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对我来说本就有点特殊。首先是儿子过生日，和以往一样，以这个借口大吃一顿一定是免不了的，为了给这顿饭创造经济基础，大概我还得起大早去加班，然后，直到看着一本正经的“寿星佬”皱着眉头咽下最后一口长寿面，橄榄球比赛又快开始了，我一向心仪的奥克兰队要到西海岸，客场挑战打法凶猛的Taranaki队。尽管朋友们一直奇怪连风大点出门都得抓着树的我，怎么会喜欢上这种“野兽”运动，这您甭管，可能正是身子骨的脆弱，才使得内心格外狂野。

但到那一天，不管多忙，我都会去投票。哪怕儿子的大餐改半夜吃，橄榄球比赛改看录像了，我也会排着长队去投票。

为什么非要去投票？民主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谁就代表大多数人为整个国家当家作主，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作为少数人，大概就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份儿了。如果赶上多数人发神经，集体决定牺牲掉少数人，像当年的德国人决定牺牲犹太人，印尼人决定牺牲华人一样，那可怜少数的“一小撮”就只有认倒霉了。

而在纽西兰，施行的是MP制度。这个一、二句话说不清楚的选举制度，从先天上就决定了谁也过不了半数，这下可好，谁的选票只要过了四成，大概就可以乌合几小撮少数人，理直气壮地去做另外那近六成“反动派”的主了。也就是说，如果这四成人哪天发神经，决定牺牲那六成人的利益，那可怜多数的“一大撮”也就只好忍了。

作为华人，不管你怎么努力归化，恐怕永远也是那可怜的“一小撮”。从移民局那儿开始审贼似的挑三拣四，您的主就已经让人家做了，就已经决定了你的顺民地位。在这活着要想哪一天不被人家牺牲掉，就只有想方设法让人家看着顺眼，甚至还要打入那四成人内部，说得好听点，这叫融入主流社会。这样起码能保证一旦有一天非要牺牲什么人利益的时候，那帮倒霉的家伙，不会是我。

如果存在多数主流，那到省心了，跟着起哄就是了。可在纽西兰，却令人烦恼地有了选择。这边有四成人，那边也有四成人，打入谁的内部呢？幸好目标只是四成，条件不高，华人这看起来的“一小撮”，就有点像关键的少数了。

押宝押错了不要紧，但关键要投票。在双方的票数还没凑够四成之前，缺的就是你这个关键的少数。看着两边都对你挤眉弄眼地示意，想着这回有可能也做他们一回主，也可能主宰一把他们的命运。至少在那一刻，你可能能找到点作为主流群体的感觉，不用担心会被这帮家伙牺牲掉了。但如果您哪边都不捧场，人家连看你都不看，即使你长得再美丽、再顺眼，那么下次牺牲掉的，保证是窝囊的、不关键、不重要的你。

那把票投给谁呢？以前在大陆时，有一句歌词是“一颗红心献给党”。那当然说的是共产党，可现在这儿党太多，我这颗火热的红心有点为难。

已逐渐演变成亲戚了的前英语老师——一位Kiwi老太太，已经多次隐晦地提醒我，如果当初不是工党政府提供住房补助和家庭补助，你是怎么实现“软着陆”的？看来，这颗心若不献给工党，我简直就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明年就要上大学的儿子也多次明白的告诉我，如果我不支持工党的学生贷款政策，那以后学医的费用，就我出。吓得我这颗脆弱的心脏又一阵梗塞。

我们家永远的财长——来自山西的太太，干脆直截了当地命令我，让我拿这颗仅有的、宝贵的心，去换那更宝贵的每周三十块钱的减税款，同时，大概都是主管财政业务的缘故，太太对国家党的那位年轻的准财长颇有好感，一直称其为纽西兰的克林顿，弄得我这颗心还没献出去，就已经有破碎之嫌，搞不好，还会伤了另外一颗更火热的心。

其实，我内心里更倾向行动党。我对行动党的政策一向畏惧，之所以支持行动党，就是因为王小选。尽管我一直认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甚至还代表不了北京人的平均水准，尽管我也认为这种“朝里有人”的想法有点老土，但我还是要支持他。因为他和其他华人候选人相比，除了黄议员外，他最有可能，离得最近。

议会里非要有华人议员吗？看看现在享有“特权”的毛利人在忙什么，你就知道答案是肯定的。议会是立法机构，法律决定社会权利分配。“朝里有人”就能参与权利分配，至少当着面也得给点面子，即使再不济，当人家真要决定牺牲华人利益时，也能有个人跑回来通风报信。

实话说，王小选先生组织的这场选战让我敬佩，因为和那些自封的华界“领袖”们相比，以前还从没有华人鼓捣出这么大动静来。所以，有理由相信王小选先生能够比通风报信做得更多。

民主，至少听起来好像是人人都当家作主，那么它就应该是一件自豪、高兴的事。在我前面的话题中，可能让读者们觉得有点沉重。今天，就以这么一个轻松的题目，轻松的文字，来为我亲爱的读者们轻松地走进投票站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