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在贵州东南林海间蜿蜒，然后朝着东边的湖南踯躅而去的河流，被这个山区的人们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清水江。这条河，沿着长满松树杉木的大山向东流淌，越过了贵州的地界，刚跨入湖南，就被那里的人们起了个不同的名字，叫沅江了。

在这条河的一个河湾上，坐落着一个村落，经过几个世纪的日韶月华涵养，逐渐变成了一个县城，也有一个不俗的名字：剑河。这里便是我出生的地方。父母在那里劳作几十年，不仅养育了我，而且也把他们生命所有的痕迹都刻划在清水江不息的流纹里了。直到父亲在这里留下他生命的最后一声叹息离去，母亲，依然还生活在这块土地的怀抱里。

前几天，我在湖南娄底讲课。课程结束后，我应当回去郑州的，而这里离剑河一衣带水，离开郑州出发去湖南的时候，宋便嘱咐我，此次去湖南，要抽空回去看看母亲。听了她的话，在湖南讲完课，我便收拾好行囊，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回到了剑河。

每次提到剑河这个名字，心里总荡漾着一种特殊的感觉。其实，一个游子对自己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这座小小的县城，却如同我自己并不平顺的日子，也充满着坎坷。这份坎坷，如同一根针一根线，缝合着我与故乡的缝隙，无论我身处同一国度的郑州，还是栖息于远隔重洋的奥克兰，感觉自己与这个县城，似乎从来就没有走远。

第一次离开剑河，是1982年高中毕业后，去南京读书。记得那一天，父亲陪着我出门，母亲来到车站给我们送行，长途客车启动了，我将头长长地伸出车窗外，直到再也看不见妈妈的身影，才怅然若失跌坐在车椅上。汽车沿着清水江岸的盘山公路哼嚎着缓慢爬行，我的头一直向车后望着，充满着不舍，当作为剑河地标的烈士纪念塔也从视野里消失，才真正相信自己是真的要离开这个自己生活了16个春秋的地方了……

“大哥，到了。”司机的声音惊醒了我。原来，沉浸在回忆里的我，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提着行李走下了车。

漆着蓝黄相间条纹的出租车载着我在30米宽的仰阿莎大道上行驶着，眼前掠过一栋栋簇新的建筑，路边的花坛里的花木已经返青，正在展着绿的叶开着红的花。

剑河的县城，已经不再是当年拥挤、狭窄的偏远小镇，由于在清水江下游修建三板溪水电站，蓄水水位超过剑河县城原址柳川镇，于是，将县城迁移到离原址三十公里的清水江上游小镇革东。革东镇原属台江县，临近剑河县，由贵州省各级政府协调，将革东割给了剑河县兴建新县城。

今天的剑河，拥有全国最新的县城，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县城。清一色的青瓦楼房，鳞次栉比地矗立在这片曾经是荒山和田野的土地上。县城是经过详细规划和设计的，县行政中心坐北朝南，庄严矗立在县城中央。两侧是县属各行政机关，呈“公堂文武百官”形渐次排开，形成了县城“Downtown”。原先在老县城以工作单位居住的民众，在新县城则打破了单位建制，按照级别所享受的面积分成集群小区。这些集群小区如拱月群星，呈半月形辐射状环绕着行政中心，形成了县城的格局。房屋的格式，无论是公家大楼还是民居小区，都是飞龙翘檐，每一幢房屋的顶端都座着镇顶的牛角造型，据说是采纳了剑河人口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苗族和侗族民居的建筑风格糅合而成，让这座县城充满着民族特色。其实，纵览县境内所有苗乡侗寨，也未见几处如此“民居”，与其说是融合了苗侗两个民族的风格，还不如说是设计者根据想象中的山寨而萌生的创意，颇有“伪民俗伪民居”之嫌，使得这个根据苗侗山寨风格设计而形成的新县城，成就了当今意义上真正的“山寨”。不过，无论人们认同与否，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县城确乎有几分特色。

当年，我出生的县城柳川镇，偏于远离国道的一隅，320国道从县境东侧穿过，南来北往的车流彻夜不息，可是，县城却在不远的22公里处，如同一个孤寂的汉子，守着寂寞，守着清贫，从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小县，守成了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曾经有一个传说，讲的是剑河的某任县委书记从省里开会回来，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今天，我要向全县干部群众宣布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那就是，我们县终于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了！会场上下一片欢腾。这个说者酸楚听者也凄凉的传说，如同幽灵般盘桓在这块土地的上空，缠绕着二十万民众的脚步，整个中国如同一列火车，铿锵前行，而剑河，却如同一个醉汉，总是徘徊在这列火车的轨道之外。如今，随着一个位于贵州境内，其实却为邻省湖南供电的三板溪水电站的兴建，柳川镇终于被抛弃，当2006年大坝建成开始蓄水时，县城所有单位和居民全部搬迁到新县城，而老城柳川，则被淹没在浊浪之下。枯水季节，水位下降，那些被河水浸泡得有些肿胀、狰狞的残缺房屋四处飘飞着红、白、黑、蓝、红塑料垃圾袋的景象，不觉心生几分怪异和淡淡的凄凉。

在那个已经逝去了的年代，剑河这个名字曾经“辉煌”。1958年7月5日，在“左”倾错误影响下，中共剑河县委作出《关于1958年粮食、钢铁生产决议》，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粮食生产“要翻两番，实现亩产双千斤，总产2.5亿市斤，每人平均2500市斤”。要“透过大搞粮食生产，把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一天等于20年”，“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等违背客观事实的口号在剑河喊得一个比一个响亮，各种毫无依据的指标也一个比一个拔高。剑河县委提出了“为实现水稻亩产千斤县而努力”的口号，并成立了跃进生产指挥部，制定了《1957～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接着便抽调大批干部下基层，实施这一战斗目标，要求“大战一个月实现农业半机械化”。秋收过后，开展土地“深耕”运动，有的深翻三尺，将千年田土老底翻转，破坏了土层结构。深耕过后，大种小麦试验田，要求每亩撤播“百斤种，万斤肥”。大打夜战，大放“卫星”。1959年推行水稻“密植”，要求“越密越好”(每亩插万株以上)。由于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使1959年粮食大减产，实际收获量比上年减少了2411.3万市斤，下降率为28.4％。但却谎报195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1.8倍，农业总产值增长103.2％，水稻增产62.6％，卫星田“亩产万斤”，试验田“亩产3568市斤”，全县水稻平均“亩产1328市斤”(实际406市斤)，全县虚报总产达41999万市斤(实际5578.7万市斤)，多报36420.3万市斤，为实际数的5.5倍。从而获得了“红旗县”的称号，在全省掀起“学剑河、赶剑河、超剑河”的热潮，贵州日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加以报道，人民日报以“贵州专页”加以转载。1960年虚报达82974万市斤(实际4147万市斤)，多报78827万市斤，为实际数的18倍。多报了产量，就要多交公粮，于是，打下的所有粮食都交了公，造成了农村粮食的极度短缺，农民们不得不靠吃草根、啃树皮过活，大量农村人口因饥饿而死亡。我爷爷也是在那个时期，被活活饿死的。

大跃进的浪潮还没有完全过去，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又席卷了这块屡被天灾人祸折磨的土地。幸好，这里地处南亚热带气候地区，水、土、热条件优越，纵横的山坡上，生长着满山满岭的松树和杉木，于是，采伐木材，成了剑河最大的财政支柱，那时幼小的我，还记得，来自全国各地的卡车川流不息地在蜿蜒的山道上开进开出，从县城的畜牧场到乡镇的路边，到处堆积的，都是砍伐下的原木，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铅笔厂、木材加工厂、林产化工厂兴盛一时。虽然生产力水平不高，产量产值也不大，但总算有几家企业。

当岁月来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自然灾害频发，水灾旱灾此起彼伏。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地处长江中上游流域的贵州、湖南、湖北等省区大量林木被过度砍伐，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破坏的结果，于是，中国政府断然采取了停止在这些地区大量采伐商品木材的举措。这一措施，顿时掐断了剑河的经济血脉，原来十分红火的林工商公司没有木材可卖，员工们变成了拿最低工资的准失业人员，铅笔厂、木材加工厂等等企业纷纷倒闭，以至于，全县境内竟然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县城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那条大街，变得坑坑洼洼，尽情显示了这座山城的落后。

三板溪水电站的兴建，给这座山城带来了生机。水电站工程赔付的资金，使得剑河得以将县城搬迁至连接四川、贵州、广西的“西部出海大通道”的高速公路旁边。境内的清水江流域因水电站大坝蓄水，而变成了一汪湖泊，人们将一个传说中的苗族少女的名字“仰阿莎”送给了这处高山平湖。湖面上，开始有小型动力游艇在湖面游弋，渐渐地，开始有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观览这个年轻而又有着几分神秘的湖泊，寻觅“仰阿莎”姑娘的身影……

在剑河呆了两天，接到了电话，各处又在安排课程了。临离开的那个傍晚，我陪着妈妈到新县城中心的阳光广场散步。在环绕着广场的步道上行走，，两侧种了几年的树木已经返青成荫，绿化带里的栀子花含满了花蕊，桔蒌草也将绿色铺满了地坪。夕阳下，宽阔的广场上，数百人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跳着柔缓而又有几分妩媚的广场舞，眼前的景象让我忽然觉得，生活在这座山城的人们，或许，他们之中许多人依然还是清贫的，但却也享有了一份生活本来就应当有的安宁和恬淡。广场边大型LED屏幕在演绎着各种商品广告和穿插在广告间的电视剧目，又在一点点舞扬着属于新世纪的气息。我心里，顿时升起了对这座山城和山城的人们真实的祝福……

此次离去，不知道再回剑河会是在哪个日子。但我想，无论多久，无论多远，剑河，这座新城，和已有些陈旧的记忆，已然在我心中驻扎了。

             2010年6月3日 于中国贵州剑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