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開專案組辦公室的門，寬大的房間裏充斥著刺鼻的煙草味，六七個三四十歲的幹部男女散坐在各自的辦公桌旁，個個文縐縐死沉沉的和這所老舊房子一樣毫無生氣。我皺著眉，直衝衝地自報家門，說明來意。辦公桌旁一陣騷動，一個白臉乾瘦吐著個兔牙的“學究”模樣的人，弓身站起來，盯著我左臂寬大的紅衛兵袖章細言細語：“哦——，歡迎，歡迎孟紅衛兵小將加入專案組。”

    這是一個審查歷史疑案的專案組，由各大文藝院校，機關單位的群眾組織自發組成。機關派出的成員很快都報到上班，唯獨文藝院校卻遲遲無人來。原因是大多數紅衛兵學生見到它都望而卻步，嫌它枯燥，繁瑣又遙遠，遠不如製造一些現行的事件，比如衝擊對立面辦公室搶個“黑材料”呀，蓄謀已久，突然襲擊，抓個現行反革命呀等等有刺激。

    而本人卻例外。生性膽小的我，凡對沖講臺，搶話筒，打打殺殺等出人頭地的混事兒，一見就心驚肉跳，絕不敢沾邊。但對“史無前例”的歷史世面又捨不得離開，不甘置身之外。想來想去，不抓槍桿子，就抓筆桿子，武的不行，來文的。毛筆，鋼筆，大刷子揮舞的得心應手，終於被頭頭們看中，派到專案組，指望我在裏面大顯革命身手。

    進駐專案組頭兩天，乘著我們紅衛兵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氣勢對這幫“老傢伙”們指手畫腳，從不放在眼裏。隨便翻了翻案情，我便下結論：“南京是國民黨的首都。既然他們都是蔣匪特務，肯定那裏有不少材料。立刻去南京！”

    “老傢伙”們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半晌，“瘦白臉”才諾諾連聲：“對，對，孟小將說得對。”

    你看他們連這點常識都不懂，沒我們紅衛兵敲打著點兒，還能破案？ 我很得意，暗地欣賞我的英明決定。

     接下去，就要做去南京的準備了。

     說實在，此次出門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獨立之行。大串聯不巧生病，錯過了。其他北京附近的旅行，全由父母或學校包辦，根本不用你操心。這一次紅衛兵挑頭，還不由你親手操辦？案情就不多管了，交給“老傢伙們”去準備，可這衣食住行別人無法代辦，全靠自己了。

     忙活了好些天，總算備齊了。出發的那天，我在辦公室興奮得坐立不安，不斷地東摸摸西看看。軍大衣是從當過兵的同學“菜幫子”那裏借來的，上面別上精心挑選的大號圓形紅釉底金色毛主席像章。綠色軍挎包用紅絨線繡著“為人民服務”五個毛體大字。錢和全國糧票讓媽媽縫在了內褲裏。要不是媽媽的提醒，我還不知道離開北京要換全國糧票。上廁所的衛生紙要帶足，有的地方這種紙張是配給的，沒有它，遇上內急那可就慘了。這當然是爸爸的忠告。南京長江大橋剛建好，巍巍雄姿譽滿全球，人民歡呼它是祖國的驕傲。到了南京哪有不去瞻仰的道理？所以照相機是一定要帶的，趁家裏沒注意，偷偷把那架老式日本相機塞進了軍用包裏。如此準備應是完美無缺，接下來就是開步走了。

    好不容易挨到出發的時間，“瘦白臉”齜著兔牙向我請示：“小孟，咱們可以走了吧？”“走！”我拎起旅行包，急步沖出辦公室。

    到了火車站，另一個同行的長腿老劉在車站廣場等我們。“菜幫子”也推著輛自行車為我送行。他要給南京的親戚帶點北京土特產。大夥兒寒暄了幾句，廣播喇叭響了：“旅客們，開往南京的……”我們一邊聊著一邊向車站入口處走去。幾個高大的女檢票員站在粗粗的鐵柵欄後，晃著亮銅色的檢票鉗，大聲叫喊：“出示車票！把車票拿出來！”

    車票！我一下呆住了，盯住明晃晃的檢票鉗，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

   “怎麼啦？”長腿老劉見我突然站住，奇怪地問我。

  我沒回答，搶過“菜幫子”的自行車，丟下一句“我去拿車票！”人已竄出去好遠了。

  車子就像離弦的箭一樣，飛也似地向前沖去。辦公室在燈市西口，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我幾乎是在快行道上與汽車並行。風呼呼地逐漸加大阻力，而我卻毫不理會，繼續用力狠蹬，兩條大腿上下的頻率不斷地加快，再加快！馬路上的車輛，行人顯得十分懶散，只顧自己慢吞吞地移動，我卻心裏又急又羞。還沒離開北京，就出了這麼大的醜，別的都沒忘記，怎麼偏偏忘記了最重要的車票！出差不帶車票，讓人聽了，真是要笑掉大牙。長這麼大，又是紅衛兵，連這點事都辦不成，世界革命還能靠你嗎！腦子裏不斷地翻騰著，手下也不停地撥響車鈴，像警車似地橫衝直撞。

  車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駛進大院。我扔下車，奔進走廊，推開辦公室門，掀開桌子上的鉛筆盒，那張小小的火車票靜靜地躺在鉛筆堆裏。我拿起它，小心翼翼地放進貼胸的口袋裏。轉身又是一個衝刺。一眨眼，呤呤呤響的飛車又奔跑在馬路上了。

  這回車子的速度比來時候還快，站站都停的公車已被我甩在了後面。“嗖，嗖”風響的飛輪一溜煙就到了火車站。

  當我踏進月臺，火車還停在那裏。“瘦白臉”墊起腳尖站在車廂門口向我張望，長腿老劉若無其事地從視窗探出半個臉看著我。他們都沒有說話。我和他們對視了一下，低頭邁進了車廂。

  深秋的南京,，時陰時晴，倒是沒下雨。這正是遊玩的好時機，辦案的事一股腦兒推給了“老傢伙”們，我背著架照相機獨自一人去“瞭解”南京，不管怎麼說它也是熟悉案情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呀。

  中山陵長長的石階台天地相連，見一見孫中山還真得花點力氣。雨花臺烈士都是誰？我不大清楚，但那裏的石頭確是鼎鼎有名。挖了半天也沒尋到一塊像樣的雨花石，無奈只好在地攤上挑了幾塊，算是終有所獲。國民黨的總統府真令人失望，灰不溜秋，又矮又小，還沒有我們小學的門臉兒大呢。哪比得上人民大會堂巍峨氣派啊！轉了大半個南京城也沒找到秦淮河，其實早已路過好幾趟就是沒想到歷史上如此繁華的花街柳巷，如今竟是一條默默無聞的臭水溝。唉，真是風流如煙啊！不過這事可不能亂講，紅衛兵暗訪秦淮河，怎麼說都不大對勁兒。收穫最大的還算是南京長江大橋，那氣勢如虹的大橋展現在你的眼前，震得你目瞪口呆，打小就沒見過這麼大的橋。在橋頭堡向上看工農兵雕像高舉的三面紅旗直插雲霄，向下看橋底的高樓如同火柴盒，汽車像一粒小米，看得人眼暈。一個上午用去了我大半卷膠捲，除了拍天安門前的留影，我還從沒有如此大方過。

  玩得正在興頭上，長腿老劉提醒我，明天要提審犯人，您是否參加一下。沒轍，只好收了心，第二天跟著老劉去省看守所。

  審訊室的四壁、天花板皆用石灰刷成慘白，且空無一物。水泥地當中固定著一板凳，對面便是審訊桌。“犯人”正襟危坐，雙手放於膝上。臉如紙白，面無血色。眼皮下垂，一頭碎白寸髮。

  一番例行問話後，老劉問他：“知道今天為什麼找你嗎？”

“回幹部話，不知道。”

“你還不老實交待！”我吼了一句。

“……”“犯人”依舊看著地面。

“歐陽天你認識嗎？”老劉問。

“他是三十年代文化名人，當然知道。”“犯人”回答。

“你和他什麼關係？”

“犯人”迅速抬了一下眼，又低垂下去。“不知幹部想瞭解什麼？”他說。

“你是國民黨特務。我們想瞭解什麼，你還不知道嗎？”我拉長了聲調，威脅他。

“本人一再向組織說明，我只不過是政府，不，匪政府的小職員，喜歡文藝。歐陽天是名人。能和他見幾次面，已是我的榮幸，哪兒敢和他有什麼特殊關係。”

“胡扯！什麼小職員！你在國民黨機關工作，就是特務！歐陽天也是國民黨特務，你們怎麼沒聯繫？！”我猛地一拍桌子，跳將起來，指著他的鼻子，厲聲喝道。

“……”“犯人”嘴唇動了兩下，沒再說話。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我繼續施壓：“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我向“犯人”發動強大攻勢，又是政策，又是嚇唬，一會兒聲色俱厲，一會兒和顏悅色。使出紅衛兵雄辯口才，足足訓了十幾分鐘。“犯人”聽著十分感動，眼圈泛紅，聲音哽咽：“幹部說得很有理。我絕不敢和政府對抗，我也想配合政府，立功贖罪。可我確實不是特務呀！請政府明察。”

得，十幾分鐘的吐沫星子白費了。

  臨離開看守所，我對管理人員說，這個傢伙太頑固，你們要好好教育他。

“是，是，是，我們一定嚴加教管。”管理員點頭哈腰。他們對北京來的人總是顯得矮一截。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長腿老劉搖搖頭，低頭看著我說：“那傢伙回監牢裏可就慘嘍！”

  下一個外調物件是省文聯的禾田。此人在三十年代與歐陽天過往較密。或許從他口裏能掏出點什麼材料來。

  這次我帶著“瘦白臉”到省文聯大樓。那裏正開批鬥會，“黑幫分子們”一溜跪在舞臺口邊。臺上台下紅旗亂舞，標語飛揚，滿堂裏舉著紅寶書的手臂林立，口號聲，喇叭聲震耳欲聾。

  禾田擠在“黑幫分子”當中，縮著頭，伏貼得像只乖貓，任人點戳拍打，毫無怨言。這個伎倆很有效，比那些強硬的“黑幫”少吃了不少重擊。

  文聯的革命組織非常配合我們的要求，不一會兒就在一片“打倒禾田”的喊叫聲中，將他從舞臺上架了下來，摁在文聯專案組的辦公室椅子上。群眾們識相地退了出去，辦公室就剩下禾田，“瘦白臉”和我了。

  禾田依舊乖貓模樣，縮在椅子裏不響。

“歐陽天你認識嗎？”我開門見山。禾田眼睛一亮：“認識，我們還是老鄉。”

“交待一下你是怎樣認識歐陽天的？”“瘦白臉”問道。

“1935年我從山東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歐陽天很仗義，請了文化界裏的老鄉吃飯，讓大家相互認識，過後彼此好幫忙。”

“有誰參加？”“瘦白臉”又問。

“有范子工，譚遠，李玉萍……”

“咳！咳！”“瘦白臉”猛地咳了幾下。我奇怪地轉頭看了他一眼。

“這些人都是幹什麼的？”我問。

“范子工是小報記者。”禾田來了勁兒，像敍說家珍似的，扳著手指頭數落著：“他專找演員新聞。譚遠是寫劇本的，李玉萍是演員……”

“咳！咳！咳！”“瘦白臉”咳嗽的更厲害了。我不滿地盯了他一眼。

“你敢確定？”我追問。

“沒錯，我印象很深。那時的李玉萍又年輕又漂亮……”

  “瘦白臉”捂著兔牙，像是要嘔吐似地沖出辦公室。我沒理他，伸長了脖子繼續聽著。禾田越講越興奮，表情逐漸豐富起來，原本演員的他徹底顯露其快速進入角色的本性。我不覺被他聲情並茂的表演所吸引住，忘記了他是被審人，也忘記了紀錄……

  回到北京沒多久，毛主席派的工宣隊進駐大專院校，歷史專案組解散，我又回到學院複課鬧革命。

    一天，院裏工宣隊通知我到院部清查運動專案組談話。我毫無防備，抬腳就去了辦公室。工宣隊師傅倒是挺“客氣”，也沒說什麼，念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接著就講了一大堆政策，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竹筒倒豆子。放下包袱，爭取重新做人等等。我聽了如入五裏雲霧中，轉不過神來。怎麼我以前對犯人說的話，這會兒全用到我身上！

  回到宿舍，越想越不對勁兒，這不明擺著拿我當反革命了嗎？我在哪兒犯了禁呢？工宣隊的口也真緊，連個暗示也沒露，害得我就是有防禦之盾，也不知沖那個方向。別看這些大老粗沒文化，整起人來夠有手腕兒的。得找個內線摸摸底兒，知己知彼嘛。不用多說，我立刻想起了“菜幫子”。

過後幾天，在通往飯廳的轉彎處，我埋伏了幾次，終於等到“菜幫子”端著飯碗從院部大樓走來。趁他剛轉過牆角，一把推他進練功房門。猝不及防的“菜幫子”踉蹌幾步才站住腳。回頭看見是我，煞白的臉才緩過紅來。

“你神經病呀！像綁票似的。這要讓工宣隊知道，你我他媽的都玩完！”“菜幫子”罵罵咧咧地怨我。

“別嚷嚷。這也是沒法子！咱們同學就你一人在朝裏做事，幫個忙怎樣？”我壓低聲求他。

“哦——”“菜幫子”立刻明白了，下意識地向外面看了一眼。“你小子闖禍了，有人告你收集文化革命旗手的黑材料！”

“我吃豹子膽啦！打死我也不敢做這事啊！”我急了。

“南京的禾田，你認識吧。他向你講起李玉萍的事，還有印象嗎？”

“那又怎樣？”

“傻小子，李玉萍就是……”他湊近我耳邊悄聲說。

我一聽，心涼了個透底，氣兒也沒了。

“不過別怕。”“菜幫子”拍拍我的肩，給我壯膽。“他們只有一封匿名信。後來翻看你審問禾田的筆錄，也沒發現什麼。只要你咬緊不鬆口。他們拿你也沒辦法。”

  果然，工宣隊再找我談話，我便硬下決心，死不承認。幾次三番折騰下來，他們一籌莫展，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不過以後的日子，我明顯感到工人師傅對我冷淡了許多。在早請示學毛著的班會上他一邊斜眼瞄著我，一邊意有所指地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還要加一句，‘班班講’。啊！我們班就有階級鬥爭！嗯——不要以為畢業了，離開學校了，就沒事了！我們會在畢業鑒定裏寫上一筆，叫你到哪兒都逃不出那個什麼佛的手心兒！嘿！”我眼看著他在半空中五指張開的大粗手，突然一收，就像把我的心從胸口裏揪出來一樣，冷顫顫地撕痛！一整天，我魂不守舍，懵懵懂懂不知幹了些什麼。晚上熄燈後我躺在床上，回想著白天發生的事。工宣隊到底想幹什麼？抓不著我的把柄就在我檔案裏留一筆？那這輩子可就完了！唉！真冤啊！我哪里知道她就是旗手呀……我睜大眼睛環視著四周的黑暗，它烏沉沉不知深遠，不明盡頭，混混然裹圍蒼穹。我感到我的身子在黑暗中向下墜，向下墜，身邊飄散著紛飛的雜物，有“犯人”失血的臉，禾田的笑臉，紅袖章，軍用挎包，兔牙，大粗手，閃亮的檢票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