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黄帝纪年
- 外文名
- Huangdi chronology [5]
- 基本简介
- 根据黄帝即位以及创制历法的时间
- 相关记载
- 汉代史书《汉书·律历制上》
- 皇极经世
- 《皇极经世》与黄帝纪年
- 例 如
- 开元4718年（西元2021年） [4]
黄帝轩辕纪年是以轩辕黄帝即位后创制历法的年份甲子年为元年的纪年方式。是根据黄帝历、天干地支及《帝王世纪》《皇极经世》推算出来的。”根据推算，轩辕元年即公元前2697年为干支纪年开始的甲子年。“轩辕纪元=公元纪元+2697年。如1912年民国元年就是轩辕4609年。公元2015年就是轩辕纪年4712年。 [3]
黄帝纪年是根据黄帝即位以及创制历法时间的纪年方式。黄帝即位据说是在公元前2697年，即位时20岁，据此推算黄帝出生于公元前2717年，相传历法元年始于黄帝登基之日起算起。历史典籍记载黄帝时代的大臣大挠“深五行之情，占年纲所建，于是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干支相配以成六旬。”西元前2697年是干支纪年的开始。华夏族(汉族)是最早创制历法的三大民族之一。
《汉书·律历制上》“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
《后汉书·律历中》也有“逵论曰：“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者，牵牛中星也。古黄帝、夏、殷、周、鲁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以及《律历下》有“论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之分尚矣，乃有皇牺。皇牺之有天下也，未有书计。历载弥久，暨於黄帝，班示文章，重黎记注，象应著名，始终相验，准度追元，乃立历数。天难谌斯，是以五、三迄于来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
黄帝就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里也写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并在《史记·历书》云：“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从古代起，每个朝代都要“立正朔”。夏朝时，以冬至月为正月，按干支记年法是第一个月，即“子”月；商朝改正朔，推后一月，周朝又改正朔，又推后一月，汉朝定立太初历，以后每朝虽然仍然立正朔，但民间不再改变，始终以正月为新年，但“子”月仍然维持在11月。
天干地支是早在公元前2697年，於中华始祖黄帝建国时，命大挠氏探察天地之气机，探究五行(金木水火土)，始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天干，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相互配合成六十甲子用为纪历之符号。
天干地支60年循环与黄帝纪年干支法在中国古代一直使用，从未间断。虽然后来中国帝王们使用的是在位年号纪年法，但天干地支纪年从来没有放弃使用，因此天干地支就可以为推算黄帝创制历法的时间提供参考。
更重要的是，关于历法《周髀算经》里有：“阴阳之数，日月之法。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七十六岁。二十蔀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天以更元，作纪历。”黄帝纪年这个概念虽然一直没有提出，但实际上黄帝纪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另外，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是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内容多采自经传图纬及诸子杂书，载录了许多《史记》及两《汉书》阙而不备的史事，分星野，考都邑，叙垦田，计户口，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皇甫谧是西晋学者、医学家，博览儒家经典百家，人称“书淫”，著有《帝王世纪》、《玄晏春秋》、《年历》等。现存的《帝王世纪》计有十卷，其中第一卷记天地开辟至三皇；第二卷记五帝；第三卷记夏；第四卷记殷商；第五卷记周；第六卷记秦；第七卷记前汉；第八卷记后汉；第九卷记魏；第十卷记历代星野、垦田及户口。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第二个整理历代帝王世系的历史书典。
《帝王世纪》对历代帝王世系也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其序列是：
女娲：……
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
黄帝：……
少昊：……
颛顼：……
帝喾：……
尧帝：……
舜帝：……
商：“商之飨田也，三十一王。是见居位者实三十王，而言三十一王者，兼数太子丁也。自汤传位至纣，凡六百二十九年”，即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大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纣。
周：“自克殷至秦灭周之岁，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世系王号是：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桓王、庄王、釐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贞定王、元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元安王、夷烈王、显圣王、慎靓王、赧王。
后汉：“按后汉十二帝：光武一、明帝二、章帝三、和帝四、殇帝五、安帝六、顺帝七、冲帝八、质帝九、桓帝十、灵帝十一、献帝十二”。“自汉元至更始二年，凡二百一十二年。自居摄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十八年。自建武元年至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五年。汉前后诸废帝及王莽合三十一帝，四百二十六年。”
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以前，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即皇甫谧逝世的前一年，在汲郡发掘的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官记录撰写的编年史，其中有不少史实的记载与《帝王世纪》中的记载相吻合，证明《帝王世纪》的史学价值是不容置疑的。除《帝王世纪》外，皇甫谧还有诸多历史著作。主要有：《年历》六卷，是为配合《帝王世纪》而编纂的一本历法书，宋代曾将两书合编为一书。根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
《皇极经世》与黄帝纪年：
邵雍，北宋五子之一，北宋理学家，对易经极有研究，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等。北宋的易学家邵雍与司马光是好朋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起东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年959年），凡1362年。邵雍则著《皇极经世》，帝王纪年起唐尧元年（公元前2357年）至后周显德六年，邵雍在《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使现代人能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共和元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这是许多专家学者多年辛勤工作的成果，在断代研究工作中，参考了大量甲骨文的记载，并利用C14等高科技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年代鉴定，应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该《夏商周年表》夏年表列禹至癸17王（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无每王在位始终年代），商前期年表列汤至盘庚迁殷前21帝（公元前1600-公元前1300，无每帝在位始终年代），商后期年表列盘庚迁殷后至帝辛12帝（公元前1300-公元前1046，其中分别有武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在位始终年代），西周年表列武王至幽王12王、1共和（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各列每王在位始终年代）。邵雍“以运经世”尧甲辰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尧在位72年、舜在位61年，则禹即位于公元前2224年。
我们把《皇极经世》“以运经世”中的有关内容分别整理成为夏、商、周三张历史年表，并与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进行对照。于是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早在九百多年前邵雍能搞出比《夏商周年表》更为详尽的历代纪年表？这使我们联想到：当时邵雍所进行的断代研究，必定有相当的文献依据，而且可能是当今见不到的文献依据。因此，阐明邵雍的“夏商周年表”的来源，对今后进一步完善《夏商周年表》，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从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看，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历程，必须打点它的精神行装，这种“精神”也必须是“民族”的。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将无法走好现代化的道路。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假定所有的精神全然是外国的，将因失去民族的自尊自信，被排斥于世界之林。
章太炎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全盘欧化”的危害，就责成中国人认识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并作了许多切实的努力，所以我们说他对中国文化建设有很大的贡献。章太炎将国粹作联系思考，认为阐发国粹，弘扬国光，要作的最大的工作是重视中国的历史。他对经学延续与发展没有说太多的话，恰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史学的进步，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了国粹史学。应该说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最初形成与章太炎发端的国粹史学关系密切。日后中国民族史学逐成壮阔之势，国粹史学恰为其源头之水。
在章太炎对中国文化作正面肯定的同时，刘师培也对传统表示温存，通过实证史学的实践，成为著名的国粹史家，他明确将史学作为鼓动民族革命的号角干戈。刘早年是一个激烈的反满革命派，与章太炎交往，且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参加过蔡元培的军国民会、暗杀团。清光绪29年(1903年)，革命党人刘师培为了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在《国民日日报》发表”黄帝纪年论”，反对年号制，同时也反对康有为等变法派主张的孔子纪年。他写过《黄帝纪年论》、《攘书》、《论激烈的好处》 等论文，宣传“排满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这时他手中的精神“武器”，是传统的“攘夷”思想。《攘书》（1903年）开首便说，“攘，《说文》云，推也”，“吾谓攘字从襄得声，辟土怀远为襄。故攘字即为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 他又说，“豕韦之系世秉麟经，我生不辰，建虏横行，鉴于前言，扶植人极，炎黄有灵，实凭实式。黄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刘光汉识。”
刘师培主张把黄帝诞生的那一年作为纪元元年，光绪29年岁次癸卯是黄帝纪元4614年。刘坚持黄帝纪年：凡是一个民族必须追溯其起源。中华民族之祖是黄帝，应以黄帝纪年。刘的思想存着一份爱国热忱，故对未来之中国抱着殷切的希望。他说：“吾远测中国之前途，逆料中国民族之未来，吾惟有乐观”，“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他还说：“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既醒之后，百艺俱兴，科学极盛，发明日富，今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
黄帝纪年是以黄帝降生之年为元年，但黄帝是哪一年降生的，在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这是当时同盟会创办的《民报》采用的黄帝纪年则是根据宋人邵雍和晋人皇甫谧之说推断出来的。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首革命派的杂志采用了黄帝纪元。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采用黄帝纪元，各省政府也跟着使用。不过，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讨论中，黄帝纪元被认为是基于帝王的纪年法，这与民主共和的精神不相称。
孙文（即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发布《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于是宣布将黄帝纪元4609年辛亥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但与黄帝纪年同用。因为辛亥年是干支的第48位，根据历史记载往上面数76次干支，就得到干支纪年的元年，也就是黄帝创制干支纪年之时，即黄帝历创于公元前2697年。这个算法也是与史书得出的结果一致。后人用2697或4609推算黄帝历。4609减去2697，即公元1912年（春节前）。西元2016年是黄帝纪元4713年丙申猴年。
由于夏历与格里高利历的日数差，黄帝纪元1年夏历甲子11月13日，对应的西元前2697年1月1日。所以黄帝元年要先做是看做是公元前2697年，用来计算西元纪元元旦时对应的黄帝纪年干支，然后在后推到2698年之后的干支。因为计算西元纪年元旦的天干地支的时候，用公元前2697年为黄帝元年纪元对应的是前一年的干支。算出来的黄帝纪年的末尾数字是几，就是天干的第几位。黄帝纪年除以12，余数是几，就是地支的第几位。
例如，公元2000年（春节前），是黄帝纪元的4697年，末尾数字是7，对应天干第七位“庚”；4697除以12余数是5，对应地支第五位“辰”，可知公元2000年是“庚辰年”。
若想反推算历史上“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稍稍麻烦些，也方便。“甲”对应天干第一位，所以这一年的黄帝纪年的末尾数字必定是“1”；“午”是地支的第七位，那么这一年除以12，余数应当是“7”。某数字末尾只有是“4”加上“7”才能末尾是“1”。和12相乘的那个数，只有末尾是“2”或者“7”相乘后，末尾才是“4”，因此可能的是387×12或者382×12。
387×12+7=4644+7=4651年，4651－2697=1954。
382×12+7=4584+7=4591年，4591－2697=1894。
因此，甲午战争发生在1894年。所以计算夏历天干地支的时候，应该先在公元纪年上加2697年，而只计算黄帝纪年的时候只需在公元纪年上加2697年。因此，农历的西元1912（春节前）年应为黄帝纪年壬子4609年。
黄帝纪年=2698-公元前纪年
黄帝纪年=公元纪年+2697（注意，在元旦后，春节前的这段时间农历上依然是前一年，比如说2013年的1月1日，黄帝纪年=公元纪年+2697-1）
黄帝纪年年代对照 辛亥革命时期年代对照表
高启宏整理
公元纪年 黄帝纪年 民国纪年 清朝纪年 干支 大事
1906年 4603年 民前六年 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1907年 4604年 民前五年 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1908年 4605年 民前四年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1910年 4607年 民前二年 宣统二年 庚戌
1911年 4608年 民前一年 宣统三年 辛亥 武昌起义、西安反正
1913年 4610年 民国二年 壬丑
1949年 4646年 民国三十八年 己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黄帝纪元的换算：
由公元纪元换算黄帝纪元 黄帝纪元=公元纪元+2697
由黄帝纪元换算公元纪元 公元纪元=黄帝纪元－2697
民国纪元的换算：
由公元纪元换算民国纪元 民国纪元=公元纪元－1911
（亦可用：民国纪元=公元纪元－1912+1）
由民国纪元换算公元纪元 公元纪元=民国纪元+1911
（亦可用：公元纪元=民国纪元+1912－1）
2007年，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文胜、华声在线总编辑荣松和孙虹钢等网上倡议：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并征集支持者的签名。第一发起人许文胜表示，要通过该倡议“唤醒国人、恢复和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但不抵制外来文化”。
《中华民国公报》，黄帝纪元4609年10月15日在倡议书中，许文胜提到“公元2007年，是源于基督教的纪年方式，对于信仰这个宗教的国家完全适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无神论国家，使用此纪年方式就有欠妥当了。”他告诉记者，“使用‘西元’这一说法更为妥当”。
倡议书中提出了黄帝纪元的计算公式，称“经过大量考证史实，参照夏、商、周的参考资料，再加上精密的推算过程，我们确认了黄帝纪元的起始问题，那就是以西元纪年体系表述的西元前2698年，这在《辞源》中也得到了验证。因此，我们得出了计算黄帝纪元的公式，即：黄帝纪年=西元纪年+2698年”。
在倡议书中，许文胜还特别说明“我们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或者打倒西元纪年。”荣松告诉记者，“可以两者并用，但在国内我们更提倡使用自己的纪年，这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1]
提案人：张其成
2015年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
一、理由
1、我国采用的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元年的纪年方法，这种纪年方法把西方纪年标准当成了普遍的标准，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谓公元纪年的历史并不很长，在8世纪以后才开始被西欧基督教国家采用，公元纪年成为世界主流也是欧洲殖民的结果。我国从辛亥革命后的次年（1912年）起采用公历纪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采用公历作为国历，但纪年仍采用民国纪年法。1949年9月27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将西历和西元作为历法和纪元。从世界各国的纪年和纪元情况看，除公元纪元外还有很多纪元方法，如伊斯兰教纪元、佛教纪元、犹太教纪元以及希腊纪元、日本纪元等。我国的台湾地区仍采用民国纪元。
2、公元纪年不符合中华民族悠久的历法传统。我国有悠久的纪年历史和纪年方法。先秦两汉文献记载轩辕黄帝考定历法，《文子·精诚》和《淮南子·览冥训》记载“昔黄帝之治天下……正律历之数。”《史记·历书》说：“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汉书·律历志》记载了先秦古六历，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使用的“干支纪元法”据说是从黄帝开始的，《世本》说：“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容成、大桡二人是黄帝的大臣，《尚书正义》解释说：“盖自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古六历不仅在史书上有记载，考古文物也有证实。1972年山东省临沂市出土的银雀山汉简就详细记载了颛顼历。天干地支最晚在夏商时期已经存在，考古发现商朝后期帝王帝乙时的一块甲骨上，刻有完整的六十甲子日历。中国古代，每个朝代都要“立正朔”，夏朝时以冬至月为正月，商朝推后一月，周朝又推后一月，汉朝定立太初历，太初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汉族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以后每朝虽然仍然立正朔，但民间不再改变，始终以正月为新年，但子月仍然维持在11月。可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有了自己的历法。
3、设立轩辕纪年可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轩辕纪年的实施有利于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复兴中华文化文明的中国梦。从文化精神层面上看，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历程，必然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作为凝聚力的。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精神，将无法走好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自尊、自信的强国。假如所有的精神全然是外国的，必将失去民族的尊严，必将被排斥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一定离不开原点，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用轩辕纪年的目的是增强中华民族和中华精神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不是为了抵制外来文化，反而是为了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和谐共生、包容并蓄。
4、黄帝历法干支纪年有几千年的历史，“黄帝纪年”概念也在清朝末期就已经提出并开始实施。清末革命派就主张使用黄帝纪元。清光绪二十九年(西元1903年)，刘师培在《国民日报》发表“黄帝纪年论”，反对年号制，同时也反对康有为等变法派主张的孔子纪年。刘师培主张把黄帝诞生那一年作为纪元元年。可是黄帝的生卒年月在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宋教仁主张把黄帝即位的癸亥年作为纪元元年。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首革命派的杂志根据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推断出来黄帝纪元并使用。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采用黄帝纪元，各省政府也跟着使用。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宣布将黄帝纪元四六零九年岁次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号，虽开始奉行西方格里高利历（公历），但黄帝纪元作为传统华夏历法纪年在民间仍在使用。
二、建议：
1、用轩辕（XY）纪年代替公元纪年，在公元纪年的基础上加上2697年即可。由于黄帝纪年可能与之前涉及年份和日期计数的做法相混淆，因此建议采纳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心所提出的有关轩辕纪年的提议。轩辕纪年是轩辕黄帝即位后创制历法的年份甲子年为元年的纪年方式，是根据黄帝历和天干地支以及《帝王世纪》《皇极经世》推算出来的。轩辕元年应为干支纪年开始的甲子年，公元前2697年刚好是甲子年。轩辕纪元=公元纪元+2697年。如1912年民国元年就是轩辕4609年。公元2015年就是轩辕纪年4712年。
2、将轩辕纪年（XY）嵌入格里历，以表明中国历史的传承性和国际合作性。轩辕纪年只改变纪年数，不改变格里历的月份和日期。格里历是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批准颁行的由意大利医生AloysiusLilius提出的历法，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历法。由于格里历的内容比较简洁，便于记忆，而且精度较高，与天时符合较好，因此它逐步为各国政府所采用。为了便于与国际社会交流，也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所以除纪年数字改变外，其他均按照格里历。例如，今年2月2日即是轩辕纪年4717XY（2020AD，即公元2020年）2月2日，因此我们可以在格里历之上嵌入轩辕纪年，以纪念我们的始祖轩辕和其他共同创立者的丰功伟绩，在4712年前的1XY（2697BC，即公元前2697年）建立了现代中华文化共同体。而对任何发生在1XY轩辕统治之前的事件，我们可以用轩辕前纪年（BXY）表示。举例来说，轩辕生于20BXY（2717BC）；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大约是处于2603-1603BXY(5300-4300BC)的时期，于4633XY（1936AD）被发现；而长江流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则约处于4303-2303BXY(7000-5000BC)的时期，于4670XY（1973AD）首次被发现。
3、建立健全轩辕历法阴阳合历体系。历史上的“黄帝历”是一种阴阳合历，相传是轩辕创立并为皇帝家族使用的黄历（皇历），就是一种能同时显示公历、农历和干支历的历法。人们以为农历就是阴历是错误的，农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阴阳合历既考虑到太阳视运动又考虑到月亮圆缺变化运动，既体现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又体现月球绕地球运转的周期，采用太阳回归年和朔望月平均值为基本周期，用二十四节气和置闰的办法调和日月运行之间的差异。轩辕历法应该保留阴阳合历的特点，同时显示阳历、阴历、干支历以及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传统习俗。
4712XY（2015AD）3月3日 [2]
黄帝纪元与西历的对照表
西历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江苏》等报刊以2491BC为元年 4394年 4395年 4396年 4397年 4398年 4399年 4400年 4401年 4402年
黄帝纪年法，在很多中国学者的书籍中其实已经开始采用了，只是没有得到公开的承认，该法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已经有大量历史古籍资料佐证，黄帝绝对不是传说中虚构人物，复旦教授的历史知识显得很浅薄，按照其逻辑黄帝只是传说中的人物，那么我们更有理由怀疑基督的诞生年份虚构性，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被证实跟新约故事一样。相反耶稣研究会以及很多耶经学者倒是证实耶稣根本就是一个私生子和流浪汉。
所谓的公元纪年完全是西元五世纪一个基督徒杜撰的。在没有印刷技术和文字出现之前，原是部落的长老一般靠口头背诵本民族部落文明知识和历史，比如西藏的格萨尔王诗篇。神农架地区的汉族民间上古民间诗篇。比如上古神话传说荷马史诗的特洛伊城，上古大洪水等等，经过考古发现都是真实存在的、复旦学者的治学研究思维方式存在一定缺陷不够全面和严谨。忽视了人类口头历史的传承和研究工作。任何形式和内容都是统一的。我们中华文明应该有自己的纪年法。
建议采用黄帝纪年法加邵康节先生的皇极经世元会运世纪年法在正规的历史国学书籍中。不成规矩无以成方圆。欲亡其国先亡其历史。纪年法是本民族历史的规矩标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绝对不像复旦教授这么空中楼阁般的只要学习孔子的一些精神这么简单。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消失了”，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其特征。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经渐渐不能算得是中国人了。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在世界里面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公元（AD）这个概念是公元525年一个叫来自巴尔干半岛名叫狄欧尼休·易市胡斯（Dionysius Exiguus）的罗马僧侣计算复活节日期的时候发明的。在狄欧尼休的复活节日期表里，他把公元532年等同于罗马国王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在位248年。狄欧尼休复制了西里尔表格（Patriarch Cyril）结束于罗马国王戴克里先在位247年的最后一个19年循环。然后他再增添了一个称作主耶稣年代（Anni Domini Nostri Jesu Christi ）95年的数字表格。狄欧尼休发明始于532年的新95年表格的唯一理由是在他创制表格那年（525）距离西里尔表格结束还有6年。他没有说耶稣降生在其他历法中是哪一年，而只创制耶稣降生距今已525年。他没有意识到亚历山大复活节日期每532年一次循环，即使他明显知道维多利亚历法的532年一循环，却只指出复活节95年后不会重复。他知道维多利亚复活节与亚历山大复活节的日期不同。因此他必然假设两者与亚历山大历法循环无关。另外，他明显没有意识到仅仅用19×4×7（19年循环×闰年的循环×每周天数）就能得到亚历山大历法循环的532年总数。否则就是他故意没有提到这个简单的事实(19×4×7-7=525)。后来西方学者们算出来狄欧尼休确定的西元1世纪对应的是罗马历DCCLIV ab urbe condita（罗马建城754年）。奥古斯丁大帝还未冠以“奥古斯丁”的称号，是时西元前30-27年。因此狄欧尼休把这几十年算漏了。
华夏历史5000年不准确，那西元以及西方史就更不准确了。黄帝纪年只需要建立在史书的准确性上即可，不需要考古证据。西元纪年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纪年，更不是一个准确的纪年。全球化更不是西方化，中国也可以全球化西方，只要我们有比西元纪年更准确的纪元法。绝对的纪年的确不可能，但是总比基督教的纪年准确。孔子和柏拉图可以比较的时候，是因为双方都换算成了西元纪年。同理，柏拉图也可以算成黄帝纪年跟孔子比较。黄帝纪年存在时，柏拉图就不可避免的要接受用黄帝纪年来标示年代。能提供一定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只能是黄帝纪年。13亿人搞自己的，别国要不要被中国全球化那是他们的事情，只是国内问题而已。用史书和干支进行黄帝纪年的推算已经很准了。像埃及古代史断代也只是粗估，法、英、德国的考古学家作出了不小贡献。埃及古王朝（3200—2700BC）的纪年是粗估。第Ⅲ王朝孟菲斯时代（2750BC）精度为数十年，第Ⅴ—Ⅵ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时代（2400—2375BC）精度达到十年以内。第Ⅶ—Ⅹ王朝以后（2280—2050BC）精度已为数年。第ⅩⅡ王朝（1991—1786BC）共213年，是帕克（R.Parker）据古文献纪录：某王登位的第7年第8个月第16天天狼星在东方升起时的月相计算出来的，标明精度为±6年。以色列科学院副院长特德莫（H.Tadmor）。他是亚述学家，中东和以色列古代史专家，由于19世纪中叶识译了亚述巴尼拔（668—625BC）王宫馆藏泥版文书上的楔形文字，借助天文学，解决了古巴比伦王国阿卡德（2378—2371BC）以后的精确纪年。对古亚述（3100—1600BC）是粗估。
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是由天文学家根据对金星的文献纪录算出来的（H.Tadmor:The World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Vol.Ⅱ,Israel,1971）。中国利用史书历法和天文观测估计精确的帝王年代是可能的。连开普勒可以根据马太福音里约瑟的一句话里的一点星光来确定希律王去世的年份西元前4世纪，再来推测耶稣的诞辰，并且在西方成为信史。中国历史学家拥有那么多史书，却无胆进行推算，想要疑古的时候又不得不依赖史书的记载。而想用考古证据或者疑古论来反驳黄帝纪年的人却往往只看到史书对考古有利的解释，无视史书的全部，这样的“考古证据”和解释本身就是靠不住的。
西元纪年五世纪才发明，直到八世纪的时候才被欧洲各国采纳，到了十一至十四世纪的时候，西元的概念才普及。而西元成为世界主流也是欧洲殖民的结果，同时也传播了格里高利历，直到19世纪才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哪里会“实行了2000多年”呢？无知者无畏。把一个错误的纪元当作习俗恰恰是愚蠢而且矫情，是侮辱了一个创造了光辉历法的民族，是无视真理，那就是不可行的。由于公元纪年是非历法学者的基督徒人为拟定的，是建立在错误而且虚假的新约耶稣诞生之上的纪年。因此中国民族自豪感较强者对公元纪年持排斥态度，并要求继承黄帝纪年与公元抗衡，取代不准确的公元纪年并代之以近半万年精确不变的黄帝纪年。同时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纪年应该是民族文明久远的标志，中国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有了自己的历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使用的是“干支纪元法”，即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分别组合起来，每60年为一个周期。同时，会使用历法是一个文明的标识，需要很高深的天文学观察。即使在世界各民族中，有能力原创历法的民族只有极其个别，形成系统历法的只有三个民族，更多的民族只是借鉴了别的民族的历法进行历法改编。就算是希伯来历法也是借鉴了巴比伦历法才改编的，连每个月的名字都跟巴比伦相似。
自从人类文明曙光初现，只有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和中国人创制的自己的历法。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已经灰飞烟灭，只有华夏的历法仍在使用。黄帝纪年能够传承华夏的历法系统，让后世子孙不要忘记自己是属于仰望星空精于观察和创造的民族，而不是那些需要借鉴其他民族历法文化的庸碌之辈。黄帝纪年是根据干支纪年进行计算的，干支纪年据说是从黄帝开始的。而公元前2697年刚好是干支纪年的开始——刚好是甲子年。那么西历2010年就是黄帝4707年。世界上古老文明都有自己的传统纪年，比如西历2004年就是希伯来历5765年和印度历5106年（Kaliyuga）。在社会学上，黄帝纪年的符号功能以及仪式优势是非常强大的。没有意义吗？用社会学的术语说，仪式在符号交换理论里是非常重要的影响模式，比如对着国旗敬礼就是相当重要的维系国家认同的仪式。使用黄帝纪年同样是维系国家认同的仪式。我们需要的是用真挚的感情和崇敬对待黄帝以及古代先贤创造的纪元和历法。别的民族做不出来的东西无法提供的精确纪年正是黄帝纪年。中国已经立法使用公元纪年一甲子，应该是反省一下，是应该与世界接轨，还是世界与之接轨的选择问题了。
黄帝纪年与西元纪年并行并不矛盾，按利益说来看，增加黄帝纪年不会带来坏处，让愿意使用的人使用也未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