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七十歲以後，每遇有喪事葬禮，基於心理以及身體健康的原因，往生者若非至親密友，我一般都是不會出席的。

  与陳朗先生十年前見過，他端坐在位於奥克蘭西區的宅子中的書房里，不言不語。當日天陰，室內光線黯淡，隱約看到滿架都是書，還有字畫以及盆栽，飄散着幽幽的清香，我私下覺得是蘭的香氣。當時只問候两句便退了出來，也沒說上話。按老一輩的說法，我与陳朗先生只是一面之誼，點頭之交。

  但是，年初獲悉陳朗先生逝世，我當即决定無論如何都要送他最後一程。

  先生与家母同是一九二四年生，出生地頗相近，家母是上海人，而陳朗先生則誕生在附近的杭州。還有就是先生的夫人素子与家母長得極為相象，不僅五官和神態，甚至連說話的語調都一模一樣，兩人宛若攣生。聚會時席间對談，見陣夫人如見家母，以致我常因此而盼望下次聚會早一些安排。

  其後這段日子与陣朗夫人有過交往，從素子的口中与書中，對陣朗先生及家眷的坎坷遭遇逐漸有了一個輪廓，可以說既是大時代整個民族的浩劫，也是一人一家畢生難忘的苦難。

  陳朗先生原是師從潘天壽的丹青好手，後轉為詩詞与劇作，同許多真心熱愛黨和國家的中國青年一樣，多才多藝的陳朗投身社會主義文藝建設，在中蘇友協与中國劇協工作，作了一名新中國的文藝戰士。陳朗的夫人素子出身書香門第，鋼琴与二胡造詣高深。夫妻二人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被「引蛇出洞」，其實兩人既不是蛇也沒有出甚麼洞，并無發表任何言論，也沒有寫任何文字，就這樣成了夫妻右派，流放大西北，其後陳朗被送青海勞改，一去十三年。留下素子帶着三個幼小的女兒，寒窯苦守，拾荒度日，先困居蘭州，後輾轉流浪回到杭州，直至「右派改正」已是整整二十年過去，陳朗一家才團圓。九十年代陳朗先生随家人定居紐西蘭，直到二零一七年歲杪辭世，度過了生命中最安詳平靜的歲月。

  幾十年後的我們，追憶先生一家這些故人往事，為文記之，說也輕巧，一筆帶過。但只有身受其苦的人，方知箇中滋味，真正知道甚麼是寃枉委屈，甚麼是百口莫辯，甚麼是殘酷暴力，甚麼是走投無路，甚麼是恐懼絕望……幾代國人，感同身受者為數百萬千萬甚至萬萬，如何認知對待這段歷史和個人苦難，却各有異同，甚至兩極對立。

  我一直覺得，在這對年紀和家世都與我父母相仿的讀書人身上，本人有幸親睹一個時代優秀國人的豐采，他們那種氣度与胸襟，不是任何惡勢力或苦日子所能磨蝕摧折得了的。無論是多年蒙難，抑或劫後餘生，多少人畏怯了、妥協了、放棄了、屈服了，由掙扎轉而沉默再至乞憐，由幫閑進而甘作幫凶，以為自己甚麼都有，惟獨不知自己單缺一條脊樑骨。然而，是真君子的讀書人，依然故我，淡定從容，輕撣去衣襟所沾血淚風塵，笑看混沌亂世小人當道，只潔身自好，遠離塵囂，活得馨香，活得端正，行事做人也堂堂。

  陳朗先生對待個人苦難無怨無恨，正如他的學生英傑所言，即使有怨，亦只怨時代，不怨人。身居異邦，心懷故土，不隔岸觀火幸災樂禍﹔不首鼠兩端，巧言令色偽裝輸誠，乞求賞賜﹔惟殷切期待民主萌芽開花結果，造福同胞，噩夢終結，浩劫不再。

  他的人品，他的文品，洋溢煥發着一種無疆大愛。

  之所以出席葬禮，去送一面之誼的陳朗先生，純粹是發乎內心的敬重。

  人一生可能認識許多人，但真正令自己敬重的并不多。敬重，是非物質的。某人極富貴，很容易令人羨慕他，却很難令人敬重他；又或者某人位高權重，想接近他身邊的人，大多是出於帶畏懼的巴結，他只是令人害怕，而非值得敬重。

  敬重陳朗先生，是因為他一身是詩，一生是詩，做學問和做人都做到高境界。甚麼是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

  先生忘了恨，忘了怨，忘了名，忘了利，惟獨忘不了情，忘不了愛，忘不了文字，忘不了清白高潔，忘不了自由民主！

  陀思陀耶夫斯基曾言﹕「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陳朗先生用一生證明，他完全配得上自己所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