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道路将如何走？

上周，先驱报主编文扬先生向我特别推荐一篇名为“中国的民主道路要如何走？”的文章。可能我最近关于民主方面的文字比较多，因此主编鼓励我参加讨论。我不是专家，但我一直是民主思想的追求者和鼓吹者，所以，一旦触及到民主议题，特别是中国的民主问题，我从来是有呼必应，责无旁贷。

阅读过陈闽雄先生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好像中国的民主道路之所以步履艰难，是由于没有找到一个不劳民伤财、不被媒体操纵的好的民主选举办法。对此我不能赞同。正像陈先生所言，中国人是最聪明、最勤奋、最肯吃苦耐劳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做事从来都不缺方法。但具体方法再先进，恐怕也解决不了中国的民主问题。因为那根本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关键所在。

我读过“黄祸”这本书，也聆听过该书作者的“递近民主说”。当时还对作者给中共当局设下的连环计策，深表感叹。“递近式民主”和“渐进式台独”听起来方式近似，但“递近式民主”现仍处于空谈，而“渐进式台独”却在步步为营。差别何在？全在于主政者的态度，愿为与不愿为也。

无庸讳言，中国民主之路走不通的最大障碍和最大阻力，就是代表少数既得利益阶级的中共当局。在各界都在为面目一新的“胡温新政”寄以政改厚望时，初掌权柄的胡锦涛先生却说，中国不能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

大权在手，不是不想放，是不能放，是不敢放。江泽民在驳斥党内欲为六、四学生运动翻案的言论时，一语道破天机：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退一步就要人头落地的问题。当权者非常清楚，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到六、四惨案，几十年旷古未见的荒谬统治，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绝不是一份自己认为通顺的什么几中全会公报所能解释，所能自圆其说的。他们也知道在人民表面的恭顺后面，隐藏的是什么。一旦实行民主选举，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而一旦失去权力，其结果也是不言自明的，权力转移的时刻就是清算的开始。有些人将失去巨额财产，有些人将去国际法庭，有人将人头落地。历史就这样在恐惧中恶意地轮回着，耳边回荡着老人家们的叮嘱：千万不能放下枪啊！

我有好友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就职。为了准备与广东一家著名饮品公司进行广告代理权的谈判，拳脚通天的总裁请来某某委员长的公子前来助阵。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总裁求助地看着助阵者，只见该公子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轻轻说了一句足以令各大国领袖的公子、小姐们花容失色的话：你给他们代理权，我让你的公司上市。

祖宗发明“国家”这两个字，真是妙绝。家、国不分，国、家一体，国有的就是咱们家的。权力太大了，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太大了。不是不想放手，是放不下，舍不得呀！

古时，国家管理一直是“政不下县”。但自194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套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民控制最严、触角植根最深的国家机器。相对于国权的强大，民权太弱了。除了既得利益阶层，人民集体成了弱势群体。

那么，中国的民主道路将如何走呢？综观历史，就会发现历史是按照它自己的特有规律前进的，它不会遵从某个人的意志，也不会因为谁的“奇思妙想”而拐弯，不是你“要”它怎么走，它就怎么走的。民主也是一样，书房、实验室里推导不出它的轨迹，它是当权者与人民之间利益斗争的一种妥协，就像是山间的泉水，在这边是利益阶层，那边是人民大众的挟持中、不断碰撞中，自然而然的奔腾而下。但是，通过研究、分析以往民主运动的成功经验，我们还是能够捕捉到它的踪迹，还是能够预测出中国最终会通过什么路径，走到民主的终点。

与各国众多成功的民主运动相比较，我认为，稍早期的韩国民主运动模式，可能将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民主道路。稍加比较，你就会发现两国的民主背景太相像了。近似的历史传统与宗教文化，近似的殖民经历，近似的战争蹂躏，几乎相同的人民文化与民主素质，同样的独裁寡头统治，也同样经历了在集权专制下短暂的经济腾飞,甚至还发生过和六、四事件内容、结局都基本相同的“光州惨案”……

所以，中国完全有理由、有可能沿着这一道路再次获得民主成功。但是，对中国来说，道路可能会更漫长，更艰难。因为，在上述这些相同或近似中，也有不同。中国的皇权文化更发达、更顽固，中国经济腾飞的时间还太短，韩国的军人政府与中国的工程师政府相较，显得更粗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韩国的民主斗争中，在监狱里一直倨然高坐着两位著名的民主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

民主领袖的出现，往往能使民主运动在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产生致命的一击。有人认为，这种以“明君”思维追求民主与法治是荒谬的。其实，这是民主理论中典型的形而上学。民主运动是人群的活动，是需要组织、纲领、宣传、策划的，是需要不畏死、了解国情、有高超领导艺术的伟大人物领导的。靠乱糟糟、七嘴八舌的纯民主，赢得不了残酷的民主斗争。民主领袖一般以三种方式出现：

1、“有道明君”的良心发现。就像当年美国的乔治.华盛顿、英国王室、日本王室。

2、在野的民主英雄。就像印度的甘地、波兰的瓦文萨、南非的曼德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以及最近的尤先科。

3、当朝与在野同时出现。就像当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与叶立钦。

可惜，中国目前尚没有这样的人物出现。邓小平不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能把中国从泥潭里拖出来，就已经油尽灯枯了；赵紫阳不是，他要搞的只是温情脉脉的资产阶级改良，而且被周围的智囊、精英们所簇拥，远离人民大众，这也注定了他没有始终得到人民坚定支持的个人悲剧；海外精英们更不是，据悉，汇集各路豪杰的美国“海外民主联盟”已宣告破裂，当初反腐败的勇士们自己反到出了经济问题。看来，那不过是一群没有成为既得利益者，看着树上的葡萄干着急的狐狸。

我们追求民主，但我们不要像印度、印尼那种富人的游戏，在民主的幌子下，人民依然是赤贫千里，依然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改革的受益者。所以，民主领袖越伟大，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而民众的呼声越高，我等匹夫、野人清议的声浪越大，就越能催生出一个比甘地更伟大的中国民主之父。我坚信，这个人物在当今世界民主的高温下，已经在破壳而出。

我始终相信中国的民主一定会实现。从外部条件上，独裁专制不得人心，已经是世界潮流。各独裁政权正在纷纷土崩瓦解，民主正在逐步取得全面胜利，通过对南、北朝鲜的现状比较，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从内部条件上，随着知识、信息的普及，人们已不再像古代蒙昧时期那样，需要一个“有德高人”来为我们指点人生。亿万人穿一种衣服、读一本书、唱一首歌、侍奉一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历史规律，这就是天意。况且当前人民与当权者之间至少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强国梦，而且也都认识到，在国家间的竞技中，光靠经济这一条腿飞奔，是拿不了奥运金牌的。所以，中国的民主之路虽然漫长，但，是一定有希望的。

最后，短评陈闽雄先生的文章。陈先生的电脑选举法，在当今矿工们连起码的安全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在包括“三农”问题在内等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这种“高科技民主说”实在是脱离中国国情。而且选民们大概也更愿意看到候选人活生生的面孔，以领教他的个人魅力、演说及领导才能，而不是面对一纸死板的资料。电脑选举来无影，去无踪，加上同样高科技的电脑病毒问题，你如何验证？如何保证结果不被篡改？但我依然赞赏陈闽雄先生的探索精神，说“陈闽雄猜想”有点过了，叫“陈闽雄预案”可能更贴切。

令人感伤的是，中国真正实现民主的那一天，我们可能看不到了。否则的话，别说劳民伤财，就是让我去珠穆朗玛峰顶上投票，我都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