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兰爽早上去上学，可是汽车打不着，着急坏了，求救于柳：叔叔，怎么办？柳检查了一下他的车，是电池跑电了。但他爱莫能助，因为他自己的车上没有可以带动的“过江龙”。天上飘着淅沥的小雨，这时一位欧裔人士走近旁边一辆簇新的VOLKSWAGAN轿车，柳过去求助，他很爽快的答应了。他把车挪近，打开引擎盖，用他车上的“过江龙”把他车上的电池与兰爽的车电池联在一起，一拧钥匙，车发动了。其实这位先生的车那么新，不大可能发生没电的情况，那他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车上装配“过江龙”呢？当柳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说：虽然我的车不大可能用得着，但当遇到有人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可以有机会帮到别人。

“我可以帮助别人，我愿意帮助别人。”帮助人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金钱，也不需要有多少能力，最需要的是一丝心念，只需要在心田里耕出一爿地，把他人放在那里。先贤教诲说：何为快乐之本？助人也。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总是很快乐，似乎还听说过，乐意施助的人们还很长寿，因为他们有宽阔的心胸，如果换算成实体，他们的胸怀是容放千山的高原，是收纳百川的大海。

如今柳全家每一个人的车上都有一副“过江龙”，这样他们不仅在自己的车打不着火时可以得到帮助，在需要时还可以帮助到别人。

就象每年都有春季，到处都有愿意帮助人的人。柳还清晰记得去年在国内的一次际遇以及那次际遇里得到的帮助，不过，仔细想来，那次经历有点另类。

黔南瓮安县有一条河叫江界河，河水湍急，地势险峻，两岸都是陡峭入云的悬崖绝壁。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支叫工农红军的军队在那里演绎了惊泣天地的“强渡江界河”的故事。几年前，在先人们洒下热血的河滩上，在这百丈峭壁之间，建起了一座巨型的单孔斜拉索大桥，使黔南交通瞬成通衢。这座大桥号称有几个“世界之最”：最大独孔跨度、最复杂地貌、最险施工难度……

在国内的时候，柳曾经出差到过那里一次。出国阔别数年，他很想再去看一回正式通车后江界河大桥的情形。

柳在瓮安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那是他承接国有西坡林场“九五”森林经营方案时结识的。作为项目负责人，他需要在瓮安坐镇部署勘察、设计。洪源当时是林场技术室主任，跟柳搭档。洪源对事物、知识超凡的领会能力以及兢业的工作态度颇受柳钦佩，他们成了很好的同事, 合作非常默契。通过他，柳结识了他的几个朋友：兴奎（县林业局技术干部）、裕辉（二中的数学教师）和彩霞（土地管理局年轻公务员）。他们四个加上柳，成了“五人帮”。

柳可以不去看望别的朋友，却不可以不去看看他们，虽然瓮安距离贵阳三四百公里。“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中国的公众假日，柳想趁这段他们休假的时间去瓮安。准妹夫小张（在某机关工作）答应了借车，可临时有了变故，车借不了了。柳不想让瓮安的朋友们失望，决定去搭乘长途客车。

去瓮安、福泉、都匀等地的车都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的飞机坝联运汽车场。六、七年的时间，贵阳发生了巨变，但这里却几乎还是老样子。因为是假日，学生放假、工厂休息，车场里熙熙攘攘，都是赶车的人群。平时都是车排队等客，可这时却是人等车。一辆客车刚一进站，人们便蜂拥往售票窗口挤去。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喊破了嗓子，叫人们不要挤，根本没人听。人们不仅仅是往前挤，有人甚至摞上了人头，采取立体式进攻。售票口的几扇大玻璃窗被挤压得吱嘎直响，让人非常担心是否经受得住这巨大的压力，会不会轰然垮塌。挤票的人群中甚至有几位警察，他们穿着佩戴警司、警督衔职的制服，被挤歪了嘴、满头大汗。这画面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柳不太明白，警察在中国是特权行业，怎么需要为两张车票费如此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才了解到，他们是人称“劳改警察”的监狱警察。他们的工作是管理犯人，工作地点一般都在山沟里，不是农场就是矿山，十分艰苦。他们自称被判“无期徒刑”，一辈子就呆在山沟里了。因此，他们甚至有点羡慕那些被他们管教的犯人，因为犯人们是“有期”，总有一天可以离开。监狱警察们进城办事，虽然身着威严的警服，但总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怵相，所以人们不把他们当警察，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权。进省城采买完毕，回家去跟家里人团聚过节，同样需要跟人们一起挤汽车。

人们为什么不排队？原因很简单：如果排队，一定有人赶不上车，只有那么几趟车，无论如何也载不完这么多的人。谁都不想成为回不了家的人，于是人人都不得不拼出老命一搏。见到这一情景，柳决定放弃了。他倒不是不能挤，只是已经不习惯了。看到这黑压压的人群，他觉着一阵阵头晕。

柳的脚步已经走出了联运车站的铁门。然而，脑海里浮现了瓮安朋友们期盼的面容。他走回了售票处，看着还在拼命挤票的人们，在愁苦地思考着怎么办。突然间一个念头闪现出来：车站不是卖票的吗？如果他们能帮忙，就不是可以不用去挤了吗？

但是，他们怎么会帮忙呢？柳想起了提包里自己的新西兰护照。“对呀，我不是华侨吗？！”但心里还有几分踌躇。听说，国人们是这么形容回国的人们有“三气”：穿着土气、说话怪气、花钱小气。这年月进出国门的人多了，人们见识也多了，什么“华侨”“海外华人”不再是什么稀奇的鸟，这时候去找人帮忙，人们不见得会理睬。但他已经没有了别的办法。豁出去了！他挺了挺腰，捋了捋衣角，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处的门。

“有哪子事？”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门里的一个男工作人员问柳。

“先生，”为了表示自己来自外国，他选择了用“先生”而不是“同志”这一称呼，“我是从国外回来省亲的华侨，需要去瓮安，但我恐怕没办法买到票，希望得到贵处的帮助。”说着，他递过了自己的护照。

“请，请你等一等，好吧，对不起，我要问一哈我们站长。”那人接过柳的护照，进去了。柳从虚掩的门里看得见听得见他找到一个正在打电话的人，挺认真地说：“站长，外面有一个从新西兰来的华侨想去瓮安，你看可不可以帮他弄张票？”

站长仔细看了看柳的护照，不知道他是在检查真伪呢还是因为从没见过外国护照而好奇。他抬起头来说：“叫人家进来坐嘛，外头挤得那个样子，太不好看了。”

柳被热情地让进了售票处的沙发上，人家还给我倒了一杯茶。

等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大客车，开始售票了，售票窗口外的人们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拥挤。站长走过去，对售票员说：“你留一张票，给一个回国探亲的华侨。”售票员照办了。

柳付了钱，拿上票出来了。面对焦虑地在售票窗口为车票奋战的人群，他有一种歉意，甚至一种罪恶感，几乎不敢抬头正视人们。他想人们一定恨透了他，一定在问凭什么。可是当他走过人们身旁，大家投过来的是友善的目光和微笑。人们都听到了刚才站长与售票员的对话。没有人责备柳，相反都祝福他，当然还有几丝羡慕。善良的人们似乎都认同车站的决定，似乎都认为柳这个“华侨”不应该去挤，而应该得到这份照顾。他心里、眼里都不禁一热。

如果说柳得到了帮助，这份帮助不仅源于车站，还来自于车站里挤票的每一个人。

柳有一种在母亲怀抱里被呵护的感觉……

                                    撰于2003年10月21日 

                                         改于2004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