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農村的文化，既無法與大城市相比，也無法與江南的農村相比。我說一個指標大家就清楚了：直到解放後的 1952 年，我所在的交河縣、以及鄰近的東光、南皮、阜城、武夷、武強、獻縣（上述幾縣恰好將交河縣包圍起來）才開辦了各縣的第一所初級中學。我也一直把解放初期新的政府大力發展農村的基層教育，看成是共產黨政權最大的德政之一。

說起“文化”來，我卻越來越迷惑不解了。先是“文化大革命”，明明的是一種政治算計，非要說成是“文化革命”。後來又把風俗習慣都說成是“文化”，直至貓、狗也成了“文化”，拉屎、放屁也成了“文化”。 “文化”也就成了無論什麼人，都可以隨意將任何東西，任何概念都裝進去的“大筐”。

不過我還是死腦筋，我只把詩書、學問、科學、藝術一類的東西看作是文化。說起這些東西，當年的家鄉雖然落後，卻也有許多美好的值得回憶的地方。

本 村小學開辦在民國時期，解放前村上的男童，基本上也都能入學識字，而女童能不能入學，就看父母是否允許了。解放後則無論男童女童，要一律入學接受教育。而 更早時期我的父輩們，接受的都是私塾的教育。當時不要說女童，男孩子也僅是部分的學童才能進私塾，這也要由父母的眼光和家中的條件決定。一般的在私塾讀個 三年五年，也就能識文斷字了，讀到這個程度，就算是個有文化的人了，就不必再往下讀了。我父親以及村裡多數人，也就是這個水準。

村裡除去這一幫半斤八兩的“文化人”之外，還有幾個大家公認的文化水準高的人，一個叫傅漢維，年齡比我父親還要大上 30 來歲，還有一個傅寶明，比我父親大 10 來 歲，還有一個傅雲章，一個張萬祥，二人都比我父親年齡稍大。傅雲章與我父親同輩，我因此叫他大爺（伯父），他家境並不富裕，但因為學習成績優異，深得私塾 先生的喜愛。後來先生轉往外村教學，竟然也將他帶在身邊繼續培育他。後來雲章大爺在天津發展，解放初期與劉少奇的妻舅王光英一起搞天津工商聯，出力良多， 是天津市人大代表。我後來一直在天津學習、工作，時常去他家拜訪、請教，深知雲章大爺知識淵博，且極富正義感，又有很強的領導、組織能力。自然他在文革期 間也受到衝擊，十分不幸的是，文革動亂結束，他正好可以大幹一場的時候，病魔卻奪去了他的生命。追悼會時王光英曾前去祭奠、送別。

我 們村這幾位高水準的文化人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的毛筆字寫得都很好。村民對他們的學識也難得說出個所以然來，而對他們的字都十分賞識。這些事情使我產 生了這樣一個印象，一個人的字寫得好與壞對一個文化人的聲譽至關重要。於是我也從小就注意將我的字寫得盡量好些。可因條件的關係，我自小從未跟著任何書法 家學過書法。退休之後來到新西蘭，後來加入新西蘭中國書法家協會，於是有人把我當成“書法家”，對此稱謂，本人甚感慚愧！

那時的農村，書籍、讀物很少，於是語言成了傳播知識的重要手段。每個村莊也都有一些閱歷相對豐富，知識相對淵博，又比較健談的人，這些人也就成了村中知識的傳播者。農閒季節在街頭，夏天的傍晚在晾曬糧食 ​​的 場院裡，經常有一個或幾個人在那裡海闊天空、誇誇其談，而更多的人在周圍洗耳恭聽。國家、國際大事，各地甚至海外奇談，歷代忠奸相鬥、朝代更替及妖魔鬼怪 的故事，甚至張家長、李家短的瑣事，就這樣在人們中傳播開來。這也成了當時當地農民們鞭撻醜陋、棄惡揚善、傳播知識、資訊的重要手段。

值 得一提的是戲劇，當時一些大的村莊，有自己的戲班。我們村很幸運，在我村周圍不出兩裡地，竟有兩個村莊有戲班，分別是西鄰軍王莊和東南鄰粗布劉莊。軍王莊 唱的是“落子”，粗布劉唱的是“荷花腔”。這兩個劇種的名字我是照著讀音瞎寫，大概不對，在此只好當白字先生了。每當農閒季節或者有什麼重大節日，這兩村 就可能搭起檯子，唱上幾天。當然兩村離得太近，開戲的時間會相互錯開，不會唱對台戲。一個村弄起一個戲班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有樂器、演員兩套班 子，而服裝、道具、舞臺搭建等一應事物更需全村人支持不可。每次唱戲，一般聯唱七 ---- 八 天，每天唱一齣戲。當時唱戲多以武戲為主，一個原因是戲班裡面沒有女演員。大概是因為當時當地還比較封建，誰家父母也不願將自己的女孩送到戲班與人搭肩勾 背假扮夫妻。於是戲中坤角也一律由男士扮演，常見一個老得沒牙的老男人扮演姑娘，一張嘴便見狗竇大開，真是滑稽的夠嗆。戲班的水準儘管有限，可是也給本村 及附近村民尤其是兒童帶來歡樂，為豐富當地的文化生活，功不可沒。

我 那時還小，舞臺上的唱腔根本就聽不懂，也根本就沒聽，只是看看比比劃劃地一些動作能猜出劇情也就可以了。我倒是十分喜愛戲曲中的伴奏，那曲調、那旋律讓我 著迷，尤其是粗布劉戲班中的那把板胡，讓我永生難忘。戲班中的樂班，除唱戲時登臺伴奏外，平時也經常被人請去為各村的紅白喜事伴奏。

各種地方戲是中華文化的一朵朵奇芭。後來竟不被當年的政治所容忍，予以毀滅了。我們兩個鄰村的戲班解散，服裝、道具燒毀了，如今再也恢復不起來了。可惜這麼美好的東西，非要貼上“封資修”的標籤，予以毀滅，這腦子是不是進水了？

我除懷念當年的地方戲曲外，我還懷念當年的一些歌謠。解放初期，一些時髦的、高檔一點的消費方式慢慢地傳播開來，而且一些人難免有“顯擺”之嫌，於是有了這樣的歌謠：

留分頭的不戴帽兒

穿皮鞋的走高道兒

戴手錶的挽袖口兒

鑲金牙的自來笑兒

當時農村裡已經有極少數的人騎上了自行車，於是有瞭如下的歌謠：

兩個軲轆一架梁

上面坐著個武大郎

見了爺爺不躲道兒

叮鈴咣啷地響鈴檔

尤其後兩句“見了爺爺不躲道兒，叮鈴咣啷地響鈴檔”十分地幽默、傳神！當時農村中散佈著許多歌謠，很生活化，語言也很生動，也很有人情味。可惜這些美好的東西許多都失傳了。而後來一些無恥的文人卻又編造出許多“階級鬥爭”的，“憶苦思甜”的歌謠，真讓人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