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４５岁那年刚刚到任湖州知州没几个月,就因“乌台诗案”被押解京师,在狱中关了几个月，审讯结果，被判处“徒二年”的刑罚。后遇皇上大赦，才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实际上成了一个带罪被监管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干部”。

    起事的原因,还得从苏轼赴任湖州后，给神宗皇帝写的一份“谢恩表”说起.这本来是例行公事,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御史台里一些别有用心的掌权者,硬是从中挑出一些词句说是反对新法,对神宗不满.皇上本来并不相信,可是拗不过御史们的“忠诚”,说了一句“那就查查”吧.好了,这就越闹越大,一帮得势小人,大搞文字狱一套,从苏轼的诗歌里,找出一些句子,上纲上线,硬说他诽谤朝政，讽刺神宗皇帝推行的新法，结果，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要以死罪处之!当时多亏了太皇太后的一句话，才活了下来.因为当时神宗的祖母病得很厉害，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这位老太后说了一句：“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

    其实说苏轼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是一种误解,怎么可以因为苏轼针对新法提出过不同甚至一些反对意见,就给扣上反对派的帽子?实际上苏轼本人也是赞成革新的,不过他早就认清朝廷中那种说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势,自己又是把不住嘴的直性子,所以他早就不想在京城做官,远离是非之地,连续外任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后来又做了湖州知州,结果还是引火烧身,遭来不测之风云.

    此次遭贬黄州,用“死里逃生”来形容并不为过.他在御史台的狱中就冷眼观察,明知强敌的狰狞,绝不会对他有丝毫放过,所以他甚至想到了死.在他写给弟弟子由的诗中就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狱中寄子由》)。如今活是活下来了,更为冷峻的现实是初来黄州的处境,正如他给朋友的信中所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特别“亲朋无一字”的人间冷暖更令苏轼心寒!此时苏轼胸中过往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的从政热情已经被冷静的人生思考所替代.1081年（46岁）四月，苏轼从黄州东城门外请领了一处荒弃的营地躬耕,且自比陶潜。这块地就名之曰“东坡”.又一年在东坡建“雪堂”,在院子里种上松、柏、梅、竹等花木。整个寓所被他装扮得素净典雅，十分切合苏轼当时的心境。苏东坡经常望着窗外摇拽的花木，爽朗地笑道：“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后来，松、竹、梅被世人合称为“岁寒三友”.从此自号为"东坡居士".劫难之后的苏轼心境逐渐平复,更加心平气和地直面人生.这从他的诗作中就可以看出:“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

    应该说,这变化了的一切,都深深震撼着这位不寻常同时也具有平常心的大家的灵魂.沉重的苦难并没有摧毁诗人苏轼,他依然胸存浩然正气,仍然以儒家进取之心自勉自励,与此同时他更从佛、道思想中追寻身处逆境时的自我精神解脱.

    苏轼“流放”黄州,近五年光景.这一时期的创作在风格上显然有了很大变化.其间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知道苏东坡是创立“豪放”词派的先驱,他的第一首豪放词是他40岁在密州知州任上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如果我们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两首豪放词加以吟诵、比较,就不难看出:前者蕴涵着人生磨难,更深历炼后的哲理思索----宇宙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与渺小.诗调看似低沉,实乃包容了取之不尽的人生启迪;后者却是迸发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气壮山河的豪情,它给人一种进取奋发的鼓动力量.然而激情迸发有余,而欠缺生命成熟后的厚重的思考!余秋雨在他的《山居笔记》中有一段话非常中肯,说黄州一难“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这一时期苏轼的创作,无论是诗,是词,是文,都会令读者产生一种持久的心灵震撼和共鸣.如词作中的那首小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从“沙湖道中遇雨”的一件小事写起,却使我们品味与领悟出诗人于生命逆境里,逐渐积累起来的豁达的生活态度!

    词的前面有小序: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小词是苏轼谪居黄州时作.

    上片写雨中。开篇两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个“莫听”，一个“何妨”，这是一种不由自主、非矫揉造作再现诗人心态的声音。就以我们平常人的生活经历来说，当我们旅途中突然遇上大雨倾盆，会突发出何种心态？恐怕与词人在《小序》中所说的“同行皆狼狈”相似，而词人却“余独不觉”。不仅如此，他吟诗，他长啸（摄口发出长而清越的一种声音谓之啸，可算是一种口技，魏晋时期的文人很多人有此特长，《世说新语ž栖逸》中记载：“阮籍啸闻数百步。”陶渊明写《归去来兮辞》亦有“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诗句。）。从行文来说，这既是“沙湖道中遇雨”的叙事，又在叙事里，表现出苏轼的意态闲适，无所畏惧的在大雨中行走的风韵。后三句又是一个层次：从穿林遇雨的生活细节里，写他手扶竹杖，脚踏草鞋，身披蓑衣，轻松地迎风雨而行，油然生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平心静气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避风雨，听任自然的生活态度”；在贬谪中，“不计较地位得失、经得起挫折的暗示”。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这直面人生的态度里，还蕴涵着诗人耿介的、绝不肯放弃“自我”的人格精神。

    下片写雨后。头三句是一个层次：从时间上说，乃是雨停初春的傍晚时分。“料峭春风”，意谓带有几分寒意的东风；“吹酒醒”，据史料载，苏轼嗜酒但无酒量，喝些既醉。所以，这里说在微凉的春风吹拂中很快醒来，尽管感觉微冷，但他发现还有温暖所在。尽管可以说“夕阳虽好，红不多时”（袁枚《随园诗话》），难得的却是“山头斜照却相迎”，诗人非常看重“斜照（夕阳）相迎”，似乎那斜阳在“料峭春风”里却把温暖迎面送给诗人。把斜阳写得有情，把它人格化。这正是诗人能从逆境中领悟生活的情趣、乐观面对生活的一种写照。后三句，又是一个层次：主要写风雨过后诗人的感受。“回首”一句，“萧瑟处”，就是指路中曾经遇雨的处所。这一句有收拢全词之意，与“道中遇雨”相应，同时，只是在叙写回首遥望的语句中，意味着诗人情愿持守不避风雨、听任自然的一种生活态度。最后两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与“余独不觉”相应，既是事实经过，道中遇雨至归来实情实景的描写；也可以说是诗人领悟生活、面对人生的又一次展示：急风暴雨也罢，晴空万里也罢，都要以平静之心、平常之心面对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作为一个有灵魂的生命个体,无论在顺境或逆境的生命流程中,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原则,不受干扰与威胁,才是生命永恒的人,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位大写的人! 

   注:所谓“乌台诗案”

   宋朝一直延续着前代的司法制度,大理寺是中央的审判机关,御史台是中央的监察机关.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认为中央的监狱都集中在大理寺不太妥当，遂在御史台亦建立了监狱，时称“台狱”.“乌台”又是御史台的习惯说法，那是因为据《汉书·朱博传》里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苏轼一案，属御史台,又被关押在台狱内。所以称 “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