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这是一种19世纪的理想，对于通晓世故的青年，它带着太多实用色彩。可测算的进步必须表现在微不足道的事物中，比如所生产的汽车和所消费的花生的数量。真正有意义的事物是不可度量的，而不能迎合吹捧者的方式。而且，许多现代发明趋向愚弄人们。我可以举出像收音机、步话机、毒气等例子。莎士比亚以诗的风格衡量了一个时代的杰出成就，但这种衡量方式已过时了。

　　美。关于美，有些东西听起来是老调的了，尽管难以说明其中的缘由。假如指责一代现代画家在寻求美，他一定会愤愤不平。如今大多数艺术家都似乎由于对世界的某种不满而激发灵感，由此，他们宁可经受刺痛，而不愿平静地满足。再说，许多种美需要人们认真悉心的态度，不是一个明智的现代人可能做到的。一个小城邦，如雅典或佛罗伦萨，有一个突出的公民，必自感高大无比。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是创造的目的，他的城市展出了人类的极致，而他自身又处于自己城市的巅峰。在这种情形里，埃斯库罗斯和但丁可以一味地品尝自己的欢欣与悲苦。他们感到，个人的情感非同小可，悲剧经历完全值得展现在不朽的诗篇中。然而，现代人，一旦不幸降临，便把自己作为一个统计学上的整体里的一分子而加以考虑；在他们面前，昨日与明日成了充满磕磕碰碰的凄凉行列。人本身多少有点像乖戾造作的动物，在漫漫的寂静中一出现简短的插曲，他们就会大惊小怪，叫个不停。“人类除了天然的需要外，要是没有其他享受，那和畜类有什么分别，”李尔王这样说过，这一观念驱使他疯癫，是因为它和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现代人对这个道理已很熟悉，却使他们只关注琐屑之事了。

　　真理。以往真理是绝对的、永恒的、超人的。我自己年轻时接受了这一观点，非虚度青春去寻找真理。但一大群敌人纷至沓来，极力扼杀真理：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心理主义、相对物理学。伽利略和宗教法庭之所以针锋相对，无非是争论是地球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地球转。双方都认可这两种意见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一致之处其实就是双方的误解所在：分歧只是语言的表达问题。过去，崇拜真理是可能的；实际上，虔诚的崇拜显示在人类自我牺牲的践行中。但要崇拜纯属人类的和相对的真理却是困难重重。根据爱丁顿的分析，引力定理是一种测量的近便模式。它并不比其它观点更为确切，就像米制并不比英尺和码更为准确一样。

　　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在夜慕里；

　　上帝说：“随牛顿去吧。”测量还可方便些。

　　这种态度似乎少了点正气。当斯宾诺莎相信某件事时，他总想着自己在享用上帝的神明之爱。现代人，或同马克思一道，相信自己受经济动机的支配，或同弗洛依德一样，相信在对指数方程或红海区域动物分布的信仰背后潜藏着某种性欲动机。无论哪种境况，现代人都无法获致斯宾诺莎的次悦。

　　假如这一诊断正确的话，治疗现代犬儒主义就不能仅仅通过说教。仅仅向青年灌输一些这样的思想，并不比他们的长辈那些陈腐的开导高明多少。开导只有当知识分子找到可以充分体现他们创造力的事业，这一治疗才会有效。我看不到任何处方，除了迪斯累利提供的那份古方：“教育我们的主子c”但它应该是一种更加切实的教育，而不是目前对无产阶级或贵族阶级惯用的那种教育，它必须是一种多少考虑真正文化价值的教育，而不是那种只是生产诸多商品而没人有时间去享用的带着功利主义的欲望的教育。一个人除非了解某些人体知识，否则就不许他行医，而一位金融家，除了只是关心银行核算外，即使对自己商业活动的各种影响连一点知识都没有，也还可以自由地操作经营。如果不通过经济学和希腊诗歌考试不能进行股票交易，如果政治家们必须掌握完备的历史和现代小说知识，这个世界会是多么赏心悦目！想像一下一位工业巨头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时的情景：“如果你用小麦筑一个角落，这将对德国诗歌产生什么影响？”现代世界中的因果关系在细节分辨上，比以往更为深远复杂，其原因在于大量的组织机构的不断增加；但支配这些机构的那些人都是根本不懂自己行为后果的无知者。拉伯雷匿名出版他的著作，只是担心失去他的大学职位。现代的拉伯雷决不会写这样的书，因为他意识到匿名终究会被高明的大众手段给戳穿。世界上的统治者一直是愚蠢的，但是，过去的权力较之今日就小得多了。因此，与过去比照，今日寻找某种途径去确保统治者们具备学识与理智就更为重要了。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吗？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我将谨慎行之。

　　（十一）．人与昆虫

　　在战争和战争谣言里，当“裁军”建议及互不侵犯条约以空前的灾难威胁着人类的时候，另外一种冲突，甚至更为严重，较少得到人们应有的的注意——我指的是人与昆虫的冲突。我们习惯于做万物之主，我们不再有机会像穴居人那样惧怕狮虎、野象、野猪。除了互相对抗外，我们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但是，大动物虽不再威胁我们的生存，仍有些小动物咄咄逼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颗行星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向小动物让步的状态。若干世纪前，恐龙遍布于沼泽与森林。除了自相残害外，无所忧惧，坚信自己王国的绝对优势。然而，它们最终消逝了，让位给微小的动物——老鼠、刺狠以及与田鼠不相上下的小动物等等。恐龙何以灭绝尚无解说，但据估计是由于其脑容量太小，而且过度生长多角状的进攻性武器。无论如何，生命并没有沿习它们的样式而进展。成了兽王之后，哺乳动物便开始壮大其体形。但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巨象也已灭绝，其他大动物也变得稀少了，只剩下人类及所驯养的动物。尽管人类的身材并不见大，但以其才智成功地为大众找到了赖以生存的食物。倘若没有小动物——昆虫和微生物，他是绝对安全的。昆虫最根本的优势是其数量。小小的一片丛林可以滋生如全人类数量的蚂蚁。另外一个优势在于我们的食物成熟前，它们就进行侵占。许多原本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内生存的有害昆虫，被人类无意地带到新的环境当中，结果是又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旅行对昆虫及微生物是有利的。黄热病以前仅存于西非，但在贩卖奴隶中传到了西部欧洲。当前，由于非洲的开放，这种病又穿越非洲大陆逐渐向东蔓延。一旦传到东海岸，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可以包括世界一半人口的国家就几乎难免遭受其害。昏睡病是非洲一种有着更大危害的疾病，目前它也逐渐地扩展蔓延。

　　有幸的是，科学发现了许多控制昆虫的方法。大多数昆虫受制于寄生虫，这些寄生虫杀害了无数昆虫，而幸存的那些昆虫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而且昆虫学家正致力研究和繁养这种寄生虫。有关他们的研究，官方的报道令人振奋；报道中满是这样的话语：“他应千里达种植者之邀去巴西了，以寻找甘蔗蝗虫的克星。”人们也许可以说，在这一对抗中蝗虫不会有胜利的可能。不幸的是，只要战争不断，所有科学知识都具有两重性。如，刚去世的哈勃教授发明了一种固氮方法。他的目的是增加土地的肥沃，但德国政府却以它去生产高含量的炸药，并在最近因哈勃教授要肥料不要炸弹而把他逐出国门。在下一次大战中，双方的科学家将向对方的农作物施放害虫。即使和平到来，也将证明不可能消灭害虫。如果人类的争斗在恼怒之下动用昆虫和微生物，就像面临另一次大战时他们必定会做的那样，那么昆虫将成为唯一的最高战胜者，这木是不可能的。也许，从宇宙观来看，这不必加以追悔；但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只能为自己的同类对天长叹。

　　（＋二）、教与规纪

　　任何严肃的教育理论必须由两部分组成：生活目标的概念以及心理动力学的知识，如精神变化的规则。在生活目标上持不同态度的人不可能希望在教育上达成一致。纵观西方文明，教育机构受制于两种伦理观念：基督教和民主主义。一旦加以认真考虑，这两种观念就互相不相容，正如德国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我认为，在其相异之处，基督教更可取，而在其相通之处，两者都是错的。我所代之为教育目的的是文明，这一术语，就我所指，含有部分地属于个体、部分地属于社会的定义。在个体方面，它含智力和道德品质：智力品质指某种最低限度的一般知识、自身的职业技能，以及事实论说的习惯；道德品质指公正、仁慈和基本的自制能力。我要加上一种品质，既木属道德，也不属智力，但也许是生理学上的：热情与生活的乐趣。在社会中，文明要求尊重法律、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不以卷入持久地伤害人类共一部分为目的以及对于目的的手段之智力上的适应。

　　假如这些成为教育的目的，问题就在于心理科学思考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的，特别是何种程度的自由才有可能证明是最有效的。

　　关于教育中的自由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思想派别，其差异部分在于目的，部分在于心理学理论。有些人说，尽管孩子们可能怎样顽皮，他们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也有些人说，不管孩子们是如何听话，他们应该完全服从管教；另有些人说，孩子们应该是自由的，而有了自由，他们还应该始终好好听话。这最后的一部分人比应有的还大得多；像成年人那样，孩子们假如是完全自由的，他们不会是尽善尽美的。自由确保道德完善的信念是卢梭主义的残余，并不适用于对动物和孩子的研究。持有这一信念的人认为，教育不应有任何绝对的目的，而应仅仅提供一种适合自发性发展的环境。我不能赞同这一派别，在我看来，它过分个人主义了，过分地漠视知识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需要合作的社会中，期望着自发的冲动能产生所有必要的合作有点乌托邦气息。在有限的区域里生存着大量的人口，这只有归因于科学技术才是可能的；因此，教育必须传递这些基本的又必不可少的思想。那些允许充分自由的教育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寄托在某种程度的仁慈。自制以及所有冲动无所羁绊的地方几乎不能萌发的熟练智力；因此，如果他们的方法不加以调整的话，他们的长处就不能长存。从社会的立场看，教育必须是某种比单纯的成长机会更加积极的东西。当然，它必须提供这种机会，但它也必须一种为儿童的精神和道德素质，这种素质不能完全由他们自行获得。

　　赞成教育中应有很大程度自由的观点并不是来自人的自然慈善，而是来自权势对承受者和施行者的影响。那些屈服于权势的人变得唯唯暗暗，要么反叛木羁，两种态度均有缺陷。

　　驯服者在这思想和行动上都失去了开创精神；而且，由受挫的情绪生发的怒气倾向于在欺凌弱小者中寻找发泄的出口。这就是为什么暴君体制是自身延续着的：一个人从他父亲那里所受罪由他强加于自己的儿子；让他记忆犹新的中学里所受的耻辱，在他成为帝国元首时被传到了“国人”身上。这样，一种过分强调权力的教育使学生变为可怕的暴君，在言行上都无力主张和容忍创新。对教育者产生的影响更是糟糕：他们倾向成为施虐狂式的训纪者，乐于引发恐惧，别无他求。由于这些人是知识的代表，学生所获得的便是知识的恐惧，这在英国的上层社会中被认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但确实是权势教育颇有理由憎恨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尽管反叛可能是必要的，但其存在难以成理。而且，有许多反叛方式，而只有极小部分是明智的。伽利略是一位反叛者且又是明智的；平面地球理论的信奉者同样是反叛者，但是愚蠢的。认为反对权势在本质上是优点，不从习俗的观念必然正确，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砸坏灯杆或否认莎士比亚的诗人地位，根本达不到什么有用的目的。然而这种过分的反叛经常是过多的权势对富有朝气的学生压制的结果。一旦反叛者为教育者，他们时常鼓励学生蔑视权势，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力图为学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尽管这两个目的难以相容。

　　我们所需要的，既不是驯服，也不是反叛，而是良善的性情以及对人对新思想的友好态度。这些品质部分地归于自然原因，这方面旧式的教育者注意得大少；但更多地归因于举足轻重的冲动受到挫折后，困顿的感觉需求的自由。假如年轻人要成为友善的的成人，在多数情况下，有必要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环境是友善的。这就要求对孩子的重要欲望要有同情心，而不只是有利用他为某种抽象的目的奋斗的企图，如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祖国的伟大。在教育中，应该努力使学生感到值得去了解所教的东西——至少在这些知识是真实的情况下。一旦学生自觉合作，其学习就能事半功倍。所有这些理由有力地阐明了高度自由的意义。

　　然而，这一观点很容易走过场。儿童在避免奴性时沾上贵族的恶习，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考虑别人，不仅是在大事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是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没有它，社会生活将不堪忍受。我指的不只是那些礼貌形式，如说“请”和“谢谢”；正统的言行举止在野蛮人中发展得最充分，但随着文化的每一次前进就慢慢消失了。我是指自愿参加一定要的必要工作，在一些免于麻烦的小事之处要自制克己。给孩子一种全能的意识，或者一种成人之存在只是服务于年轻人的快乐的信念，都不是人们所乐于见到的。那些赞成存在懒散之客的人，如果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毫无工作意识、没有孜孜追求的习惯，他们都将自食其果。

　　另外，自由的拥护者过分轻视了其危害性。在没有成人介入的儿童团体中，较强者为暴力者，并且很可能比成人暴君更为残忍。假如两个二三岁的孩子在一起自己玩耍，几次打架之后他们就发现谁是胜者，而另一个孩子就成了奴隶。在孩子较多的地方，有一二个人获得完全的支配权，其他人的自由比成人出面干涉保护弱小者时他们拥有的要更少。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为别人着想并不是自发的，而必须给予教养，而除了运用权力，它是很难教会的。这也许就是反对成人退出教育的最重要观点。

　　我认为教育者还没有解决把自由的合适形式与必要的道德训练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必须承认，在孩子上学前，正当的解决方法常常给家长弄糟了。正如心理分析学家从他们临床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苦苦众生都是疯人，以致现代学校里的领导们在同家长们所娇宠的学生的接触中，都倾向论断说所有的儿童都是“费力的”，而所有的家长则愚蠢至极。那些因家长的暴君式教育而被逼得野蛮的儿童（它经常带有一种焦虑的情绪），或多或少需要一段完全自由的时间，才能去毫无猜疑地看待成人。但是，那些在家里得到悉心照料的儿童在细小之处也能忍受指使，只要他们感到是在自己认为是重要的方式中得到帮助。那些喜爱孩子、不因陪伴他们而陷入一种精力耗竭状态的成人，能够在规约上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不使他们的学生中止以友善的感情对待他们。

　　我认为现代教育家倾向于过分重视不干预儿童生活这种消极的品性，而过分轻视乐于陪伴他们的积极作用。如果你以许多人喜欢马和狗的方式去对待孩子．他们就会很容易对你的建议作出反应，并且接受禁令，也许带有和善的抱怨，但绝无怨恨。把儿童看作是有价值的社会发展的领导，或——毫无差别地——作为权力冲动的出口，包含着这些态度的溺爱形式是没有用处的。如果你认为孩子将为你的党派获得一票或为国王。祖国指定的思想而对他产生的兴趣，对于这种态度，没有一个孩子会感激的。令人愉悦的兴趣，蕴含在孩子面前自发的快乐之中，不带任何隐秘的目的。具有这种品质的教师将很少需要去干涉儿童的自由，但一旦需要，也有能力去做，却不导致心理上的损害。

　　不幸的是，工作繁重的老师对儿童要保持一种本能的喜欢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对儿童的感觉肯定无异于出名的糕点师的徒弟对待蛋糕那样。我认为教育不应是一个人的全部职业：教育工作者一天至多工作两小时，其余时间应该离开儿童。青年人的社会是令人疲乏的，尤其当没有严格约束的时候。疲乏最终产生颁燥，而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把老师教过的而让他们去相信的理论放在一旁。必要的友善是不能单靠自制来维持的。但只要它存在，就不必事先为如何处理“淘气的”儿童去制定各种纪律，因为冲动可能导向正当的决定，而假如儿童感到你喜欢他，几乎所有的决定就是正确的了。无论怎样明智，没有一种规约可以成为感情和策略的替代物。十一、斯多富主义

　　借着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许多过去（极不成功地）靠着纯粹道德法则去对付的教育问题，现在能以更为间接、但也更为科学的方法解决了。现在可能有一种倾向，特别是在那些孤陋寡闻的心理分析倡导者中间，那就是认为不再需要任何斯多葛式的自制了。我并不持这种看法，在本文中我就要考虑一下自制必要性的几种情况，在年轻人中养成自制的一些方法及培养自制能力时应避免的危险。

　　我们先从面对斯多葛主义最困难和最本质的问题，即死亡问题开始讨论。试图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有种种方式。我们可以鄙视它，可以不提起它，而且当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困扰时，尽力将思想转到另外的方向上去。这是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所说的轻薄之士的方法。而我们可以采用正相反的方式，即不断冥想人类生命之短促，以期望从这种领会中产生对人生轻蔑之情感；这正是查理五世退位后在其修道院里采用的方法。剑桥大学的一位同学更为极端，竟与房间里的棺木同寝，还常常走到学校的草地上，用锄具将小虫铲成两半，同时说：“哈，你还没有抓住我。”还有第三种更为人们广泛采用的方法，就是说服自己和他人，去相信死亡并非毁灭，而是进入新的更加美好生活的途径。上述这三种方法，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搅在一起，成为在多数人用来对付死亡这一令人不快之事的办法。

　　然而，对于这些方法的任何一种，都有反对的意见。企图去考虑那种容易引起感情波动的事，就如弗洛依德学派所揭示的有关性的问题，那肯定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会引起种种不愿意有的心理变态。儿童时期当然可以从某种生动的形式，在早期的生活里避开对死亡的了解。至于这种事是否会发生，这是个侥幸的问题。如果父母或兄弟姐妹中有一个死了，那就无法阻止儿童在情绪上对于死亡的感触。即使很幸运，儿童早年时对死亡一事并无什么明显的印象，但迟早必然会有的；当一个人对某事没有思想准备时，一旦此事发生了，很可能造成心理上严重失衡。因此，我们必须寻求确立某种对待死亡的态度，而不是仅仅蔑视它。

　　总是不断地想着死亡问题，至少同样是有害的。过于专一地思虑任何一个问题都是错误，特别是当我们的思考不能付诸行动时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可以设法延迟自己的死亡，而且在一定限度内，每个正常人都可这样做。但我们不能最终免干一死；因此，沉思死亡是一个无益的主题。而且，它会减弱人们对于他人和其他事物的兴趣，唯有对外界事物的兴趣才能保持人们精神上的健康。对于死亡的恐惧会使人感到他是外在力量的奴隶，而从奴隶的心态中是不能产生好结果的。如果一个人通过沉思可以真正医治他对死亡的恐惧心理，那他就不再思考这一问题；只要他的思想为此沉迷，就证明他并未克服恐惧。因此，这个方法并不比其他方法更好。

　　死亡是通向更加美好生活的途径，这一信念从逻辑上说应阻止人对死亡的任何恐惧感觉。但对于医学界来说，值得庆幸的是，除少数例外，事实上并不能产生如此效果。人们并没有发现，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的人，就比那些认为死后一切皆完结的人，对疾病更少害怕，或在同困难的斗争中有更多的勇气。已故的麦尔士（英国诗人、散文家）常常谈起在饭桌上他问起一个人死时的想法。那个人总想避开这个问题，但在逼迫之下，只好回答说：“噢，嗯，我认为我将享受永远的祝福，但我希望你不要谈这个不愉快的话题。”这种明显矛盾的理由，当然是由于对大多数人来说，宗教信仰只存在于思想意识领域之中，而对于局限在非意识的物质领域就无法承担了。如果想成功地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就必须靠那种能影响整体行为，而不只是通常所说的属于思维意识的那部分行为的方法。在少数情况下，宗教能产生这种结果，但对大多数人却并非如此，除了行为主义者的理由之外，导致失败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不管强烈的自信如何，仍然存在着某种怀疑，而且这种怀疑本身是以对怀疑论不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是如果对来世的信仰没有根据时，他们势必增强而不是减弱对死亡的恐惧，所以那些不把来世看作绝对确定的人只能增加恐惧的情绪。

　　那么，为使年轻人能适应这存在着死亡的世界，我们该有何作为呢？我们必须达到三个相互极难协合的目标。（1）我们必须使他们不要感觉到死亡是我不愿谈论或不鼓励他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让他们有了这样的感觉，那他们就会得出结论：这里面一定是有趣、神秘的，这样他们就会想得更多。就这点来说，也适用于现代关于性教育的观点。（2）如果我们能够的话，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总想着死亡的事情；对此专注如同专一于色情文学那样，存在着同样的反对意见，那就是它会弱化人的才能，妨碍人的全面发展，以致会引起本人和他人所不满意的行为。（3）我们不要指望仅仅通过思想意识就能给任何人创造出对待死亡问题的满意态度；更为特殊地，善良的行为并不是靠着想要表明死亡比其他情况更不可怕的信念而做出，只要这种信念（通常如此）尚未渗透到意识之中。

　　为了使这些不同的目标富有成效，我们必须根据儿童和青年的经验，采取稍稍不同的方法。如果没有一个与某儿童密切相关的人死去，那他就很容易把死亡看作是普通的事，不会引起大的情感上的触动。只要死亡是抽象的、非个人的，应以通常的语气提及它，而不要当作什么可怕的事。如果一个孩子问：“我会死吗？”你应回答：“是的，但在很大时间内也许不会死。”阻止对死亡的神秘感是很重要的。应把它看作同玩具坏了属同一范畴的事。但是，在孩子们幼小时，确实需要尽可能地使死亡看来是很遥远的事。

　　当与儿童关系密切的人死了，情况就不同了。例如，假定这个孩子失去了一个哥哥。父母都会很哀痛，而且尽管他们可能不想让这个孩子知道他们是如何悲痛，而使他感觉到他们遭受了某事件，这是可取而且必要的。自然的情感是极其重要的，儿童应该体会到他长者的这种情感。况且，如果父母以超人的努力，在儿童面前遮掩他们内心的悲痛，那儿童就可能认为：“如果我死了，他们也会不在乎的。”这样的想法会导致各种病态的发展。因此，尽管在儿童后期（在早期这种感觉不会太深）因这种事而引起的打击是有害的，但如果发生了，我们也不必过于抑制。这个问题既不必加以回避，也不必过多注意；应尽可能不带任何过于明显的意图去做些以引起新兴趣的事情，特别是引起新的情感。我认为孩子对于某个人怀有深厚感情，并不是偶尔的错误在某件事上的标记。如果父母中有一个是冷酷的，孩子就会把这样的感情倾注于另一个人，而如果父母都对他不好，他的感情可能就会倾向他的老师。一般来说，这正是恐惧的结果：因为他所爱的人只能是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人。在孩童时期，这一感情并不是健全的。当儿童所爱之人死去，可能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即使在各方面看来都很正常，但后来的爱中会充满着惧怕。丈夫（或妻子）和孩子将为过度的忧虑所煎熬，只要他们只为自己活着，就会被认为是无情的。因此，父母不应以自身作为这种感情的对象而感到高兴。如果孩子一般有和睦的生活环境，而且很幸福，那在失去某一亲人时他就会毫无困难地克服他的苦痛。假使存在成长和幸福的正常条件，就应使追求生命与希望的动机得以充分发展。

　　但是。在青年时期中，如果生活较为满意，对于死亡需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成年人应更少想到死亡问题，无论关于他自己或者是他所热爱的人，这不是因为老想这个问题是无益的，且不能真的有所收获，而是因为成年人有了更广泛的兴趣与活动面，从而使他有意地把思想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当他想到死亡时，最好以一种坚韧的斯多葛主义，从容而又镇静地加以思考，而不要试图去减低其重要性，而对于能够超越它则应感到一种骄傲。对于任何其他恐怖的事情，这个原则也一样：对于让我们感到惧怕的事情，唯一可能的处理办法是加以冷静的思考。人们应该对自己说：“是的，好吧，这是可能发失的，但那又怎么样呢？”在战争中牺牲这样的情况，人们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因为他们坚信无论自己或亲人为战争捐躯是值得的。类似这样的情感方式在任何时代都可见到。任何时代，人们都会感觉到他死了，或者他的妻子、孩子死了，也不会从此终止世上的所有乐趣。如果在成年中这一态度是真实、深刻的，那么在青年期中，年轻人应为豁达的激情所鼓动，并以此去建设其生活与事业。青年是豁达的时期，应利用这一时期养成豁达的习惯方式。这一点能通过父亲或教师的影响来实现。在一个较好的家庭中，母亲经常是这一角色的担当者，但就现在的一般情况看来，妇女的生活使她们眼界狭隘、缺乏智力，因此无法胜任我心目中的这份工作。同一理由，青年（男性和女性）一般应在他们的教师中寻找这样的人物，直到新一代具有广泛兴趣的妇女成长起来。

　　斯多葛主义在生活中的地位在近代有点被低估了，特别是在那些进步的教育家中。当不幸威胁我们时，有两种对付办法：我们可以尽力避开这种不幸，或者决心坚韧地与之作斗争。前一种方法如果能在没有怯懦的情况下获得成功，当然是值得敬佩的；但后一种方法对不准备成为恐惧之奴隶的人来说，迟早是不可少的。这种态度构成了斯多葛主义。对一个教育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在向青年灌输斯多葛主义时，为虐待径开了方便之门。过去，纪律观念很严厉，从而教育成了残忍冲动的途径。最低限度地保留必要的纪律原则，而不致于扩展到使儿童感到受苦为乐事，这是否可能呢？墨守成规的人当然会否认他们感到这样的快乐。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做父亲的举棍打他的儿子时说：“孩子，我打你，我比你更难受。”对此他的孩子回答说：“父亲，那你愿意换过来让我替你这样做吗？”撒级尔·巴特勒在《众生之路》中曾以使现代心理学的任何学生都认可的方式，描写过严厉的双亲虐待狂式的快乐。那么，我们对此做些什么呢？

　　对死亡的恐惧，只是最好以斯多葛主义去对待的诸多事情之一。此外还有对贫困的恐惧，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富贵人家妇女一般对生育子女的恐惧。所有这些恐惧是怯懦而且多少有点可卑的。但是，如果我们限制说，人们不该注意这些事，那我们同样也会限制说，对于消除厄运来说，什么也不必做。过去，人们认为妇女分娩时不应使用麻醉药；在日本，这一看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男医生认定麻醉药是有害的；这种意见并无理由，它无疑是由无意识的虐待狂引起的。但是分娩的痛苦愈减轻，富妇们甘愿忍受的意志也就愈弱；她们的勇气比对勇气的需要消失得更快。显而易见，这里有一种平衡。要使整个人生过得舒适、愉快，是木可能的，因此人类必须具有一种应付逆境的态度；但我们必须力求尽可能地少鼓动残忍性。

　　任何一个与儿童相处的人会很快明白，过多的同情是错误的。当然，太少的同情更是错误的，在这方面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走极端都是不好的。一个总是受到传爱的孩子，稍有不如意的小事就会哭个木停；而通常成年人养成的自制，只是通过这样的知识达到的：大惊小怪也不能得到同情。儿童很容易认识到，一位有时稍微严肃点的成年人对他们是最好的；他们的本能会告诉他们自己是否为人所喜欢，从那些他们感到是慈爱的且希望他们正常发展的人那里，他们能忍受任何的严厉。因此在理论上这种方案是简单的：让教育者为明智的爱所促动，他们就会做出正确的事。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疲惫、苦恼、忧虑、焦躁缠绕着父母亲和教师，但有一种教育理论是危险的，那就是允许成年人为了儿童的最终幸福，把这些情绪发泄到儿童的身上。木过，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它必须为人所接受，而把这些危险展现到双亲和教师的良知面前，以便做出尽可能的事来加以抵御。

　　现在我们可以把上述讨论加以综合而得出结论。就一部分儿童来说，对于生活中的痛苦、不幸的知识，即不必给予回避，又不要强迫他们知道。当环境使痛苦无法避免时，它必然降临；但是当说到痛苦的事情时，应该抱以正常的和冷静的态度，除非是家中死了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掩饰悲痛是不自然的。成年人应该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某种欢愉的勇气，而年轻人会不知不觉地从他们的榜样中汲取这种勇气。在青年时期，应该把大量的非个人化的乐趣呈现在青年面前，教育应以赋予青年为自身以外的目的而活着的观念为指导（通过启发暗示，而不是通过明显的规劝）。当不幸来临时，应通过想起还有许多他们活着为之奋斗的事情，而让他们学会忍受这种不幸；但他们不能沉湎于可能的不幸中，即使为了做好准备去应付它们。那些以与青年人打交道为职业的人必须有所收敛，不要企图从教育纪律的必要因素中获得虐待狂式的快乐；教育中实施纪律的动机必须始终为了品德和智力的发展。就智力来说，也需要纪律，没有它决不能达到准确性。但智力方面的纪律是另外的问题，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这就是来自内心要求的纪律是最好的。为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必须使儿童和青年具有完成某件难事的志向，并愿为之竭尽全力。这种志向通常是受周围某人的启示而产生的；这样，甚至自律最后也要依靠一种教育上的鼓励。

　　（十三）、何谓灵魂

　　近来科学进展中最令人心痛的情形之一，就是每一项发展都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懂得的要比原以为的少。当我年轻时我们都知道，或自认为知道，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肉体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而灵魂仅存在于时间。人死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这是个看法各异的问题，但灵魂之存在，则被视为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肉体，常人认为它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从事科学的人也认为如此，但哲学家却倾向逐一加以剖析，通常把它简约为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存在于有着肉身的人和其他偶然注意他的任何人的心灵中。然而，哲学家并没有受到认真的看待，而科学舒适地停留在物质主义上，即使它是掌握在十分正统的科学家手中也是如此。

　　当下这些良好的陈旧的朴素思想已不复存在：物理学家使我们确信不存在物质这种东西，而心理学家向我们证实没有心灵这种东西存在。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谁曾听见皮匠说过根本没有皮靴这类玩意，或者听过裁缝宣称所有人实际上都是裸体的？然而较之物理学家和某些心理学家所做的，这无甚怪异之处。先从。动理学家说起，他们中有些人试图把任何看来是精神上的活动归之于肉体的行为。然而，要把精神活动归为物理行为，确是困难重重。我并不认为我们能断言这些困难能否被逾越。我们所能说的，在物理学本身的基础上，由此称为我们肉体的实际上是一种精妙的科学构造，而不对应于任何生理实在。现在所谓的唯物主义者由此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怪异的位置，因为当他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将心灵的活动归为肉体的活动时，他无法解释清楚这一事实：肉体本身只是心灵构造的随意概念。我们发现自己在在这样的圆圈中不断地循环：心灵是肉体的体现，而肉体是心灵的创造。显然这不能完全正确，而我们必须寻找某种既非心灵也非肉体，且产发这两者的东西。

　　首先从肉体说起。普通人认为物体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它们对于感官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怀疑其他任何东西，而你所能触摸的任何事物则是真实确定的；这是常人的形而上学。这样确实没错，但物理学家走上前来，指出你从不碰触任何东西：即使你把自己的头撞在石墙上，你并未真正触到它。当你认为你触到了一样东西，那是有某种电子和质子，它构成了肉体的一部分，并受到你认为触摸到的东西中某种电子和质子的吸引和排斥，但并无实际的接触。你肉体里的电子和质子由于靠近其他电子和质子，产生了电干扰的颤动，并通过你的神经把这一电干扰传送到大脑；大脑中产生的效应导致你的接触感觉，通过适当的实验，可使这种感觉产生巨大的假象，然而，电子和质子本身只是一种原始的近似值，是把一连串波或各种各样事件的统计概率集合入神经束的一种方法。这样物质完全成了幽灵，根本不能用作击打心灵的合适棍棒。运动着的物质曾经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结果变成了一种与物理学家的需要格格不入的概念。

　　不过，现代科学并没有灵魂或心灵作为实体的存在给以证明；实际上不相信其存在的理由，与不相信物质存在的理由是同样的。心灵和物质有些像争夺王冠的狮子和独角兽；争斗的结局并不在谁胜谁负，却发现双方只是纹章的发明而已。世界由事件构成，而不是历时长久、性质不断变化的事物。事件可以通过他们随机的关系集成群体。如果随机关系属于一类，所产生的事件集合就可以称之为物体；如果随机关系属于另一类型，其事件集合就可称为心灵。一个人大脑中出现的任何事件属于两种类型的集合；从属于此类型的一个集合考虑，它是他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属于另一类型的集合考虑，它是他心灵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看来，心灵和物质只是组织事件的约定方法。没有理由去假设心灵或物质的任何一点是不朽的。人们认为太阳正以每分钟几百万吨的速度失去物质。心灵最本质的特征是记忆，也没有理由假设一个人死后其记忆依然存留。实际上相反的想法倒是理由充足，因为记忆显然与某种形式的大脑结构联结在一起，并且由于这一结构在人死后即衰亡，认为记忆必然会停止也就很有说服力了。尽管不能认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而从情感上说，世界与假定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时的情况是完全同样的。我认为唯物主义的反对者一直为两种主要的欲望所驱使：首先是证明心灵是永恒的，其次是证明宇宙中终极的力量是精神而不是躯体。就这两方面来说，我认为唯物主义是正确的。确实，我们的欲望在地球表面上拥有相当大的力量；假如人类没有利用这颗行星的大部分土地来获取食物和财富，其面貌将大大不同。但是我们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目前对于太阳或月亮甚至于地球的内部我们都无所作为，而设定我们力不能及的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具有某些精神因素，理由并不微弱。那就是说，统观一切，没有理由认为除地球表面以外的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因为某人如此希望的缘故。由于我们在地球表面上的力量，完全依赖于地球从太阳那里吸收的能量之供应，我们实际上必需依赖于太阳，而一旦太阳冷却下来，我们就几乎不能实现任何希望。断言科学在未来将获得什么成就当然是轻率之举。我们可以学会延长人的生存，超出现在的可能水准，但是，在现代物理学中如有某种真理，尤其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我们就不能希冀人类的永恒存在。有些人也许会发觉这一结论过于悲观；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无欺，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几百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对此时此地的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极其巨大的情感兴趣。科学，在减少我们对宇宙的潜妄的同时，也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在这个星体上的幸福。那就是为什么神学家令人悚然，而科学在整体上得以宽容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