们的骨子里,不可避免流淌着"冒险"的不安分因素。加上花花绿绿的商业化刺激,在高度竞争缝隙里疲于生计的小民百姓,抱着"一夜掉下个陷饼"的美梦,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赌风之盛,赌气之烈,我们可以从香港电影里清晰地感觉出来。而普通民众的麻风牌风更是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在香港,这可以玩老虎机,摸六合彩,也可以赌马赌狗赌车赌球,时下,不是有人呼吁把"足球赌博合法化",据说有利管理,增加政府税收云云,调查表明,"持赞成的民众较多",这也算是"群众的呼声",港府言称搜集民意,再作决定。从这个事件可窥一斑,赌在香港民众心里的地位与价值。港人好赌,还有一个独一无二节日可以佐证。每逢农历年初三,是为车公诞节。这个车公,原为宋的朝大将,大概当年也好赌成性,后得道成仙,化为神祇,竟专为赌客服务。车公庙的风水特别好,巧位于香港赛马会沙田马场附近。年车公诞时,信徒如云集如潮涌,香火异常旺盛。
说到底,赌是一种小市民对于追求世俗化理想的投机表征和心理依赖罢了。商业社会里,投机成功的几率再小,也被别有用心地夸大,在人性弱点的纵容下,成为掩盖在华丽外衣下城市肌体的一块不健康的肿瘤。
如前所述,香港是个移民的城市。而在移民当中,一部分人是最有钱的人来到这里,另一部分是最没钱的人也来到这里。于是,这个世界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面是上层人的纸醉金迷生活,一面是小混混的刀风剑雨生活。自然,时代变了,经过几十年的整合,阶层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有钱没钱的界线还是格外分明。于是,这个世界便在现实中割裂开来,有钱人上太平山、浅水湾,没钱人也就只好住"鸽子笼"了。然而,在精神上,却有一种东西又把两者统一起来,那就是钱。大家都在想办法赚钱,赚大钱。
于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永远都是那样来来往往,匆匆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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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艳丽,反映到文化上,便是文化诸多事件上的那层浓浓的商业口红。
众所周知,香港有"亚洲盛事之都"的称誉,多爱举办一些大的文艺活动。如亚洲艺术节,香港艺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艺穗节等等,在国际上也都有一定名气。但如你所知,这些节日的举办,更多是侧重其商业和旅游的经济价值。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可算一点不假。而香港的文人,也未能免俗。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香港文人能量大,爱折腾,多是商文两不误。如我们熟知的"天皇巨星金庸",不但武侠小说写得好,同时也是个非常成功的报人和企业家。其他文人也多如此,常兼有各类商界职务,或策划,或董事,或自理公司,或独创报刊。便是独立些,专一点的,也多是受聘各大报刊的专栏作家。商界有商界的规矩,上了套的文人,自然无法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冷冰冰的商业契约,如紧箍咒一般,像催命符一样,不但限制了作家创作的自由,也稀释了文人斗量的才情。大多香港文章,给人的明显感觉就是"水"得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从文化意义上讲,娱乐文化,滥情作品,便是纵有正面意义,也总是因为沾有过多的商业色彩,而显得货不真,价不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避不开商业,也没必要避开。但商业绝不能代替文化,也不能包揽一切。换句话说,娱乐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涵盖全部。如果一个城市里充斥民众精神世界的,铺天盖地的多是色情、暴力、艺人脸蛋、模特大腿、八卦的个人隐私和无聊的插科打诨,这绝对不能算正常。但不幸的是,香港正如如此。曾被讥讽为"文化沙漠",又自鸣为"经济动物"的香港,似乎精神上也只求于近乎本能的"低级需求"。想想看,这实在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当然,沙漠里常存绿洲,香港也有文人,而且还不少。便是近年来单从香港移居到海外的,就有200多名。香港文人普遍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产,美名曰:"文快如风",或称"快手高手多面手"。自然,商业背景下的文人,多以"煮字谋稻粱",实在不容易。为了混口饭吃,只好什么都敢写,什么都能写。香港的读者群体以小市民为主,自然品位不免投其所好。模仿,滥情,顺大流,自是省力又赚钱的好办法。对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年叶灵凤老先生"香港有许多小说,只是创作太少了"的感叹了。
香港还有个艺展局,对于文化事件及个人,多持鼓励态度,每年都有相当数目的赞助。实事求是地讲,香港举办的"纯文化"活动,绝不比大陆差,也不见得少。平心而论,香港也有不少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的作家。如武侠,如散文,如新诗,都有一批相当优秀的作家。然而,香港缺少一种大气、持久、浓郁的文化氛围,难以形成特定的人文精神凝结。于是,香港的文学,香港的文人,只好在商业的喧闹和摆弄中,或安于现状,或疲命生计,不可能"十年磨一剑"了,不可能"两句三年得"了。若要如此,没有精神支撑,没有低线保障的香港文人,只会被这"低效率"困死在体面的西服底下。
生存压力的相对紧张,人文精神的自我迷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创作"的严谨和挚诚态度。或切点风干的乡愁,伴些莫名的洋字,沏一杯怪味的文化奶茶,或拾些难考的牙慧,抓把另类的典故,熬一锅混杂的精神稀粥,描描情绪,凑凑字数,多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文风立意上,多是圆滑,多是自我,多是浮躁,多是媚俗。当然,也有例外。
如我最敬偑的一个香港作家是林爽。她在40岁时随夫移民新西兰后,利用3年时间获得纽西兰合格教师文凭,接着又取得奥克兰大学教育学士。自然,最令我敬偑的不是她的努力刻苦,而是她的大气。她花了8年时间研究毛利族的历史和现状,并出版《纽西兰的原住民》一书。对于一个华人作家来说,这非常难得。因为她终于走出"华人华文"的小圈子,把笔触伸向更广阔的人文空间。便是这一点,便是她一个,已经足使香港文人都来骄傲一把了。
2004-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