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最近惹人关注，由于观点越来越离谱，他的演讲也遭遇越来越多的抗议。抗议者多是被称为“左派”和“鹰派”的人士，他们痛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怀念毛泽东时代。

支持茅先生的人则称赞他坚持己见、大胆敢言、不向反对派妥协。这令人想起了当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坚持斗争的共产党。

但茅先生又被称为“右派”，从左派反对他的激烈程度上看，他还应该是大右派、极右派才对。

检查一下茅先生的立场。

了 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宣扬民主，挑战威权，推动自由化，批评现行体制。这次长沙演讲，他从五四的意义讲起，认为九十多年过去了，五四的民主理想还没有实现， 因为政府欺骗人民，人民尚未觉悟。他挑出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说这完全是逻辑错误，既然是人民民主，就不能是专政，应该将专政去掉，实行人民民 主…

想 象一下，假若今天再爆发一次五四运动，当局又抓了学生，茅先生一定支持学生、声讨政府。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发生工厂罢工、商界罢市、市民上街，他会怎么 做？这位一直都很刻意地启发人们要把政府利益和国家利益区分开，把政治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的民主导师，难道不会利用这个机会推动人民与政府进一 步对立，甚至寄希望于顺势推翻现政权一举实现他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吗？

那么，他和1919年反对北洋政府、1949年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人们不正是同一派的吗？全世界人民作证，这一派难道不是经典的左派吗？怎么成了右派了？

反观左派这一派，就没有这个自相矛盾、原地转圈的问题，他们一直就是正统的左派。他们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集团，在国内反对资本主义和买办集团，代表劳工利益反抗剥削制度。这个立场从1919年到1949年 一直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集团又卷土重来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和买办集团又东山再起了，茅于轼们正是这些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劳 工阶级的死敌，因此必须给予痛击。想到阶级弟兄们在资本家剥削之下牛马不如的悲惨境遇，他们怒火中烧，仇恨满腔，正好这位“大胆敢言”者跳出来了，那就对 不起了，好话没有，砖头手榴弹成堆。

茅 于轼们应该明白，这一派才是中国真正的民主派，也就是始终如一坚持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这一派。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从一百多年前的“所有国家的殖民地”（孙 中山语），到今天的“世界工厂”，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苦力国家、劳工国家、人民国家，你非要拿西方贵族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那一套本质上反人民的经济 制度和政治制度到中国瞎比划，生搬硬套强行推销，为做这些事还从美国人那里领奖拿钱，也难怪会挨骂了。

所 以，问题就出在“右派”这里。他们的言论并不是因为“大胆”、“有勇气”、“有个性”才如此，而是因为指鹿为马、左右不分、自相矛盾才遭人抵制。面对一只 鹿，你支持鹿的奔跑是左派，反对鹿的跳跃是右派，可是你硬说这只鹿是一匹马，那就什么派都不是，若非要自认右派，那就是伪右派。

我 多次说过，关于中国这个“鹿”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是个彻底的“人民共和国”。这并不是只停留在国家名称上的“政治正确”，而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全体 国民无一例外都是真正的人民，没有任何混在“人民”名目之下的“假人民”，因为那些曾经不属于人民的大地主、资本家、旧贵族都被彻底消灭了，作为一个阶层 早已绝迹了。我很奇怪为什么很多人都忘了，毛泽东当年的“灭资兴无”都是真刀真枪干下来的，不是闹着玩的走过场，到文革时期，连资产阶级的“红色代理人” 都没放过，属于彻底的斩草除根。这么大的事，怎么就好像没发生过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却是事实。

在 毛泽东时代，西方的民主叫“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叫“资产阶级法治”，市场经济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说得明明白白，暂且不论是非对错，但却点出了问 题本质：所有这些都源于资产阶级，而不是源于无产阶级，在一个只有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而且不断斩草除根式地“灭资兴无”的“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些东西 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基础，都不能直接照搬。

改 革开放之后中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和初步发育起来的市场，也都没有改变中国的“人民共和国”性质，更没有让中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不仅如此，我所说的那个“私权力阶级”、“私权力板块”到底能不能从一个自古以来就缺乏其前世、近代以来又被杀死了今生的人民国家中再生出来，还是个更大 的问题。

马是马，鹿是鹿，西方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差别巨大，无法视为同类。中国的左派纵有天大的立场问题，但却没有脱离现实，而伪右派们纵有天大的学问，但却犯了最基本的事实判断错误。

关于中国的现实深植于历史当中，而不在经济学的数学公式当中。越是用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社会现实，越是近乎于捣乱。

所以说，中国左右两派之所以难以调和，其实并不在立场过于对立，而在于伪右派在中国政治问题上的无知或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