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话题，最近又热了起来。仔细倾听一下，其中有三种声音。

一种声音出自部分企业家之口，主张企业家不要谈政治，如某人的“在商言商，聚会时只讲商业不谈政治”之论。另一种声音出自另一部分企业家之口，主张企业家要介入政治，如某人的“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之论。

这些声音听起来普普通通，无甚特别，然而，由于第三种声音的出现，普通的微言也有了惊世的大义。

这第三种声音并非来自企业家，而是出自一些媒体人和评论人，他们援引企业家原话，假借企业家之口，发表了一大堆属于自己的见解，自说自话自导自演地掀起了一场“全社会的热议和争论”。

某篇评论这样写道：“当已过耳顺之年的女企业家王瑛用一种相当不寻常的方式公开挑战柳传志的谆谆教诲时，与其说她是在表达对这位‘中国企业家教父’的不满和批评，不如说是对整个社会发出追问：在一个正在经历重大转型的时代和社会里，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与其…不如…”句式用得真妙，借来用一下，其实就是：与其推着企业家谈政治，不如自己亲自谈政治。

就这样，经过这一番假借和腾挪之后，在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这个主题之外又多出来一个副题：企业家该不该允许媒体人替他们谈政治？该不该默认自己被谈政治？

如果每次都是企业家一句话没说完媒体人十句话见了报，而且除了那一句原话其他九句话都不是企业家的本意，掺杂了一大堆别人的私货，那这政治还怎么谈呢？想要好好谈一谈也不可能了吧。

我断定，很多企业家不谈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因素。

毕竟，真正的企业家，首先是一群置身于自己的领域埋头于自己生意的人，政治只是他们在抬头时常常碰到或看到的一些东西。很像是隔岸观火——既可以自认为身处烟熏火燎之中，也可以自认为身处一水相隔之外。这样的一群人，与那些终日盘旋在烟火上空随时准备玩一把火中取栗或飞蛾扑火游戏的政治爱好者，天然地分属不同人群，各自对于政治的理解和兴趣，大相径庭。

然而，当下中国的现实是，企业家们隔岸观火的田园诗生活注定要被打乱，他们注定要被人一个接一个地劫持到烟火上空，被迫接受一种原本不属于他们的政治观，甚至被人不由分说地推入火场，替飞蛾们火中取栗，替麻雀们浴火涅槃。

可悲乎？谁叫你们本来不懂政治却又忍不住想要玩政治？

很多企业家不懂政治，这是明摆着的事，毋须讳言。政治也是一个专门领域，也像其他专业一样有专门的知识，特殊的学问，并不是一看就会玩的儿童游乐 园。作为外行人的企业家，仅仅因为自己经营的企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积累的财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就自认为什么都懂，什么都行，要玩“商而优则政”，这属 于“暴利后遗症”，初级阶段的企业家十有八九会犯这个病。以为亿万富翁就能免疫，不会犯这种初级毛病，没那么回事。

热衷于谈政治，在中国，另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代渊源，即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假如让同一批媒体人来讲述这一渊源就格外显出悖论了：那时候没上过学 的工人农民也天天读马列原著，今天批刘批邓，明天批林批孔，荒唐闹剧天天上演，但谁也不能公开说工人农民不懂政治，不要谈政治。

滑稽的是，大民主精神代代相传，当年是无产阶级工农兵不要“跪下”活而要“站着”谈政治，今天换了资产阶级企业家，竟也是一样的诉求：不要“跪下”活而要“站着”谈政治。而且情况还和当年一样，谁也不能公开说不懂政治就不要谈政治。

更大的问题是，如果当年的工农兵正是由于不懂政治而被利用、被劫持、被谈政治，那么，今天那些在无知程度上与当年的工农兵不相上下的企业家们，又有 什么特别之处能让自己免于被利用、被劫持、被谈政治呢？千万别拿钱说事，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家的金钱，只起一个作用：让自己更容易成为被利用的对象、被劫 持的目标。

仅从媒体的报道上，难以判断那位认为主动介入政治就是“站着活”，否则就是“跪着活”的女企业家原意到底如何，但毫无疑问，把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理解为谁站着谁跪着、谁高一头谁矮一头，这就是文革工农兵的认识水平。如果的确是有大批的企业家想要搞这样的政治，而且得到众多喝彩，还被赞为“勇敢”，被赋予“使命”，被推向“历史性抉择”的高地，那么，我们那位“企业家教父”关于企业家不谈政治的谆谆告诫，真是说对了，因为他说的就是企业家的自救之道！

企业家谈政治本不是问题，但在当下的中国，恐怕首先要分清自己是在谈政治还是在被谈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