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鄉村文化》寫到當年家鄉的文化。而上期《華頁》的《以文會友》欄目，還刊登了大朝先生的《家鄉小學》。寫的是他當年在家鄉上小學的一些情況 ​​。大朝的老家也在河北省，與我的老家交河縣（現泊頭市）相距才幾十裡。大朝比我小幾歲，他講的當年他們村小學學生必須自帶板凳等一系列的情況，與我離開小學幾年以後我們村小學的情況完全相似。
解放初期共產黨的新政權雷厲風行地發展教育事業，農村的孩子不論男女，幾乎百分之百地進了學校。新政權尊師重教，在十分艱苦的財政條件下，仍然建設修整了不少的學校，教育事業蒸蒸日上。如果按著當初的這種勢頭髮展下去，以中國人的勤奮和 ​​敬業的精神，如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早就不是如今這個德行樣子了。說不定全世界最好的學府就不是哈佛、耶魯、牛津、劍橋，而是北大、清華了。說不定每年都會有諾貝爾獎落入中國人手中。
解放初期中國教育事業的好日子只持續了不久的幾年時間，到了 50 年代的後半期，先是 1957 年，一些優秀而善良的教師誤中“陽謀”，成了右派分子。 1958 年大躍進、人民公社，農村的經濟遭到全面的破壞，接著是三年的缺衣少吃的時光，後來剛好一點， 1964 四年就又揮舞起了“階級鬥爭”的大棒，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知識分子遭到全面的整肅和羞辱，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遭到全面的破壞和摧殘。長期困難的經濟狀況，使得農村學校房屋及設施的狀況越來越糟糕，孩子們自己從家中搬著自家的小板凳去上學，成了當年農村學校普遍的狀況。
還是把後來發生的這些讓人堵心的事放在一邊，回憶一下解放初期那些讓人感到舒心、溫馨的事。這些事還是很多，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1949 年的年初，全國許多地方還沒解放，而我的老家早已解放好幾年了。春節剛過，剛滿 6 周歲的我，進了本村的小學。那是本村一間標準的三間建在一起的土坯房，將斷間牆拆掉，使三間房連起來成為一個大房，一共也就 30 平方米。 1 、 2 、 3 、 4 四個年級共 40 來個學生統統地擠進這間教室上課，而教師只有一人。這就是所謂的複式教育了，當年我們那個地方所有的中小村莊的小學，都是這麼個辦學模式。
桌子和凳子都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我村最早在北洋軍閥時期就辦起了小學，便是這間教室和這些桌子和凳子。至於這軍閥是吳佩孚還是張作霖還是曹錕，我也沒進一步考證。我入學時桌子凳子已經破舊，由於解放後男女孩統統地入學，學生多了，桌子凳子不夠了，就又補充了些。記得其中一張原是村裡觀音廟的供桌，這張桌子特別大也特別寬，並且也比較破舊。不管怎麼說，學生自己不用自帶桌子凳子。若干年以後，隨著這些桌子和凳子的損壞，學生自帶凳子，搞張長木板架在兩個土坯的檯子上當課桌，這種情況在各村，也在我村的小學發生了。那時，我已經離開了本村的小學。
老師是離我們 10 裡左右的千民屯村的人，叫鄭德隆，看起來 40 歲左右。當時的教師都是政府統一分配到各村小學任教的，老師的報酬都由政府支付，不用各村莊或學生家長負責。記得鄭老師剛去時掙的是小米，後來才變成工資。錢不多，每月才二十幾萬元（舊幣）。他有時在課堂上講：“聽說要給小學老師漲工資了，要漲到30 萬以上，要和工人的工資差不多。”至於後來漲了沒有，漲了多少，我也就不知道了。
很幸運的是我們村分到了一個好的老師。說鄭老師好，並非說鄭老師有多麼高的學問，其實鄭老師也就上過四、五年的私塾，學養並不深厚，並且知識也比較老舊。鄭老師好在教學認真，敬業，為教好這一村的學生，他想了許多的辦法，激勵學生的學習熱情。比如給每個學生做一個小牌牌，掛在牆上並且畫上表格，學生每取得一點進步小牌牌也就前進一步。有時弄些紅色的玉米粒，按學生的成績給予一定的玉米粒予以獎勵，一定的時間後，以玉米粒的多寡來判斷學生的成績。這樣的土辦法鄭老師有得是，並且是花樣翻新，每年都會有不同的獎懲辦法隆重登場。這些辦法雖土，可對於激勵我們這幫土裡土氣十分單純的農家孩子，卻是十分地有效。
當年學生的學習並不怎麼緊張，競爭也不那麼激烈。學生們除在校學習外，放學後以及放假後是從來不去摸一摸課本的。可學校的考試還是有的。那時一年有三個學期，每學期末都有一次期末考試，之後按學生考試成績的好壞張榜公佈。名列榜首當然是件很光彩的事，而最後一名則在其名字的下面打上一個紅勾，俗稱坐紅椅子圈，是很沒面子的事。這都是從舊社會傳下來的老規矩，一直就沿用下來了。我每次期末考試，都是年級第一。不過說到此處，我還必須說明，當時我們年級總共才有 6 — 7 個人，所以我這年級第一，根本就不值得誇耀。並且直到後來，我對自己來個自我評估，也與我當年的這 6 — 7 個小夥伴比較一下，實事求是地說，有些方面我強過他們，有些方面我不如他們。只是由於中國幾千年來“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舊觀念，依然在左右著人們的思維。而後來更時興“吹而優則仕”，“拍而優則仕”，“賄而優則仕”，在這些方面，我童年這些夥伴們更沒什麼優勢，他們就這樣一直在老家的土地上勞作，現在已經老的老，去世的去世了。
那時方圓十幾裡的十幾個村莊中，通常有一個較大的村子自然成為附近村莊的中心，一般鄉政府也設在這裡。而這個村的小學也就成為附近十幾個村的中心小學。中心小學設小學 5 、 6 年級，而其他各村的小學只有 1 —4 年級。為對各村小學的辦學的水準有個監督和督促，在一定的時間內，要將各村的 3 、 4 年級的學生集中到中心校進行聯考。我們片的中心校是南孟莊小學，下屬 12 個小學。傅莊小學的學生在聯考中成績比較好，這也讓鄭老師很有面子。我頭一次參加這個考試就拿了個年級第四，得了張油印的獎狀，很讓鄭老師，也讓父親、母親高興了一陣子。
當時小學還有個有趣的現像是，學生年齡大，同一年級年齡相差也很多，相差 4 — 5 歲是很平常的事。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過去家庭情況不同及家長對孩子入學的認識有差別，也就延誤了孩子的入學。學童之間也不因年齡相差而感到有何不妥。再說幾千年中國的文化也是這麼過來的，過去科舉 50 — 60 歲的老人與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進同一考場，是十分正常的事。再一個有趣的現像是留級現象普遍，那時人們對上學的認識就是在學校泡上個 5 — 6 年，能識字也就行了，年級不年級的不在意，升學的意願也不強烈。
我 1953 年離開傅莊小學，升入南孟莊的中心小學的高小部，當地人們稱作“高等學堂”。我們這個年級兩個班，共 100 名學生。我在南孟莊小學的成績不錯，第一個學期期末考試，我是年級第二名， 55 年畢業考試，我是年級第一。
傅莊的還有幾個孩子在南孟莊小學成績也很突出，這也是鄭老師很高興的事。文革前，傅莊共出過 4 個大學生，分別是 60 年考進入南開大學的我和考進河北北京師院的傅雲貞， 64 年考進天津大學的傅雲平和考入河北農大的李文英，一個不足百戶的小村，出了四個大學生，這個成績在當年當地是很 ​​突出的。這些人在小學階段都跟著鄭老師讀書，打下了個好的基礎。
2015 年 2 月 11 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