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怎么了？

在平时生活中，若人们评论某人“能说”，那大概不是在夸他，一定是贬意居多。在工作中，如果老板说某员工talk too much, 那这位老兄离倒霉就不远了，赶紧另找工作。

目前地方选举已渐入白热化，尤其是市长选举。各候选人各自表白、展现自我的时期已过，现在开始进入了激烈的相互攻讦阶段。其中政敌们在攻击现任市长班克斯先生的个人品行时，主要焦点就是针对其“能说”。像什么说得多，做得少啦；什么言过其实，夸夸其谈啦；眼高手低啦等等。想起当年父亲教训我时，用得正是同样的语言，不禁对这位市长大起亲近之意，实有一种我辈中人之感。忍不住就想为吾“能说流”来打抱不平。

当年老父训我时曾道：为什么上帝造人时，安排了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张嘴？那就是让人多听，多看，少说话。我当时嘴上不敢说什么，可心里不服气：那嘴的个儿还最大呢，光吃饭，不让说话，那和猪有什么区别？

其实，“能说”绝对是一种能力。从古至今，凡成大事者必“能说”。远说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苏秦在冷遭世人白眼、嘲讽之际，头悬梁，锥刺股，苦练“说技”。单凭三寸不烂之舌，一举连夺六国相印，空前绝后，不愧我“能说流”之先驱。之后的张仪、商鞅、蔡泽乃至诸葛亮，哪个不是凭借一张利口，成就了一番伟业？中国近代的毛泽东，当初不过就是一介布衣书生，可就是通过其“能说”，说得几千好汉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几临绝地，人心就是不散，最后“说”得几百万国军灰飞湮灭，一举并吞天下。

作为政治家，“能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胸怀锦绣说不出来，怎么能让大家知道你的所思所想？不具辩才，怎么能鼓动甚至煽动大家跟着你走？话都说不明白，即使你有济世之才，还不如街头叫卖的小贩，到头来只能空怀遗恨。

但也不是凡“能说”者都能成大事，“能说”也分档次。像以前在北京时，每逢聚会，常见口若悬河、云山雾照之辈。此辈人物在北京尊称之为“侃爷”，在天津则贬称为“白活蛋”。这也难怪，上有文字狱高悬，下有莫谈国事、祸从口出等诸般禁忌，只能拣点儿上下不沾边的荤、素笑话相互调侃，以过“说”瘾，所以档次自然高不到哪去。可是若修炼到了最高境界，那就像拥有了一种超能力，能“说”得地动山摇，天地变色。那个长得像个小瘪三的希特勒，楞能说得一向行为刻板、思想深邃的大日耳曼民族跟着他一块发疯，想想当年他演说时的场面，从那几十万人亢奋、痴迷的目光中，你会真正理解什么是“能说”，什么是“疯狂”。

第一次见到班克斯市长是在“面对面”节目，当时他的一番宏论著实使我心折。转天，兴冲冲地和我的英语老师——一位Kiwi老太太聊起这位市长时，谁知老太太竟是一脸的不屑，说，那不过就是个Talker。人家也有道理：东区走廊嚷嚷了几年了，现在还停留在“说”的阶段；资金不到位，心里一着急，就说要在跨海大桥上设卡收费，招得民怨沸腾；老说整治皇后大道，可现在它依然还是那么灰头土脸；也不分场合，叨唠亚洲人随地吐痰，事后又反悔等等。看来有时“能说”还真是一把双刃剑。不过，上述这些政敌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揭发材料”中，又有哪件事不是该市长操心的？哪件事不是市长该管的？只是方法不当或说法不妥而已。当时说的时候，想法都很通顺，可谁知做的时候，确是诸多阻力，困难重重，并不能说当初说的就完全不对。真要这么逐条细抠，那么从首相到各部、市长，你们当初承诺的每件事都做到了吗？

我个人喜欢有个“能说”的市长，别像以前中国大陆某些领导人，离开讲稿，连个开幕词都说不明白。但“能说”并不意味着可以瞎说，可以言行不一。现改一句中国古话，即：三思而后言。送与班克斯市长及吾辈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