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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眼中的1911——重读辛亥革命（之四）
作者: 文扬 人气: 日期: 2011/4/13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在即，如何评价这场“革命”，对于我们这个中华保守主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
首先，对于“革命”这个概念的理解，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梁 启超在1904年4月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写道：“革命主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 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
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见识的中国人屈指可数，他们的警告也无人倾听。但如果有人在当时的西方学者中间就他们眼中的辛亥革命做一番调查，再假定这些学者真的想要中国好，真的肯说良心话，结果如何不难想象。
“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的狭义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对“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这种真正革命的大干扰和大破坏，这样的历史经验，在1911年以前西方数百年的革命历史上，已经很成熟了。
狭义的革命就是暴力，而持续的暴力运动必将导致大量的流血牺牲，这些牺牲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带有了自我赋予并自我强化的正当性——为了革命事业已经牺牲了无数先烈，如果放弃革命目标就意味着背叛死去的烈士，所以，无论面临多大的反对也要将革命进行下去！
一 场以“共和”为名义的革命，到了为暴力而暴力的地步，也就和理性、审慎的政体选择没有关系了。辛亥议和时，有观察者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自议和大臣抵沪以 来，民党言论，颇持强硬。…党人激于义愤，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前日上海党人，追悼 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诔词，声泪俱下。女士演说，莫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吗，以慰诸先烈 在天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
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人懂得什么叫“群体心理学”。法国人勒庞和奥地利医生佛洛依德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前16年的1895年分别出版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和《癔病的研究》，可叹的是，那时的知识传播速度很慢，等到这种警世理论传到中国，中国大地早已灾难连连了。
“最 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 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这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
勒庞的这些深刻洞见，得之于他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观察，但将其应用于理解1911年的中国，却也丝毫不差。
在 那些隔岸观火、静待其变的外国人当中，很多人看得明白，其时的中国正在重蹈当年法国和南美诸国靠民众革命建国那条灾难道路的覆辙，但是他们却不会说公开出 来，尽管他们都是革命的过来人，而且对一个多世纪前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半个多世纪前亚历克斯.托克维尔的著作，也早都耳熟能详。
一方面因为这些外人们心里明白但嘴上不便说，另一方面也因为国人们头脑发热好话听不进，总之当时谁也未能阻止激进知识分子的暴动狂热。
其结果众所周知：该发生的都没能发生，不该发生的，都一一发生了。
首先，对于“革命”这个概念的理解，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梁 启超在1904年4月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写道：“革命主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 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
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见识的中国人屈指可数，他们的警告也无人倾听。但如果有人在当时的西方学者中间就他们眼中的辛亥革命做一番调查，再假定这些学者真的想要中国好，真的肯说良心话，结果如何不难想象。
“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的狭义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对“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这种真正革命的大干扰和大破坏，这样的历史经验，在1911年以前西方数百年的革命历史上，已经很成熟了。
狭义的革命就是暴力，而持续的暴力运动必将导致大量的流血牺牲，这些牺牲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带有了自我赋予并自我强化的正当性——为了革命事业已经牺牲了无数先烈，如果放弃革命目标就意味着背叛死去的烈士，所以，无论面临多大的反对也要将革命进行下去！
一 场以“共和”为名义的革命，到了为暴力而暴力的地步，也就和理性、审慎的政体选择没有关系了。辛亥议和时，有观察者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自议和大臣抵沪以 来，民党言论，颇持强硬。…党人激于义愤，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前日上海党人，追悼 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诔词，声泪俱下。女士演说，莫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吗，以慰诸先烈 在天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
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人懂得什么叫“群体心理学”。法国人勒庞和奥地利医生佛洛依德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前16年的1895年分别出版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和《癔病的研究》，可叹的是，那时的知识传播速度很慢，等到这种警世理论传到中国，中国大地早已灾难连连了。
“最 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 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这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
勒庞的这些深刻洞见，得之于他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观察，但将其应用于理解1911年的中国，却也丝毫不差。
在 那些隔岸观火、静待其变的外国人当中，很多人看得明白，其时的中国正在重蹈当年法国和南美诸国靠民众革命建国那条灾难道路的覆辙，但是他们却不会说公开出 来，尽管他们都是革命的过来人，而且对一个多世纪前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半个多世纪前亚历克斯.托克维尔的著作，也早都耳熟能详。
一方面因为这些外人们心里明白但嘴上不便说，另一方面也因为国人们头脑发热好话听不进，总之当时谁也未能阻止激进知识分子的暴动狂热。
其结果众所周知：该发生的都没能发生，不该发生的，都一一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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