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本文之前曾收到文友轉來的一篇文章，他長我幾歲，這篇文章比較長，寫的都是他在假設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之前，內心的一些感慨。不知何故，我深深受到感動和震動，拿起電話同他交換了一些想法。

  今時今日的人心的確壞了，所謂「壞」其實就是「作惡」，試看我們如何對待自然，對待同類，對待世间的不公不義，就可以知道人心是怎樣地壞了。

  人類一直以悠久的千年文明而自恃驕傲，但是曾經有人統計過，地球年龄約四十五億年，人類歴史最多只有一百五十萬年，文明史則僅有五千年，有比較清晰的國界和國際法的人類歴史最多五百年左右，同地球的歴史比起來，人類歷史只不過相當於一光年中的分秒，簡直還處於胚胎期。即使同人類自己的歴史相比，今日的人類仍然只能算是婴儿期。更毋庸同宇宙存在的漫長永恆相比了。

  所以人類的作惡，相當多時候是因為有人以為自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知與狂妄，是萬惡之源。

  讀俄羅斯一些作家的作品，你會強烈感受到那種善惡交纏的矛盾與苦惱，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尼到娜》一書里，就強烈地表達了自己對人性之探索，他痛苦而失望地認為人類很難甚至不可能擺脫惡。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又更深入闡述了托氏這一觀點﹕「沒有一種社會制度能避免惡，人的心靈不會改變，不合理和罪惡源自人的心靈本身。」

  在人類發表了用火驅散黑暗、寒冷與猛獸，并用火烹制食物之後，所謂文明便隨之孕生。但人性深處無邊黑暗的惡，也從此与人形影相隨，亦步亦趨。我們想到過遏制惡，却無法鏟除惡。除卻個人之惡，在某種時候權力之惡為害更甚，因為它能夠以手中之力量，侵犯與剝奪個人的權益甚至生命。

  所以自古以來都有不少作家在自已的作品中，表達了良知公義与人間之惡的衝突，同時也充滿對善与愛近乎執著的堅持，有人將比稱之為「向惡而寫」，索尓仁尼琴亦是這樣一個俄羅斯作家。

  他与托尔斯泰比較相似，都有著近乎狂熱的宗教與人道主義情懷，除了卓著的創作才華，還非常關注祖國俄羅斯的現狀以及變革。二人在晚年都經歷了思想的蛻變，在對俄羅斯愛恨交加中死去。

索爾仁尼琴究竟有一種甚麼情懷，或許可以从金雁、秦暉所著一文《索爾仁尼琴與俄國的「分裂教派」傳統》中窺知一二﹕「其實了解索爾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當年就是從斯拉夫－東正教傳統的角度反抗蘇聯體制的，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就與當時異見人士中代表自由主義與“西化”傾向的薩哈羅夫發生過著名的“索－薩論戰”。今天的索爾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堅持文化保守立場，抱怨俄國的“西化”。如果說他在極權體制崩潰十幾年後發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評可以被理解為對斯大林時代有某種新評價，這個“右派斯大林”體現的也不是列寧、更不是馬克思的傳統而是沙皇的傳統。」
　「不過，索爾仁尼琴畢竟以激烈批判極權制度、而不是批判“西方民主”聞名。因此他的政治保守主義與其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相比並不算典型。索爾仁尼琴反對“西化”並非反對自由民主，而是反對他所謂的物資主義、世俗化、消費欲、追求經濟增長、城市化等，即主要是從文化保守主義出發的。從這一點出發，他認為“唯物主義”的斯大林專政也是“西化”的禍害。

這在東歐異議知識分子中其實不算稀奇，著名的捷克民主派代表人物哈維爾也有過所謂“東方的官僚與西方的經理是一丘之貉”的說法。但領教過古拉格生活的索爾仁尼琴當然不認為這兩者真的就一樣。相反，他在很長時期內激烈批判西方的一點就是：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在極權制度面前永遠是軟弱的，它天然的綏靖傾向使其不可能戰勝極權主義，甚至會助長乃至可能臣服于極權主義。而這才是最可悲、最糟糕的。」

索尓仁尼琴从西方回歸俄羅斯，目睹昔日了强大帝國解體，社會動蕩，官場腐敗，他再次痛這種罪惡，抱著人性博愛的情懷，期望俄羅斯民族能恪守東正教回歸沙皇傳統。

直到二零零七年，他去世前一年，德國《明镜》周刊還發表了《用血書而成》为题的索尓仁尼琴訪談錄，當《明鏡》記者問他：「您整個一生都在呼籲國家權力為古拉格和共產主義恐怖的幾百萬犧牲者表示悔恨，您的呼聲真正起作用了嗎？」
  索爾仁尼琴答道：「今天，在人們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開悔過恐怕是最難的了，對此我已經習慣了。」索尓仁尼琴透過這次訪談留下了他最後的政治遺言﹕對於凝括了自已價值觀與理念的追求，他一生都沒有放棄！

盡管他對西方以及俄國現狀發出種種批評，甚至在某些時候曾經歌頌自已當年抨擊的東西，仍然是基於良心作家的「向惡而寫」，她表現了一位個人深遭不幸而具有天賦的巨大精神探求的代表人物，在真理正道面前的矛盾与痛苦，而非對極權暴正文的屈從認同，更不是甚麼「背叛的懺悔」。

在這位信仰上帝的伟大作家看来，如果不借助神的幫助，人類根本無法認識、恶，也無法實现对苦難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