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中」三子再加上另外六人統稱「佔中九子」，在四月被定罪、判刑，其中四人即時入獄。

  很多人會將「佔中行動」与「雨傘行動」混淆，以為五年前香港的「雨傘行動」也是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三個人搞出來的，其實他們三人只是發起「讓愛与和平佔領中環」。而香港「學聯」与「學民思潮」早前巳經發動學生開始罷課，學生領袖黄之鋒又率眾衝入「公民廣場」，引發警民衝突。

  「佔中三子」見狀只好當即宣佈「佔中行動」開始。但是民眾大規模集結已經演變成「雨傘行動」，而非「佔中三子」策劃与領導的「佔中行動」了。同任何大型的群眾抗爭行動一樣，它的開始、發展以及結局都不在原先的計劃之中，也非始料之所及，更無法操控与制約。

  「雨傘行動」也有盧冠聰、黄之鋒和周永康「三子」，他們在「雨傘行動」後曾經集結力量参選從政，但在两年前相繼遭檢控定罪被判入獄。

  「佔中三子」以及其他六人比「雨傘三子」遲了两年才被定罪。

  這場估計有一百二十萬人参加持續七十九天的群眾運動，其領導者有年輕者以及年長者兩種人，雙方抗爭的目的都是爭取「真普選」，但是在「一國兩制」前提下，如何在基本法對憲法，特區對中央這樣力量懸殊的對比中去作抗爭，如何去争取香港人心目中的「民主」這一點上，年輕人和成年人就有很大的區別。

  一些比較激進甚至近乎極端的思想或行為，大多數產生在年輕者這一邊，而「佔中三子」及其他同伴的年長者，比較主張和堅持溫和与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即使在他們要為七十九天的動亂承擔法律責任被定罪，作為「佔中行動」的首被告戴耀庭教授仍然表示「尊重法庭的判決」，并且聲明自己將繼續是一個為香港爭取民主的「追夢者」。

  三子中的另一位陳健民博士則形容自己是希望能照亮黑暗「燃燈者」。

  朱耀明牧師在三子中年紀最大，也最感性，他說自己願意做一個「敲鐘人」。

  相對而言，「雨傘三子」在被判入獄時鮮有為個人作定位，年長的「佔中三子」似乎更重使命感，但他們付出的代價也更大。

  七十九天的「佔中」以年輕參與者与年長參與者的被定罪作為一個結果，在香港這個特別的城市歷史上留下一頁。之所以講「結果」而不是「結束」，是因為在這個城市里生活的七百萬人心里關於自己前途命運的一頁，始終未有翻過去。

  香港歷經百年英國統治，存在「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法，收伏甚難」的特點，失土回歸容易，人心回歸最難。當年中央領導人對此心知肚明，故有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之特殊政制設計，其意圖之中也包括了讓香港人心真正回歸。

  如果失去耐性，打算通過政治經濟以及司法手段，加上箝制媒體与限縮公共空間民意表達的言論自由，強化管治控制，以增加抗爭的成本阻嚇以及削弱對民主的追求，後果往往是政府反而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管治的成本也更加巨大。

  四月二十八日香港十三萬人上街抗議「逃犯條例」就是一個例証。

  當年曾經慶祝香港回歸，并且曾經天真過，相信「一國兩制」能夠確保自己在香港能繼續原來的生活的人，但見二十多年來并非統統如是，會不會感到耽心、憂心和痛心呢？

  此時此際，敢問敲鐘誰聞？燃燈誰見？追夢誰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