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文文學的前世、今生與來世

陳賢茂

人生已進入暮年，隨時都有可能蒙主寵召。驀然回首，才發覺自己這一生，是過得多麼地平凡。然而，即使是這麼平凡的一生，卻也不乏一些亮點。亮點之一，就是我與海外華文文學的結緣。

1983年，我調到汕頭大學任教，開始宣導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華文文學”一詞，不是我的發明。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新馬華文報刊，就已頻繁出現這個詞，後來流行於東南亞各國。我只是在“華文文學”前面加上“海外”二字，構成一個新詞，特指這是中國（包括台港澳）以外的華文文學。中國古人缺乏地理知識，認為中國四面環海，因此，用四海之內稱呼國內，四海之外稱呼國外，簡稱海外。

1985年，我主編的《華文文學》雜誌創刊，在秦牧的《代發刊詞》和我執筆的《編者的話》中，都有關於“海外華文文學”的闡述，標誌著這個新詞已正式走進了中國的傳播媒介。

1988年，我在《海外華文文學的定義、特點及發展前景》一文（載《香港文學》第42、43期）中，給海外華文文學下了一個定義：“在中國（包括台港澳）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凡是用華文（即漢語）作為表達工具而創作的文學作品，都稱為海外華文文學”。1999年，由我主編的四卷本《海外華文文學史》（約200萬字）正式出版，為這門新學科奠定了基礎。

《海外華文文學史》記錄了海外華文文壇自1919年至1999年這80年間的發展歷程。書中具體評述的作家260位，簡要評述的作家也有近百位。其中絕大多數是華人作家，非華人作家只有兩位，即韓國的許世旭和澳大利亞的白傑明。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屢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國弱民窮，再加上水旱頻仍，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東南沿海一帶的農民，被迫出洋謀生，形成巨大的移民潮。華人出國以後，大多聚族而居，於是仍能保留原來的生活習慣與文化傳統。此後，又逐漸產生了華文教育和華文報紙，華文文學創作也就應運而生。這80年的海外華文文學，就是在這種特殊背景下誕生和發展的。

海外華文文學記錄了華人在海外謀生的辛酸與屈辱，也記錄了海外華人的開拓進取與奮發圖強。因此，一部海外華文文學史，既是海外華人的血淚史，也是海外華人的奮鬥史。

海外華文文學並不是1919年以後才產生的。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有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不過那時候不稱為華文文學，而稱為漢文學。創作主體不是華人作家，而是非華人作家。

漢唐盛世，使中國聲威遠播，中國文化也越出中國國界，澤被周圍國家。在中國文化影響所及，漢語也成為所在國家的知識份子普遍學習和掌握的語言。海外漢文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根據現有資料，日本、琉球、朝鮮、韓國、越南等國，是使用漢語進行創作最多的國家，作品包括詩、詞、賦、散文、筆記、小說等，數量十分巨大。

西元751年，日本第一本漢詩集《懷風藻》問世，收漢詩117首，是最早編篡成冊的日本漢詩集。據日本學術界統計，從奈良時期到明治時期出版的日本漢詩集共769種，收20余萬首詩。日本漢詩之盛，可見一斑。

朝鮮、韓國的漢文學也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秦漢時期，漢字便已隨著中華文化傳入朝鮮半島，此後便出現了以漢語進行創作的漢文學作品。由朝鮮詩人、學者徐居正編選的詩文合集《東文選》，收錄了朝鮮半島自西元7世紀至15世紀的漢文學作品。全書共130卷，包括辭賦3卷，詩19卷，文108卷，是現今保存的古代朝鮮半島最重要的漢文學作品選集。

早在秦漢時期，越南便已納入中國版圖，因此，中國文化對越南影響深遠。西元10世紀，越南建立了獨立的封建王朝一一李朝，但仍定漢文為全國通用文字，提倡儒學、佛教。西元13世紀陳朝時期，朝臣韓銓在漢字基礎上創造了越南國音字“字喃”，此後便開啟了漢文學創作與字喃文學創作並存的局面，但漢文學仍占居優勢地位。19世紀末，法國佔領越南，開始推廣由葡萄牙傳教士創造的拉丁化的越南國語，並逐步占居統治地位，漢文學創作遂逐步走向衰落。

近30年來，中國大陸、臺灣陸續出版了一些海外漢文學作品集，比較系統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域外漢文小說大系”（包括《越南漢文小說集成》、《朝鮮漢文小說集成》、《日本漢文小說集成》和《傳教士漢文小說及其他》）。與此同時，海峽兩岸又舉辦了一系列有關海外漢文學以及域外漢籍的學術研討會，標誌著海外漢文學已日漸得到中國學術界的研究和重視。

海外漢文學雖然受到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但是，“桔生淮南則為桔，生於淮北則為枳” 。由於受到異國他鄉的陽光雨露的滋潤，這朵生長在異國文化土壤上的鮮花，也必然表現了不同的文化形態，展示出別樣的嬌豔，別樣的姹紫嫣紅。海外漢文學，既表現了異國人民的喜怒哀樂，也承載了異國人民的理想情操、審美追求和歷史浮沉。海外漢文學，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也是中國歷史上國力強盛時期的文化輝煌的見證。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中國國力的衰弱，漢語與漢文學在周邊國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到20世紀，以非華人作家為主體的海外漢文學已逐步趨於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以華人作家為主體的海外華文文學。

上面談到的，是海外華文文學的過去與現在。如果為海外華文文學算命，那麼，海外華文文學的未來命運又將如何呢？

1993年，梁錫華教授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辦的一次座談會上發言，語驚四座。他說：“我認為，海外華文文學必死無疑”。

我沒有他這麼悲觀，相反，我認為在不太遠的將來，海外華文文學必將迎來一個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加輝煌的發展時期。

漢語是海外華文文學的載體，如果海外華文文學要取得飛躍性的發展，首先漢語必須成為一種能夠與英語並駕齊驅的國際性語言。

很多西方人都認為，漢語難學，英語易學。這已成為一種思維定勢。其實，難與易是相對而言的，不能絕對化。據統計，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單詞大約是三萬個，但在資訊爆炸的現代，英語單詞已超過一百萬個。語言學家估計，英語使用者必須掌握五萬至二十萬個單詞，才能算是一個有學問的人。相比之下，漢語使用者只要掌握四千個漢字，就足夠用了。光憑這四千個漢字，就可以組合成無窮無盡的新詞，足夠應付不斷出現的新事物，新知識。一個已經掌握二千個漢字的英國人，如果在閱讀中碰到一些原來沒有學過的詞，比如電燈、電話、電視、電腦之類，也不一定非査詞典不可，因為每個字的音和形是原來學過的，至於義嘛，通過觸類旁通，望文生義，也能猜個七七八八，不影響閱讀。至於中國人學英語，即使已經掌握了二萬個英語單詞，但如果碰到一些不同專業的新詞，因為音、形、義都是新的，還得老老實實地學，背，最後還不一定能記得牢。因此，難和易也要辯證地看。

事實上，一種語言不論其先天稟賦如何優異，如果沒有使用這種語言的國家的強大實力（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等）作為後盾，是不可能成為國際性語言的。正是由於英國在19世紀攫取了大量殖民地，然後是美國在20世紀成為世界霸權，才使得英語能夠越出英倫三島成為國際通用的強勢語言。

語言的強勢與否，與國家實力成正比，英語如此，漢語也是如此。當中國國力強盛時，漢語成為周邊國家知識份子普遍學習、使用的語言，當中國國力衰弱時，連中國人自己都對漢語產生懷疑。五四時期，一些激進知識份子如錢玄同、魯迅、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等人，強烈主張廢除漢字，走拼音化道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有一些語言學家著手制訂拼音化新文字方案，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1949年以後，漢字拼音化的呼聲仍是此起彼伏，但終因漢字同音字太多，最後以失敗告終。一場持續數十年的漢字拼音化鬧劇，終於落下了帷幕。

一個民族的悲哀，莫過於文化自信心的喪失。所幸的是，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現在，一個強盛的中國，已經呼之欲出。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強，漢語也正在穩步地走向世界。在與語言有關的實力中，經濟實力是最主要的。試想，如果學習一種外語，不能帶來經濟效益，又有多少人願意去學呢？

根據經濟學家的預測，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在10年內超過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教授甚至預言，到204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3倍。也許經濟學家的預測過於樂觀，但是，回顧過去二千年歷史，其中有一千八百年時間都是中國在經濟上坐第一把交椅的，未來再重新回到世界老大的位置，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當然，其前提是中國國內不發生大規模動亂。

中國唐代預言書《推背圖》對現代中國的預言，可以作為經濟學家預測的有力佐證。《推背圖》對一千多年來中國國運的預言，其驚人的準確性，已為歷史所證實。目前正在運行的是《推背圖》第四十四象：“中國而今有聖人，雖非豪傑也周成。四夷重譯稱天子，否極泰來九國春”。清人金聖歎對此象的解釋是：“此象乃聖人複生，四夷來朝之兆，一大治也”。

“否極泰來”源自《周易》的“否”卦和“泰”卦。《周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其中所包含的樸素辯證法，展示了數千年前中國古人高超的哲學思維。太極圖的陰陽魚，象徵兩個對立面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周易》卦爻辭所闡釋的，則是事物的發展變化和對立面的相互轉化。《周易》中的“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貞下起元，時窮則變” ，以及漢語成語中的“否極泰來”、“剝極必復”、“盛極必衰”、“物極必反”等等，所表述的都是對立面的相互轉化，其哲學內涵都源自《周易》。

《推背圖》用“否極泰來”概括了中國自鴉片戰爭到現在一百多年的歷史，十分精煉。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國力急劇下降，到抗日戰爭時期，大半國土淪喪，已降到了最低點，也就是“否極”。1945年抗戰勝利，則是“泰來”的起點。《推背圖》第三十九象用兩句話準確地描繪了中日兩國在1945年的國運浮沉：“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 。1945年正值雞年，“金雞叫”象徵黎明，象徵中國的轉運。此後，中國的發展道路雖然仍有曲折，但總的趨勢是向上的。“大海沉沉日已過” 則是日本國運的寫照。早在一千多年前，《推背圖》就已預言了日本在1945年的沉淪。

《周易》的最重要成就，就是揭示了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中國的歷代王朝都經歷了盛極必衰的命運，中國的國運也多次否極泰來。現在，世界的歷史又到了一個拐點，這就是：中國否極泰來，美國盛極必衰。中國的崛起將重塑世界格局。

在不太遠的將來，當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漢語成為世界通用語言，海外華文文學還會“必死無疑”嗎？

鴉片戰爭以前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家主體是非華人；鴉片戰爭以後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家主體是華人。展望未來的海外華文文學，將是由華人作家和非華人作家共同創造的。屆時，海外華文文學或將正名為海外漢語文學。

                                   陳賢茂教授簡歷

陳賢茂chenxianmao，男，漢族，廣東省普寧縣人。1937年9月6日出生於泰國曼谷。1941年隨母親回到故鄉，後移居汕頭市，在汕頭市上小學和中學。1960年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1964年中山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研究生畢業。1983年調到汕頭大學任教，曾任汕頭大學文學院教授，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華文文學》雜誌主編，現已退休。

陳賢茂的作品主要是文學評論、傳記和散文。

1983年，陳賢茂提出了研究一門新學科的設想，定名為“海外華文文學”，主要研究中國（包括台港澳）以外的世界各國用華文（即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以後，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論文，又在《香港文學》上發表了題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定義、特點及發展前景》的長篇論文，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定義和研究範圍進行了界定，現已為學術界所接受。1993年，由陳賢茂主編的《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60萬字）在鷺江出版社出版，1999年，又出版了由他主編的《海外華文文學史》（共四卷，約200萬字）。這兩部專著的出版，為這一新學科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獲廣東省高教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海外華文文學史》獲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三等獎。

此外，陳賢茂著的《洪靈菲傳》，曾獲汕頭市慶祝建國40周年優秀作品評選一等獎。

2005年，《陳賢茂自選集》（上下冊）在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