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词宋神宗(宋神宗)一般指赵顼
庆历八年(1048年),赵顼生于濮王宫。嘉祐八年(1063年),被封为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年),进封颍王。治平三年(1066年),被立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即皇帝位。熙宁二年(1069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创置三司条例,施行新法,以图富国强兵。熙宁三年(1070年),以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政事。熙宁四年(1071年),赵顼还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熙宁五年(1072年),设置安化县。次年,设经义局,命王安石为提举。熙宁八年(1075年),新经义书成,诏颁《诗》《书》《周礼义》于学官。元丰三年(1080年),赵顼进行官制改革。元丰四年(1081年),诏进士加试律义。后屡与西夏进行交战,在灵州、永乐城之役遭遇大败。
元丰八年(1085年),赵顼去世,年仅三十八岁,谥号神宗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庙号神宗,安葬于永裕陵。 [32]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赵顼与其父赵曙一起入居庆宁宫,当时他曾经梦到有一位神人捧着他登天。农历三月,宋仁宗逝世,赵顼父赵曙即位,授赵顼为安州观察使,封光国公。是年五月,赵顼受经于东宫。据记载,赵顼相貌不凡,举止皆与常人不一。而且天性好学,每次请教学问都一直到日落而忘记了进膳,宋英宗赵曙见了他如此好学常常派遣内侍去阻止他。赵顼每次正衣冠与行礼都非常注意,即使是最炎热的时节,也未尝用扇。侍讲王陶进入宫内,赵顼率弟弟赵颢向他参拜,可见对师傅的尊重。九月,又加封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为赵顼。 [4]
宋神宗幼时,便“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立志“雪数世之耻” [2],到十多岁时,神宗就“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 。父亲英宗即位时,神宗十六岁,这期间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在社会上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加之在颍邸任职的韩维、孙永等人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其日常讲论之间,神宗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对王安石更加关注。
治平元年(1064年),赵顼进封颍王。治平三年(1066年)三月,纳故相向敏中的孙女为夫人。十月,宋英宗病重,赵顼按照宋仁宗时期的旧制,请求两日一到迩英阁讲读,以安朝廷百官之心。十二月,赵顼被立为皇太子。 [5]宋神宗在东宫读书时,就十分崇尚法家学说。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欢韩非子, [6]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7]法家学说对神宗确有很大的影响。在后来谈论治国之道时,宋神宗常常提起一些古代锐意变法的法家人物,“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于齐,商鞅之于秦,吴起之于楚,皆使政令必行”。法家学说中改革进取的精神与“法”、“术”、“势”相结合的加强君主专制的思想,对宋神宗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宣告大赦天下。并派遣冯行己向辽朝告哀。又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为皇太后,命宰相韩琦为山陵使。 [8]同月,以韩琦为司空兼侍中,曾公亮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进封英国公,文彦博为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富弼改授为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曹佾改授为昭庆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张昪改授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宗谔授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授为集庆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欧阳修、赵概并加尚书左丞,仍为参知政事之职,陈升之为户部侍郎,吕公弼为刑部侍郎,允弼、允良并加守太保,册封其弟东阳郡王赵颢为昌王,鄠国公赵頵进封乐安郡王。 [9]
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年)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 [10]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7]
参见词条:王安石变法
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不足的口号, [12]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熙宁三年(1070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13]
熙宁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熙宁九年(1076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14]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主词条:元丰改制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赵顼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15]
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这种官僚体制,当然既无益于朝政,更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对中央机构进行整改,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适当合并机构,裁减官员,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中书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复臣僚奏议,决定重要官员的任免,下设吏房等八房办事机构。门下省主管审议中书省所定事宜。尚书省是执行机关,设宰相,分六部,行使实际权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实际兵权仍为皇帝和枢密院掌管。这样,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的怪现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改为相应的阶,以阶级领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职,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发挥官员的积极性。
宋神宗的元丰改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机构体制改革,精简官员,因而他徒有良好的愿望,却不可能达到巩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16]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赵顼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赵顼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同年三月戊戌日 [1](4月1日 [1]),年仅38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1]。他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不过,哲宗亲政后又陆续恢复,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继续执行。 [17]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1080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元年(1078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
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
元丰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18]
熙宁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7]
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编纂《通鉴》提供客观的条件。赵宋王朝建立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文化事业的发达,加之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后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部书,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结出的硕果,又是宋代文化发展的标志。龙图阁和天章阁分别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仅崇文院藏书,据仁宗时修成的《崇文总目》记载,就有书籍30669卷,可谓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这就从资料上为书局编书提供了保证。书局迁到洛阳后,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赐予司马光,并为《通鉴》作序。 [19]
- 开发湘西
今湖南西部及其边临地区为宋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原设羁縻州数十,北部称北江,南部称南江,合称两江,由荆湖北路的辰州(今湖南沅陵)管辖。
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王安石派新法主将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常平等事为名开发两江地区。同年十一月首先开发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新化、安化、武冈地区),设新化县,次年又于临近地区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熙宁七年开发南江,设沅州(今芷江)及卢阳县(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熙宁九年,北江也得到开发,以后又在湘西陆续设置县、镇、寨,湘西地区逐渐得到开发。
- 经略熙河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设洮河安抚司,以王韶为长官。次年五月又设通远军(今甘肃陇西),王韶兼任知军,经略河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八月,占领武胜军,改名镇洮军。十月,升为熙州(今临洮),并设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司,王韶为长官兼知熙州,本路所辖州、军,其时河、岷、洮三州尚未占有。次年三月占河州(今临夏市),军行近两月,千八百里,又占宕(今宕昌)、岷(今岷县)、叠(今迭部)、洮(今临潭)等州,宋复设河、岷、洮州,其余改为城、寨。熙河路辖区终于全部占有,对西夏起到了抑制作用。
- 宋越战争
详见:宋越熙宁战争
熙宁九年(越南大宁五年,1076年)二月,宋任命郭逵、燕达统兵5万号称10万进行反击,失地相继收复。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宋军攻入交趾境内,击败交趾的象阵,交趾军溃逃,宋军攻占门州(今越南同登)。宋军从山间小道直插富良江(今红河),离交州(今河内)30里,交趾将舰船全部聚集南岸,宋军无法渡河,设伏诱敌,交趾中计渡河出击,宋军伏兵齐发,交趾大败,洪真太子战死。十二月二十一日(1077年1月18日)交趾王李乾德割地求和,宋军统帅郭逵接受降书后班师北返。
- 五路攻夏
元丰四年(西夏大安七年,1081年),西夏惠宗秉常拟割地与宋议和,被梁太后囚禁。七月,宋乘机出兵,五路攻夏。十一月末,宋将刘昌祚攻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城下,即将攻入城内,为主帅高遵裕嫉功驰使制止,以致贻误战机,久攻不下,反被西夏决河水所淹,宋军被迫退回。李宪率熙河路宋军于九月初二攻占兰州,随即筑城。神宗采纳李宪建议,于次年正月改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七月,宋神宗采纳徐禧建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
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神宗在银、夏交界修筑永乐城屯军,想要困住兴州的西夏军。不料西夏出动了30多万大军围城,永乐城失陷,宋军将校伤亡200多人,损失民夫工匠20多万。战报传至汴京,神宗临朝恸哭。他从此也失去了斗志,继续维持着原来对西夏的纳贡和议。 [17]
宋神宗在一系列变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异议较少,州县建立小学,朝廷直接领导太学,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试选拔。外舍生两千人,考试优秀的升内舍生;内舍生三百人,考试好的升上舍生;上舍生一百人,优秀者可以直接选拔为官。 [21]
- 《宋史》:①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②“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22]
- 《临汉隐居诗话》载:神宗皇帝以天纵圣智,旁工文章。其于诗,虽穆王《黄竹》、汉武《秋风》之词,皆莫可拟其仿佛也。秦国大长公主薨,帝赐挽诗三首曰:”海阔三山路,香轮定不归。帐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玑。明月留歌扇,残霓散舞衣。”霓“一作”霞“。都门送车返,宿草自春菲。“”晓发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灵车望更遥。春风空鲁馆,明月断秦箫。尘入罗帏暗,“帏”一作“衣”。香随玉篆消。芳魂飞北渚,那复一为招。“一作”可为招“。”庆自天源发,恩从国爱申。歌钟虽在馆,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环沁,“环”一作“还”。楼高已隔秦。区区会稽市,无复献珠人。“噫,岂特帝王,盖古今词人无此作也。 [23]
- 王才忠:“宋神宗是变法派的靠山,但他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不够刚毅。”出自《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 华业:“赵顼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的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却没有王安石坚定,赵顼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最终,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 [15]
关系 | 姓名 | 备注 |
---|---|---|
父亲 | 宋英宗 | |
母亲 | 高太后 | 宣仁圣烈皇后高氏 |
皇后 | ||
妃嫔 | ||
生燕王俣、越王偲、邢国公主 | ||
谥号惠穆 | ||
藩邸嫔嫱,宋徽宗崇宁四年八月赠贤妃 [49] | ||
朱婕妤 [50] | ||
钱婕妤 [51] | ||
勾昭仪 [46] | - | |
儿女 | 长子赵佾 | 早殇,封成王 ,母宋贵妃 [35] |
次子赵仅 | ||
三子赵俊 | 早殇,封唐哀献王,母宋贵妃 [35] | |
四子赵伸 | 早殇,封褒王,母向夫人 | |
五子赵僩 | 早殇,封冀王,母邢贵妃 [36] | |
六子赵煦 | 宋哲宗,母钦成皇后朱氏 | |
七子赵价 | 早殇,封豫悼惠王,母邢贵妃 [36] | |
八子赵倜 | 早殇,封徐冲惠王 ,母邢贵妃 [36] | |
九子赵佖 | 吴荣穆王,母惠穆贤妃武氏 | |
十子赵伟 | ||
十一子赵佶 | ||
十二子赵俣 | ||
十三子赵似 | 封楚荣宪王,母钦成皇后朱氏 | |
十四子赵偲 | ||
长女 | ||
次女 | ||
三女 | ||
四女 | ||
五女 | ||
六女 | ||
七女 | ||
八女 | ||
九女 | ||
十女 |
苏东坡曾写过一首《吟桧(树)》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就这样两句诗,却惹起一场事端。 同平章事王珪,便向宋神宗奏道:“臣下的看法,苏轼对圣上有不臣之意,应从重量刑,给以处罚”神宗说:“朕一直待苏轼不薄,所以,尽管苏轼有错,但还不至于达到谋反的地步。不知爱卿是如何知道苏轼要谋反的?”王珪说:“他作咏桧诗,内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是他的知己,却把地下蛰龙作为自己的知音,这不充分说明他确有不臣之意吗?非严遣不足示惩。”神宗听后说道:“诗人作诗,本为咏桧,与朕有什么相干?请你们不要再妄加牵强附会了。后来,又有人诬告司马光、张方平、范缜、陈襄、刘挚等人,都与苏轼有相类似的举动,并且经常私下联络,都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此,宋神宗坚决不允许,最后,只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28]
赵顼即位后的时候,有一天,御史蒋之奇上书弹劾尚书左丞欧阳修,说其作风不正,与外甥女有乱伦之丑闻。神宗看后,转问故宫臣孙思恭。孙思恭答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并指出此事关系到大臣名节,应谨慎从事。神宗下诏蒋之奇,让他拿出证据,蒋之奇的上谏本来就是道听途说,哪来的证据,见神宗令他出证,一时便慌了手脚,只好说出此事是从中丞彭思永处听来的。神宗又问彭思永,结果,彭思永又说他是听来的,并无证据。这彭思永又如何听来的?经进一步查证,神宗终于弄清了说欧阳修乱伦之事纯属诬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平时因与欧阳修有矛盾,便捏造流言蜚语,说欧阳修有淫乱行为。这流言蜚语不知怎么传到了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诉了蒋之奇。而蒋之奇未分真伪,竟然以此为由上奏弹劾。宋神宗弄清之后,怒责蒋之奇诬告行为,遂后连同彭思永一并贬职,调出京城。神宗严惩诬告,朝廷震动,天下服其明鉴。 [29]
参见:永裕陵
- 《宋史·卷十四·本纪第十四》 [30]
- 《宋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31]
- 《宋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