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5日，香港明报月刊主办，由该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及香港中文大学方梓勳教授主持，在沙田大会堂文娱厂举办了一次隆重的文学研讨会，主题是高行健和刘再复对谈“走出二十世纪”。主讲人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刘再复。主要内容是讨论高行健的作品，由Asian Reward Ltd主席张大朋先生和韩国外语大学校中国研究所所长扑宰雨教授为回应嘉宾。会议盛况空前，来自世界各地及香港各界文化名人，大专院校师生500多人挤满了讲堂，聆听并参与这场精彩的对谈。承蒙潘耀明先生相邀，笔者得以参与盛会，并以近距离目睹高先生和诸位名家的风采。

                                   一

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以中文及法文从事创作，是当代中文世界著名的文学艺术大家，集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演员和评论家于一身。

我读的高行健的第一本著作，是那本《有只鸽子叫红唇儿》，文字与众不同，很独特

，描写细致，情节丝丝入扣，让人欲罢不能。作家以一种洞悉人性的目光，将其深刻思考，准确地落实在风格独特的文字上，从此我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后却再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慢慢地淡忘了他的名字。

2000年，高行健喜获诺贝尔奖，突然之间名满天下，我十分欣喜，果然天不负人。赶忙找到他的代表作《灵山》，从头到尾，细读了几遍。初读时不知所云，渐读惭清晰，越读越喜欢，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中跳跃，叙事由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不断转换，奇特而新鲜，令人惊艳 。他娓娓道来，带领我跟着他去感受神秘的旅行、去体会世间人情冷暖、去思考和想象大千世界。这是一段寻找之旅，我们在寻找灵山，灵山是什么呢？也许只是作家心中的理想，是一座永远也找不到的心灵之山：　　

他写道：
　　他孑然一身，游盈了许久，终于迎面遇到一位拄著拐杖穿著长道袍的长者，于是上前请教：“老人家，请问灵山在哪里？＂”你从哪里来？＂老者反问。
　　他说他从乌依镇来。
　　“乌依镇？＂老者琢磨了一会，”河那边。＂他说他正是从河那边来的，是不是走错了路？老者耸眉道：“路并不错，错的是行路的人。”……
　　（高行健《灵山》第六十七节）
　　
　　灵山在哪里，他在询问，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也一直要去寻找灵山吗？根源在于自己，只有对于自身存在的这种醒悟，才能从困境和苦恼中自拔。答案不就在自身吗?他为什么还在苦苦地向别处寻找呢?

对卡夫卡情有独锺的高行健，善于通过奇妙的构思，勾画出夸张和荒涎的场面，交融现实与非现实，善良与罪恶，诚实与欺诈、常人与非人，没有抒情、没有浪漫、亦没有感情。和卡夫卡一样，高行健冷静地观看世界，意识到世界的本质是无价值，无意义，无处安生，无处寄托，无处可以安放自己的身体与心灵。
    　
　　戴晴说得好：“如果没有对像他这样疏离的人都不放过的挤压，外加肺癌误诊，他或许还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忍耐着、苟且着、相当克制地抗争着……但它们不由分说地轰然而至，惊破了人性中常有的消极、怠惰。还等什么呢？高行健决定以“有限的时间”做他最想做的事：探询生命的原意、体验生命的真髓，然后——如果“时尚我待”，说出想说的话。他出发了，什么文坛、剧坛纷争，什么绊羁着我们俗人的种种牵挂、纠葛，已经全不相干。他轻松上路，活一天算一天，而且只活在自己“赤裸裸无须掩盖的真实里。”

   她还说： “高行健与政治非常疏离。这疏离不是出于清高，他根本没有活在那个情境之中”
   高行健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与《灵山》那种精神上的虚幻不同，触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混沌、分裂、破碎、荒唐与残酷，《一个人的圣经》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荒诞而混沌的生命。他在大革命浪潮打击下丧魂失魄，充满恐惧，人性脆弱到极点。他本来是一个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局外人”，偏偏扮演一个投身革命的“局内人”，结果变成一隻“披着狼皮的羊”，一个形神分裂的“跳樑小丑”，无缘无故地被拖入黑暗的旋涡。作者没有愤怒，没有控诉，没有持不同政见的情结，而是极其深刻地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现实与人的困境。作者毫不迴避现实，却又从现实抽离出来，然后居高临下地对现实冷眼观照。刘再复在评论这本书时说，它“首先是拒绝任何编造，极其真实准确地展现历史，真实到真切，准确到精确，严峻到近乎残酷。高行健非常聪明，他知道他所经历的现实时代布满令人深省的故事，准确地展示便足以动人心魂。“极端”的另一意思即拒绝停留于表层，而全力地向人性深层发掘。《一个人的圣经》不仅把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灾难写得极为真实，而且也把人的脆弱写得极其真切，令人惊心动魂。”1 

    方梓勳教授认为，高行健的冷文学的概念，是以“第三只眼睛” 的概念为基础，因为人称是自我意识的起点，也是自我辩别他者的关键；以“我”来观察自已，肯定较为主观。以第二人称“你“ 来诉说自己，你、我变成对手，便隔了一层；用第三身“他”或“她”来叙述，距离就更远，就更为客观。这种从外视内的文学技巧，与高的人生观是一致的。

高行健进入现实又超越现实，他用一个对宇宙人已经彻悟，对往昔意识形态的阴影已经完全扫除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眼来观照一切，特别观照作品主人公。于是，这个主人公是完全逼真、非常敏感、内心又极为丰富的人，但在那个恐怖的年代里，他变成一个把自己的心灵洗空、淘空而换取苟活的人。可是，他又不情愿如此，尤其不情愿停止思想。他一面掩饰自己的目光，一面则通过自言自语来维持内心的平衡。小说抓住这种紧张的内心矛盾，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把人性的脆弱、挣扎、阴暗、悲哀，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人的圣经》不仅是一部扎扎实实的历史见证书，也是展示一个历史时代中人的普遍命运的大悲剧，悲怆的诗意就含蓄在对这种普遍的人性悲剧的叩问与大怜悯之中。高行健不简单，他走进了肮脏的现实，却自由地走了出来，并带出了一股新鲜感受，引发出一番新思想，创造出一种新境界。诚如瑞典文学院的评价： “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高行健之所以获奖，一 方 面， 他 确 实有深厚的 文学 功力，极高的 创作 水 平 ， 其作品对人 性 的 思 考 与 洞 察颇多独到之处 ，并开创了文学 表达的新 途径和 新 风格 。另 一 方 面，他 的 作 品 获得了最好的传播， 尤其马悦然的翻译，锦上添花，使原作更趋完美，得到西方文艺主流的激赏。加之他能用法语创作，剧 本多次用外语在西方大城 市 公 演，佳 评如 潮。这使西方世界熟悉了他 的 名字， 这 是 他 的 优 势，也可以说这是他的幸运，但他 能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非侥幸和偶然。细数历届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得 主， 都 是 在 创 作 上 具有独特风 格 的 大 家。 高 行 健 亦如是， 这 点 应 该 不 必 质 疑。我们大可不必拘泥 于他是法国人或中国人，我们应该着眼的，是他为华文文学走向世界 打开局面 跨 出 了 艰 辛 的 第 一 步，他 的 获奖激 起 全 球 文 学 界对 中文作品的 关注和 阅 读 热情。他对 华文文学国际化的开拓，功不可没。

高行健本人对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的赞誉，总以平常心以待。他说；这荣誉是不应该送给一个还活着的人的。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说：“作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写作纯然是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在说话。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他又说“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高行健主张文学应该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一样，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  高行健認為，“作家的創造無法被改寫，因其非序列編造假想的意識形態，而是人性的相通。一個語言所表達的文學作品可被經驗乃因人性的相通，故文學見證了人性深處與生存根本，能跨越語言、時代和國界，可互相交流、傳承。”2

作为高的知音人，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教授，在他的《后诺贝尔时期高行健的新思索》一文中说：“高行健的人生的写作状态，是孤岛般的独处。他以个人出发，没有主义，没有世俗的社会归属，无党无派，没有团体，没有山头，甚至没有祖国，只有几个天涯海角和他遥遥相望的朋友。在这些获奖者之中，恐怕也只有他最明白，人一旦落入集体的归属，个人的自由便丧失了。”他的朋友戴睛说得更切贴：“可以说高是个诚实的、敏锐的、感受细腻的、有着多方面才华的艺术家，却未必是率众向黑暗抗争的勇士；他不会趋附强权，也未必会仗义执言、而是以冷静的思维面对现实的空间。”

二

对谈中刘再复提起鲁迅，把鲁称为所谓热文学的代表，来对证高的冷文学 。鲁无疑是爱国的，他那愤世嫉俗的文字也曾激发了无数热血的青年，那也只能是形式的呐喊，改不了世界 

于仲达 在《从鲁迅到高行健》一文中提到高在灵山中的话“人以愤世嫉俗为清高，殊不知这清高也不免落入俗套，以平庸攻平庸，还不如索性平庸。徐渭忍受不了世俗，只好疯了。没有疯的是龚贤，他超越这世俗，不想与之抗争，才守住了本性。他不想对抗，远远退到一边，沉浸在一种清明的梦境里。这也是一种自卫的方式，自知对抗不了这发疯的世界。也不是对抗，他根本不予理会，才守住了完整的人格。他不是隐士，也不转向宗教，非佛非道，靠半亩菜园子和教书糊口，不以画媚俗或嫉俗，他的画都在不言中”　鲁迅想做“超人”吗？我看倒也未必。鲁迅对于启蒙的作用和个人的力量向来持怀疑态度，然而，他的确受了尼采的影响，面对周围形形色色的压迫还是要出击和反抗。这实在是一种不得以啊。高行健说：“一代文豪鲁迅，一生藏来躲去，后来多亏进了外国人的租界，否则等不到病故也早给杀掉了，足见这国土，哪里也不安全。鲁迅诗文中有句“我以我血溅轩辕”，是我做学生时就背诵的，如今不免有些怀疑。轩辕是这片土地上传说的最早的帝王，也可作祖国，民族，祖先解，发扬祖先为什么偏要用血？将一腔热血溅出来又是否光大得了？头本来是自己的，为这轩辕就必须砍掉。鲁迅先生反复教导我“直面惨淡的人生”，然而，他同所有的先行者有着类似的命运：遭到诟病、排斥、打击，甚至迫害。在茫茫的荒原上，鲁迅孤身一人踩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虽然，他对于这种人生态度也是不满意的，然而，又能如何呢？他被无边的黑暗势力所击败了，失却了理想，失却了希望，终于只能像苍蝇一样，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到原来的地方。”　　

　　鲁迅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他毕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立人”、呼唤“精神界战士”和“真的知识阶级”的出现，积极介入社会，特别是后十年，高举文化批判的旗帜，锋芒毕露，效果怎样呢？结果，鲁迅留下了令人颤栗的遗言，在绝不宽恕的绝决中死去　　
　　鲁迅已死，并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人需要关注的是“此在”。从鲁迅先生个人的悲剧里，让我明白精神自救的重要性，寻求个体精神的出路，或许，这才是首要的，若不然如何谈到救世呢？再说，自救救人，也是禅宗本意。鲁迅启悟人们从内部世界走向外部世界，摆脱奴隶根性，实现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使人具有“主体性”一样的独立和自由的人。高行健启悟人们从外部世界走进内部世界，直面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面对现实却又从现实抽离出来，然后高高地对现实进行冷静观照。　　  

    高行健认为，作家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不应该，也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已神经错乱变成狂人。鲁迅笔下有“疯子”和“狂人”一样的“超人”，高行健笔下的人大多是脆弱和渺小的人。他认为如果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而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对大众不负有什么义务，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文学。它所以存在只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不为名利，还自甘寂寞，这才是文学的精粹。　

朴宰雨是鲁迅的崇拜者，他说本来对高的所谓冷文学不以为然，在听了高刘对话之后，感到高与鲁迅之间其实并无矛盾之处，他们都深具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在演講後的踴躍發問中，有人提到四川大地震，面对那些悲惨的场面，高先生会如何面对？高先生说他的心当中十分沉重，但作为一个作家，他也只能对不幸的事物作出内心的表述，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无力改变这世界，幸与不幸，也只好听从上天的安排。高行健也提到，人對於社會有一種認知的渴望，同時也是對自我的認知，因此作者在此前提下產生。文學寫作便在作者真切的感動中，衍生出一種“有話要說而不能不說”的動力，且以作者切身擁有的經驗為基礎，在大眾認同的語言中尋找個人語言，並充分地表述尚未被詮釋的真實，在共同語言的基礎上，表述“不加引號”的自我感受。

高行健认为一个作家要说真话，一个作家的书得留下去，如果他的书不能留下去，那这个作家太短命了。一个作家得有这种意识，得让自己的作品留下去，以至于他再看的时候不脸红。这对作家创作是必要的。

三

　　高行健的小说和绘画，显然具有很强的禅宗色彩。他说：“我自己没有宗教，但我不反对任何宗教信仰，宗教是一种精神寄托。我认为自己有的是宗教情怀。我常常走进寺庙和教堂，感觉非常自在、安详。我想，宗教最重要的是悲悯心、敬畏心，它使我们不敢去随意杀人。人也必须承认，自己是脆弱的。尼采的反上帝言论是不正确的。”

　　近年来高行健在多次的访谈中，不断把中国的禅宗大师慧能抬到很高的地位，甚至还两次在台湾和法国马赛搬演长篇诗剧《八月雪》以表示对他的尊崇。

　　高行健说；“我是第一个把慧能提高到世界平台上来看的人，过去很多人只把他当宗教人物看，其实他不只是东方的大思想家，也是世界的大思想家。”

　　他说：“过去中国思想界只把慧能当做一位宗教革新家，其实，他是一位思想家，甚至是一位大思想家，一位不立文字、不使用概念的大思想家、大哲人。慧能还提示一种生存的方式，他从表述到行为都在启示如何解放身心得大自在。他是东方的基督，但他与圣经中的基督不同，慧能不宣告救世，不承担救世主的角色，而是启发人自救。提出这样看法的，我想我是中国第一人。”

刘再复认为： 高行健的“观自在”，得益於禪的啟迪。禪宗的“明心见性”，其要点是开掘“自性”（《六祖坛经》：“万法从自性生。”）。高行健在禪的啟发下通过对生命个体脆弱性的揭示来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肯定人性弱点的合理性，从而给予生命最大的宽容。高行健与卡夫卡相似：他确认人性的脆弱。他笔下的人，既经不起压力，也经不起诱惑；既经不起潮流与风气的挟持，也经不起孤独的空寂。呈现这种脆弱，便抓住了人性的真实。   在他的作品中，无论小说、剧作、绘画、电影都是只作描述，只作呈现，不作价值结论。作家仅仅是见证者、观察者，不充当审判官、裁判者的角色。禪宗的“不二法门”（《六祖坛经》：“善恶虽殊，本性无二。”），对於高行健来说，就是不作是非、善恶、真假、高低、内外等世俗判断和理性判断。   

高行健认为，一个艺术家，只有超越现实功利时候，才能创作出新的审美价值。法国作家及电影工作者迈勒卡对高的电影创作也推祟备至，他曾参与编、导并主演高的首部电影《侧影或影子》的制造，认为这部作品的艺术超越了许多当代的电影编导而属于未来，超越他的同代人并找到自己的路，一种结构与诗意的超时代组合。

                                  四

高行健自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在华语文化圈内，特别是中国大陆文化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对他的得奖，煲贬不一，对大陆著名作家一向不假词色的作家王朔，却显得意外的温和，觉得高行健非常了不起。莫言认为高的得奖，是汉语的光荣，贬低他也正是在贬低自己。当局对他初时批判，继而封杀，最近温和多了，但亦只是不闻不问的态度。张闳对官方的态度是颇有微词的，他说“本来，中国文化当局完全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的，对外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对内增加文化上的凝聚力。可他们现在的做法却大失人心。不仅让国内民众感到失望，也得罪了瑞典人，得罪了法国人，更得罪了需要文化荣耀感的海外华人。”虽然并不尽然同意这种说法，但中国当局对高行健获奖的态度，我也难以理解。在海外漂流四十余年，虽时时心系故国，然远隔重洋，观感难免与国内疏离，也不知道能否旁观者清？任何事物的进展都有一个过程。我深信，不久的将来，高先生的大量作品，将为中国接纳，并让国人引以为傲。

目前应“是开绿灯的时候了。”潘耀明先生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蒙潘先生相邀，笔者夫妇得以参加会后宴请高行健伉俪的盛筵。坐中多是来自世界各地及香港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作为文学小学生，能敬陪末座，与有荣焉。座中各位妙语连珠，幽默风趣。潘先生轮流邀请大家发言，中以李欧梵教授最为风趣，只听他说：高先生哪，你既是大文豪，大剧作家、大画家，如今又是电影编剧導演及主角，下次作电影时，你做主角，请我做三分锺的坏蛋好吗？他一句话哄得满堂大笑。我灵机一动，请旁座的明报总经理高级主任彭洁明小姐向高先生传话，说我欲撰文报导盛会情况，是否可请高先生和我单独照相留念。正说话间，忽听到潘先生点名要我上台讲话，我的脑子好像被电击了一下，一片空白，拿起麦克风，胡言乱语，颠三倒四，不知所云。回到坐位，只见夫人噘着嘴道：“你是不是讲的自制法语，怎么我一句都听不懂？”我低声答道：“我是念北岛的朦胧诗，你不够深度，当然不懂。”

夜巳深，宾主尽欢而散。无意中我和高先生一同步出大堂，看着他清瘦的面龐，一时心有感触。我问：“高先生近来身体可好？”他答道：“尚好。”我说：要多保重才是。”

握手道别后，望着哲人渐行渐远的身影，心想盛筵难再，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一时感概万千，久久不能自巳。

  注

1、刘再复：《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跋》

2、高行健《文学的理由》，明报月刊出版社

作者(右1)夫婦和高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