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寒竹上周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应当区分专家和公知》，主要观点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大多只是“意见分子”、“鼓动分子”，并无提供新知识的功能，反倒造成民粹主义泛滥，在当前的形势下，应当逐渐被边缘化，以让位于专业主义的发展。

我很同意。在此也谈两点，以为呼应。

一、为什么西方公知的诞生比中国的士大夫晚了两千年？

在我看来，波波利金所定义的那种“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也是政治权力变迁的产物。从理论上讲，当政治权力发生现代化，开始从宗教权力、传统权力、暴力权力向知识权力过渡时，这种公知作为新型权力的代理者就应运而生了。

之所以西方公知的诞生远远晚于中国士大夫的出现，借用福山的观点，盖因西方的政治现代化远远迟于中国。

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上只有三个角色：教士、骑士和农民，前两者是统治者，后者是被统治者。在基督教传统中，这个秩序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永恒不变。其时，文化、知识、艺术等尚未从信仰体系当中分离出来，都在教士的掌握之中。

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就是指那个时代的“反智主义”传统。教士靠迷信统治，骑士靠暴力统治，知识毫无用处。虽然也有文人，但没有社会地位。贵族们普遍厌恶学问，只崇尚武力技能和军事成就，将文人视为卑鄙的小人。一位16世纪的英国贵族宣称，“我宁愿我儿子被绞死也不要学习字母…这种事应该留给乡巴佬的儿子们。”

但革命性的变迁终究还是来了，从15世纪开始，欧洲先后在地理上与新大陆相遇，在信仰上与新教相遇，在知识上与希腊罗马知识和新科学相遇。

这些相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贵族们传统的统治方式受到了严重挑战。政府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复杂，法律内容越来越复杂，连军事技术也越来越复杂。就这样，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的时代到来了，经过了大学学习的官员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并很快就取得了与传统的军事精英平等的社会地位。

这就意味着，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那些没有贵族血统、没有军事功勋、完全凭借知识和才能出人头地的“小人物”，得以进入统治者阶层。

这是一种新生人物，是不亲自出征但却可以指挥军事行动的新贵族。他们注重个人品行和自我教育，而不是出身；定位于知识权力，而不是暴力权力；志在服务政府和国家，而不是家族和个人。

不难看出，新贵族的行为标准，其实完全就是孔子当年为“士”所做的规定，如“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

但却整整晚了两千年。

法国法兰西学院1634年开始对所有人开放，只问才华，不问出身。作为国家批量生产知识分子的一个制度化安排，此举比中国的科举制整整晚了一千年。

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中国是现代官僚机构的发明者，也是最早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作为知识权力之产物的中国士大夫，也大大早于西方公知的诞生，是公知的先行者。

二、公知的批判性和反叛性从何而来？

如前所述，西方的公知，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同步诞生，同时伴随着一个从服务贵族到服务国家的升华。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升华就到头了，因为国家已经至高无上了。尽管知识体系自身仍然在膨胀，但主要是“横向”的专业化细分，再没有更多“纵向”的、超越国家观念的新知识了。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沿着知识体系的“横向”发展转入了专业主义道路。这一点，在二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文化理论”等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

但中国士大夫的情况却大不一样。若从周朝算起，中国的士大夫甚至在国家成型之前就已出现了。他们的“心忧天下”情怀广阔无边，在“天下”这个宇宙秩序之下，国家和君王也都只是组成部分，都需要服从天道。他们的“士志于道”志向坚定不移，在“三代”这个乌托邦标准之下，所有的后代都礼崩乐坏，都需要克己复礼。

荀子说“从道不从君”，孟子说“乐其道而忘人之势”，连孔子都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更不用提老庄和佛祖了。

这个特殊的乌托邦精神取向，恐怕可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道路的无缘。由于始终有一个“道”在更高的位置上召唤着，中国的公知就抱定了“士志于道”的信念，哪儿也不去了。任何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方向，都只能是离“道”越来越远，近乎离经叛道，我堂堂士大夫怎么能钻到哪些个破地方去呢？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对此有极好的论述，他说：“他们（指明清士大夫）是全整意义的‘业余爱好者’和人文文化的娴雅的继承者。他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能参政，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则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统治。”

其实归根结底，这种“非职业”倾向也是一种“职业”，就是关于“道”的专业。但由于“道”太高深莫测、虚无缥缈，完全无法通过实在的科学方法来把握，只能通过文化描述或审美体验来若即若离地接触。这也就是中国士大夫在文学、绘画、书法等领域都只求空灵、写意等“虚相”，不图逻辑、比例、透视等“实相”的终极原因。

由此可见，当知识权力建立在了乌托邦理想之上，而不是科学技术之上，专业主义道路就很难发展了。尤其是，代理了“乌托邦知识”的公知，也一定是对现实抱批判态度，对世俗抱反叛态度的，因为乌托邦永远至善至美，当下的俗世永远丑恶龌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和俄国涌现过更多的公知，而英美则在“最后的知识分子”消亡之后彻底转入了专业主义道路。原因无他，法国和俄国的文化，更接近中国文化，都有很强的乌托邦理想；而英美由于有一个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哲学传统，最终成功割断了原有的乌托邦情结。

至于中国当代的公知，无非是传统的士大夫、近百年的革命者、当下的自由派的一个怪异混合。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否定了天道，自由否定了革命，三者之间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其实不然，归根结底，天道是乌托邦，世界大同是乌托邦，自由主义也是乌托邦，三者之间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乌托邦代表了一种超验的、至上的、终极的知识，从中幻化出来的那个批判一切的知识权力，才是公知们的不灭真身。

2013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