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克兰大学旁的ALBERT公园，每年一度的元宵灯节吸引了众多的人们，包括许多当地人。

那夜是农历正月十六，人说十五的月儿亮，十六的月儿才圆，此言不谬。坐在沁凉的草坪上，望着那轮圆月，穿过月儿吴刚的桂花树，我仿佛看见了故乡原野的田畴。

想家了。

每次驱车经过GREENLANE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门前，看见那面飘扬的五星红旗，总会情不自禁地想，那里是家；不只一次地，我看见一位老人，伫立在在街前，长时间地遥望着领事馆。他步行来到这个地方，就为了看看这面鲜艳的五星旗。就在街的对面，也有一面红旗，那上面飘扬着青天白日，那也会使另一些人们想起自己在另一个岛上的家园。大陆、台湾，讲述着漫长的故事，这故事，幽幽的，有几分愁……

我一直保守着自己的中国护照，无论朋友们用什么样的理由诱导我，说拥有一本纽国护照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方便，我都一笑置之。我有我的理由：无论持何种护照，在这里生活都对我的衣食住行没有任何影响，也并不改变我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一定要换护照呢？有人说了，有区别，至少你不能竞选总理、国会议员。哈哈，这辈子压根儿就没有想过那些事，不着那急。其实心里珍藏着不愿说出来的是，那不仅仅是一本中国护照，那上面缀满了连接自己与故国千丝万缕的金色丝线，捧着它，似乎听得见家乡小河欢唱的旋律；捧着它，仿佛摸得着故园跳动的脉搏。

可是我最终还是换了一本新西兰护照，在来到这个国家的六年以后。是一件小小的事使我最终改变了主意。去年，女儿漪琳莎想去澳洲旅行，我去替她办理澳大利亚的签证。因为女儿跟我一样持有中国护照，澳大利亚当局要求我填一份数页的表，附上女儿所在学校的在学证明、我们作为监护人（父母）的银行帐户结单、所持护照以及签证类别，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要么提供原件，要么需要由太平绅士或律师签字认证。一怒之下，我们取消了女儿的澳洲之行。我问澳洲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如果我们拿的是新西兰护照要办什么手续呢？对方回答说：直接去就是了。我还有一个没有问出口的问题：难道你担心我女儿去了澳洲不会来了？我害怕她回答说：谁知道。

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难受。于是终于打电话找内政部要了一份表，申请了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

下班从办公室出来，回到住的地方，那叫回家。海外漂流数年，终于凑够了旅费，要回国看望还在那里的父母、兄弟、朋友、亲戚，也是回家。回家要去中国领事馆办签证，我去排队。从一条长龙的尾巴排到小小的办事窗口前，我惶恐地对里面的官员（据说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国内千里万里选派出来的精英，当然无论长幼都是官员）微笑，说了声您好。对方不冷不热地回了声你好，然后示意我把护照放进从里面伸出的抽屉里，然后他把抽屉抽了进去，叫我交钱。最后给了我一个条子，叫我过几天去取护照。

我期盼着能看到一张灿烂的笑脸，得到一份温和的微笑。然而我落空了。恐怕不是祖国的官员吝啬，而是我渺小得不配得到。每逢节庆或华人社团活动，总有领事官员出来讲话。那些感人的话语、热情的容颜确实让人感动，但似乎只有在众人集会上才见得到，去领事馆办事时不太容易见得着。不，这话也不对，偶尔有西人去中国领事馆办事，咱们的官员还是很热情的。咱们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嘛，对外人当然要有礼貌。对中国人自己，就不用那假客套了。我其实很知足，我也就只是没有看到笑脸，而有的人是哭着出去的。那次去办签证，旁边的一位顾客（西方人都把被服务者都称作顾客CUSTOMER，哪怕你是去申请救济的）抱怨说，他是第五次来办手续了，每次来人家都说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样，为什么不在第一次就给一个清单？他住在西区，又不会开车，那么远的路，每次来都是求人帮忙，太难了。里面的官员说，规定就是这样，他也没办法。哦，原来是你自己办事不周全，怎么可以怪别人？

有一位仁兄一走出大门，就破口大骂，说如果不是办手续非来不可，就是用八抬大轿去抬也不愿到这个地方来。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曾听人说过，如果在领事馆摆一个本子，把这里的服务分成“好、一般、差、极差”四个等级，他敢担保九成以上的人们会选择后两种。

我们都忘了，既然把这里当家，就应该习惯在家乡的办事方式，怎么可以要求家里人象外国人一样呢？在国内，上哪个机关、衙门求人办事不得看人脸色？在那儿觉得正常，怎么在这里就不习惯了呢？

移民可怜，而中国移民更可怜。因为语言、肤色在社会上遭受不平，来到“娘家”也感觉不到温暖，唉！

走出领事馆窄小的接待室，回头看看这庄严的大楼，心里有几分感慨：我们的娘家人是真的铁石心肠？还是觉得真的有必要掩藏起热情，而堆砌出冷漠、拉开了距离，来维护某种尊严？

是我们不理解我们的娘家人？还是这些娘家人不理睬我们？

     上次回国到现在，不觉间又是一年半过去了。 回乡过年的乡亲们过完元宵节，又该启程，去往东边的沿海，开始新的一年打工历程。他们年前大都带着一些攒下的钱回家，给父母或老婆孩子买几件好衣服过年，甚至扛回一个大彩电一家人围着看联欢晚会。有的还给家里装了电话，以便自己在外想家时说几句贴心话。听堂弟说，现在打工不象过去那么苦了，民工们一般都是一个人先出去，干得好又把家乡人也介绍来，于是一个厂里大多是熟人，大家相互帮忙，干活不太计较轻重得失，台湾或香港老板也很高兴。当然遇到那不好的老板，大家更是可以抱成一股绳，这样容易讨回公道。

春节是家乡的好时辰。如果可以，我宁愿这会儿不是坐在ALBERT公园的草地上，而是斜倚在故乡小河边马郎桥的栏杆上，与儿时的伙伴们一起跟桥那头盛装的姑娘们对山歌。如果没人管束，还可以依乡俗无所顾忌地荒唐一夜，放纵一回。白天，我们可以去看斗牛。那被米酒灌红了眼的大水牯看见对手，会挣脱斗牛士的缰绳，奔跑着冲向对方，“砰”的一声，两头壮硕的牛儿头碰头、角抵角胶着在一起，粗壮的四肢在地上扎出深深的脚印。总会有一头牛因体力不支败下阵来，掉头就跑，然后胜利的牛牯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骄傲地昂起头，与自己的驯养者一起接受人们用腊梅花扎成的花环，发出长长的吼声。如果运气好，还会看到登刀梯表演。两根十来公尺长的大竹竿，每隔一尺绑扎上一把磨得雪亮的锋利砍刀。然后竖起来，这就是一架刀梯。只见几个苗家武士，在众人簇拥下英雄般的走向刀梯，从容、优雅地把赤裸的双足踩在锋利的刀尖上，在屏住呼吸的人们紧张的目光注视下，一级一级地登上刀梯顶端，还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惊险动作。夜幕降临，我们围着篝火在芦笙伴奏下跳舞。边跳边接过寨子姑娘们用山歌敬来的米酒，一饮而尽。月上中天，我们醉卧在草坝上，任随露珠趁着月光爬上我们敞开的衣襟。清晨，蚂蚱跳上我们的身子，把我们从醉梦里叫醒。醒来我们看到了东山喷薄的太阳… …

望不见的故乡，好远哟。

                                                         撰于2004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