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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颂 - 序言（3）
作者: (英）罗素 人气: 日期: 2004/10/23 3:32:29 广大民众方面愚味地崇敬这种情况，恰恰是金融家所需要的，这是为了不被民主政治所束缚。当然，他在与舆论打交道中有许多其他有利的条件。腰缠万贯的人能够向大学捐款，从而确保学术上的看法中最有影响的部分屈从于他。高踞财阀统治之首，他自然是所有那些在政治思想上恐惧共产主义的人的领袖。经济权力在握，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向各国布施繁荣或毁灭。但我却怀疑，如无迷信之助，任何一种武器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威力。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对于一个男子、女子和孩子，经济学尽管重要，它在中等学校里却从来不教，甚至在大学也只有少数人学习。况且，这少数人学习这门学科，并木像在没有政治利益危机时那样地学习。只有少数几个机构，讲授这门学科时不带财阀的偏见，但这太少了；一般而言，教授这门学科只是让经济现状增辉。我想，所有这些都和这一事实相关联，即：迷信和神秘对于金融权力在握的人们是有用的。
财政，像战争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患：几乎所有那些具有技术才能的人有着与全社会利益相反的偏见。当裁军会议举行之际，海军和陆军的专家们成了裁军的主要障碍。并非那些人不诚实，而他们习惯性的成见阻碍着他们以正当的观点去看待关于武装的一些问题。同样的事情可以确切地应用到财政上面。几乎没有人懂得其详情细节，除了那些从目前的制度中谋求赚钱的人，他们当然不可能持有完全不偏木倚的观点。如果要对这样的事态加以补救，必须使世界上的平民阶级意识到财政的重要，去寻找简化财政原理的方法，以使它们能够为人们广泛理解。必须承认，这并非易事，但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时代，民主主义获得成功的障碍之一是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它使普通男子和妇女对政治问题形成一种明智的看法，或甚至决定什么专家的判断应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都日益困难。解决这种困扰的方法就是改善教育，寻找比目前流行的更易让人理解的解释社会结构的途径。每一个相信有效的民主主义的人一定会赞成这种变革，但是也许民主主义的信仰者已不复存在，除了退罗和蒙古的偏远地区。
法西斯主义的家世
当我们把当今时代和什么如说）乔治一世的时代相比，就会意识到智力气象的深刻变化，接着是政治风气的相应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两百年前的观念可称为“理性的”，我们时代最具特性的可称之为“反理性的”。然而，我运用这些词，并没有蕴含着对一种倾向的完全接受或者对另一种倾向的完全拒斥。而且，必须记住政治事件经常从早期的思想中获得其合理性：一种理论的传扬和其实际效应之间，往往有一段相当大的间隔。1860的英国政治是受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思想支配的；现今的德国政治是费希特在1807年提出的理论的实现；1917年来俄国的政治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信条，而这要追溯到1848年。所以，要理解当代，必须回溯到相当早的时候。
一种广泛流传的政治学说，通常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原因。一方面，有学识上的先辈们：人们提出的理论，通过发展或反响，是从以前的理论中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和政治状况使人们倾向于接受照顾到某种情绪的观点。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忽视了学识上的先辈们，这些无法单独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在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特殊事例中，战后世界的各部分早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使得这些部分与在早期创设的某种一般性哲学保持一致。我建议首先去考虑这一哲学，然后再触及它在目前得以普及的理由。
对理性的反抗始于对推理的反抗。在18世纪的上半叶，正当牛顿统治着人们思想的时候，有一种信念流传很广，认为通向知识的途径只是对简单的、普遍定律的发现，由此结论可以演绎推论法得出。许多人忘记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根据的是一个世纪的细心观察，他们还想像一般规则是可以在自然的启发下发现的，就有了自然宗教、自然法律、自然道德，如此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学科只是步欧几里得之后尘，从自明的公理中得出的证据确凿的结论。这种观点的政治结果就是美国和法国革命期间所宣扬的人权学说。
理性的圣殿看来正接近完工的紧要关头，却埋下一枚地雷，终于把这座大厦炸到了半空。埋下这枚地雷的人就是大卫·休漠。他干1939年发表的《人性论》有一个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运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这就说明了他的整个意图，但他只完成了一半。他的意图是以观察和归纳代替从有名无实的自明公理中得出的演绎。以其思想倾向而言，他完完全全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虽然他是属于培根的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变体。但以他学识上的诚实，他的敏锐的几乎没有例证的综合，引导他得出某些破坏性的结论：归纳法是一种缺乏正当逻辑的习惯，相信因果论并不优于迷信。依此，必然有这样的结论：科学和神学一起，被放逐到虚妄的希望和荒谬的迷信的地狱里去。
在休漠那里，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和平地处在一起。怀疑主义仅供研究，在实际生活的事务中却被忘却。而且，实际生活要尽可能地受科学的方法所支配，可是科学却为其怀疑主义所责难。这样的妥协，一个人只能是一半哲学家、一半是深港世故者才有可能；这里还有一种贵族托利党主义的味道，从而把初学者和涉世未深者拒之门外。一般来说，世人都拒绝全部接受他的学说。他的追随者们拒斥了他的怀疑主义，他的德国反对者则强调它仅仅是科学和理性的视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作为他的学说的后果，英国哲学成了表面性的，德国哲学则变成反理性的——每一种情况都出于对无法忍受的不可知论的恐惧。欧洲思想从来没有恢复它从前的专心致志；在休漠的所有的后继者中间，心智健全意味着肤浅，深刻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疯狂。在最近关于哲学适用于星子物理学的讨论中，休漠引发的！日争论仍在进行。
德国异军突起的哲学始于康德，而且是作为休漠的反应而发端的。康德决意相信因果关系、上帝、不朽、道德法则，等等，但他发觉体漠的哲学使所有这些变得困难起来。为此，他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作了区分。“纯粹”理性关系到可以证明的事物，但为数很少；“实践”理性关系到德行所需的事物，这就很多了。当然，非常明显，“纯粹”理性仅仅是理性而已，而“实践”理性却是一种偏见。这样，康德把那些被认为不属于理论推理领域的东西，又带回到哲学中来，这些东西自经院哲学兴起以来，已从各个学派被驱逐出去。
从我们的观点看，甚至比康德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继承者费希特，他从哲学过渡到政治，开创了后来发展为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在谈论他之前，还要多谈一下“理论”这一概念。
由于无法找到东西抗衡作漠，“理性”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东西，稍有偏离，就以理论上的理由受到指责。然而，这里有一个差别，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存在于（比如说）哲学上的激进派和像早期宗教狂那样的心态之间。如果我们把前一种心态称为理智的，后一种为无理智的，那么很清楚，在近代，非理性一直在滋长着。
我认为，我们在实际中所指的理性可用三个特性来加以界定。首先，它依靠说服而木是强力；其次，它寻求以运用的人所确信的完全有效的论点进行说教；第三，在形成意见中，它尽可能使用观察和归纳，而少用直觉。这些规则的第一项可以免除进入宗教法庭；第二项不会采用英国战争所宣扬的方法，对此希特勒大为颂扬，缘由是宣扬“必须根据它所要掌握的群众数目，人数越多越要浅显易懂”；第三项不许使用这样一个大前提，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提到密西西比时所使用的那样，‘宇宙之神有意让这片大流域隶属一个国家。”这对他和他的听众来说，是木言而喻的，但是对此存有疑虑的人，却不容易明白。
依照这样的界定，信赖理性要设想一个人和他的听众之间具有某种利益和观点的一致。确实，庞特太太想在她的鸭子身上做试验，她唤道：“来吃一刀吧，因为你们的肚子要填满，我的顾客们也要吃饱”；但是一般来说，诉诸理性对于我们想要吞并的人们，被看作是无效的。相信食荤的人们，不会试图去找出对一头绵羊看来是正确的论点，尼采也不会试图去说服他称之为“粗俗和笨拙的”乌合之众。马克思也不会试图去得到资本家的支持。正如这些事例所表明的，当权力毫无疑问地局限于寡头政治的时候，诉诸理性是比较容易的。在18世纪的美国，只有贵族和他的朋友们的意见是重要的，这些意见通常能够以理性的形式展现给其他贵族们。随着政治选民人数越来越多，成分也更复杂，诉诸理性就更为困难，因为为人所普遍承认从而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变得更少了。当这样的可能找不到的时候，人们迫木得已依靠自己的直觉；由于集团不同，直觉各异，依靠直觉势必导致冲突和强权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理性的反抗，在历史上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早期的佛教是有理性的；它以后的形式，以及在印度取而代之的印度教则不然。在古希腊，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是对荷马式的理性的反抗。从苏格拉底到马可·奥勒留，古代世界的一些杰出人物，大体上是理性的；在马可·奥勒留之后，甚至保守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是满腹的迷信。除了在伊斯兰教世界，主张理性在11世纪前一直受到了冷落；在那以后，通过经院哲学、文艺复兴以及科学，这些主张日益取得了优势。有一次反应出现于卢梭和威斯莱，但受制于19世纪科学和机器的胜利。在60年代，对理性的信仰达了顶峰：从那之后，它已逐渐减弱，而且现在还在减弱。从希腊文明之初以来，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一直共存在一起，当一方看来很可能完全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总是由于一个反应，导致了它的对立面的一次新的爆发。
现代对理性的反抗，从某一极其重要的角度看，不同于其先行者的大部分反抗。从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起，以往的目标通常是拯救——一种包含善良和幸福的概念，而且照例以艰难的自我克制的方式来实行。我们时代的反理性主义者，其目标不在于拯救，而在于权力。因而他们发展了一种与基督教和佛教相对立的伦理，而且，由于他们的支配欲，他们必然卷入政治。在作家中间，其家谱是弗希特·卡莱尔、马志尼、尼采——还有诸如特列希克、罗德雅德·吉卜林、豪斯斯·张伯伦。柏格森那样的支持者。作为这一运动的反对派，边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视为一个党派的两翼：两者都是世界主义的，都是民主主义的，都诉诸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手段，而不在目的，可是在希特勒那里（到目前为止）达到高潮的新运动，在目的方面与两者都不同，甚至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也有所差异。
包括几乎所有从反理性主义中产生的法西斯主义者，作为政治家所追求的目的，已由尼采说得得清楚了。在有意识反对基督教及功利主义者中，他拒斥边沁关于幸福和“绝大多数”的学说。“人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类只不过是实验的材料。”他提出的目的是超乎个人的伟大：“目的就是要达到那种无穷的伟大能量，以此作为未来人的模型，通过训练，并通过几百万粗俗和笨拙之辈的消失，它看到由此产生的不为所动的苦难，如此能量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这一目的的概念本身不能被认作是反理性的，因为目的的各种问题不适于理性辩论的检验。我们可以不喜欢——我本人就是——但我们不能反驳它，就像尼采也无法证明它那样。不过，它同反理性主义有着自然的联系，因为理解性需要公正，而伟人的迷信常以这句话作为其小前提：“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法西斯主义赖以滋长的思想学派的创立者们都有某种共同的特性。他们在意志里寻求好处，而不是在情感或认知中，他们珍视权力甚于幸福；他们宁要权力，不要辩解；宁要战争，不要和平；宁要寡头政治，不要民主主义；宁要宣传鼓动，不要科学的公正无私。他们鼓吹严肃的斯巴达形式，反对基督教的形式；这就是说，他们把严肃精神看作获得奴役他人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自我修炼，以助于培养美德，以求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幸福。后来的人们浸透了流行的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作为高等物种的根源：不过它是人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像自由竞争的倡导者们所提议的那样，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娱乐和知识被当作目的，在他们看来，都是消极的东西。他们用荣耀代替娱乐，他们所要求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自夸的大青就是知识。在费希特、卡莱尔和马克思那里，这些学说还用一件传统道德术语的外衣封裹起来；在尼采身上，它们第一次赤裸裸地、毫无羞耻地露面了。
费希特实际上是发起这个运动的始祖，然而他却没有享有这份应得的荣誉。他开始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家的，即使在那时已显示出某种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的整个哲学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发展而来的：“我就是我”，关于这点，他说道：“自我随心所欲，它存在，是由于这个唯一的随心所欲；它是行为的动因和结果，是活跃的也是能动性产生的东西；我存在表示着一种行动。自我存在，因为它随心所欲。’”
根据这一理论，自我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要存在。现在它显示为非自我也是存在的，因为自我要它存在；但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非自我，决不变成对于自我是真正外在的东西，因为自我可以自主地处置它。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费希特说，“宇宙即我”。海涅把康德与罗伯斯庇尔作了比较，说道：“同我们德国人一比，你们法国人还是温驯的。”
确实，费希特随后加以了解释：当他说“我”的时候，他意指“上帝”；但是读者还是对此半信半疑。
耶拿一战，费希特只好逃离柏林，他开始想到，他以前实在过于卖力，把那个非自我放在拿破仑的形象上。1807年他一回来，就发表了他著名的《对德国民族的讲话》，在讲话里，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纲领第一次出台了。他首先解释道，德国人优于所有其他的现代人，因为只有他有一种纯粹的语言。（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霍屯督人虽有纯粹的语言，但他们在费希特的历史书里却未被提及。）德国语言的纯粹性使得德国人具有深刻性；他得出结论，“具有特性和作为德国人无疑就是一回事。”但如果德国人的性格中还遗留着外来的不良影响，如果德国民族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话，那必需有一种新型教育，它将“把德国人形成一个法人团体”。他说的新型教育“必须基本上由此组成，那就是它彻底摧毁自由意志”。他又说，意志“是人的根底。”
除了绝对不可回避的之外，木需要有对外的商业。要有普遍的军事服役；每个人被迫去作战，不是为了物质的福利，不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保护宪法，而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吞噬一切的爱国主义火焰”的激励下，“它把民族合成一团，生生不息，为此，思想高尚的人愿意奉献自己，而卑微者本来只是为着他人而生存的，也必须效法，牺牲自己。”
这一纲领，把“高尚”者作为人类的目的，把“卑微”者当作无权要求自身利益的人，这是现代对民主主义攻击的本质。基督教教导说，每个人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依此看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权”只是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功利主义，即使它拒绝给个人以绝对的“权利”，却对一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等同视之；这样，它和自然权利的教义一样，也达到了民主主义。但费希特，有点像政治上的加尔文，挑出某些人作为选民，而把所有其他人拒之门外，当作无足轻重之辈。
当然，困难在于去知道谁是选民。在普遍接受费希特学说的世界里，每个人认为他是“高尚”的，他要加入一定的派别，这里的人大致和他接近，看来可以分享他的崇高。这些人也许是他的民族，如同在费希特的事例中；或者是他的阶层，如同一个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中；或者是他的家属，如同拿破仑的情况。“高尚”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除了在战争中获胜；因此战争是这一信条的必然后果。
卡莱尔的人生观主要是源自费希特，费希特对他的观念构成唯一的最强烈的影响。但是他添加了后来学派的某些有特性的东西：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对无产者的关心，其中对工业化和暴发户确实是不喜欢的。卡莱尔手段高超，甚至骗过了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论英国工人阶级的书里，恩格斯以溢美之辞提及了他。由此看来，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由于社会的表象许多人被欺骗，我们就木必诧异了。
事实上，卡莱尔还有他的一些受骗者。他的“英雄崇拜”听起来很高昂；他说，我们不需要被选举出来的议会，但需要“英雄国王及一个非英雄的整体世界”。要理解这句话，必须研究一下翻成事实的译文。在《过去和现在》中，卡莱尔把12世纪修道院院长萨姆森作为一个典型；但是不信任那一代著名人物的人，只需读一下《布莱克隆特的约斯林编年史》，就会发现这位修道院院长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氓，集专横暴虐的地主和阴谋狡诈的恶棍干一身。卡莱尔的其他英雄们至少同样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大屠杀促动他作了这样的评论：“但是在奥利弗（即克伦威尔——译者注）的时代，依我说，‘仍然有对于上帝审判的信仰；在奥利弗的时代，还没有废除死刑’，让雅克①的博爱主义言语，在这个世界上，香水里仍然满是罪恶……只是在晚近衰败的世代中……才能不分好坏，把善与恶合成一种到处管用的独特的糖浆……在我们土地上大有效果。”在他的其他大多数英雄中间，诸如弗雷德里克大帝、法朗西亚博士和爱尔总督，只需指出他们的共性就是嗜血成性这一点就足够了。
那些仍然认为卡莱尔在某种意义上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人，应该读读他在《过去与现在》中关于民主的篇章。其中大部分是对征服者威廉的颂扬，并带有为他的时代里农奴们所喜悦的农民生活的描写。然后便是对自由的定义：“你可以说，一个人的真正自由，包含他发现或被迫去发现正当的道路，并走下去”。他接着陈述道。民主“意味着发觉任何英雄统治你后的失望，并且甘愿忍受对他们的需要。”文章以雄辩的预示式的语言作了这样的论述而收尾：当民主政治要运作其全过程的时候，仍将保留的问题是“对由你真正的君王把持的政府所发现的问题”。在所有这些中，是否有为希特勒所不能认可的言语吗？
马志尼是一位比卡莱尔温和的人，在英雄崇拜上，他是不赞同卡莱尔的。他崇拜的对象，不是个别的伟大人物，而是国家；他把意大利放在最高的位置，除了爱尔兰外，他允许每个欧洲国家扮演一个角色。可是，像卡莱尔那样，他确信义务应当置于幸福之上，甚于置于群体幸福之上。他认为对每个人的良心会启示正当的东西，唯一需要的就是每个人遵从他自己心里所感觉到的道德法则。他从未认识到，不同的人在所承担的道德法则上会有本质的不同，或者说他真正要求的，就是要别人依照自己的启示行动。他把道德法则置于民主主义之上，说：“假如多数人的简单投票明显违背最高的道德准则，它就不能组成主权……假如人民的意志阐明并应用道德法则，它就是神圣的；假如它和法则分离，仅仅显示其任性，则即无用也无力。”这也是墨索里尼的看法。
此后只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加进这个学派的教义中去，名为对“种族”的假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费希特把德国人的优越性作为一个语言的问题，而不是生物学的遗传问题。）尼采和他的继承者不同，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反闪米特人者。他把这一学说只应用干不同的个人之间：他希望不适应者不得繁衍，而且盼望以养狗专家的方法培殖一个超人的种族，他们有一切的权力，而人类的其他人只为他们的利益而生存。但是，后来持类似看法的作者们一直在试图证明，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和他们自己的种族有关。爱尔兰的教授们著书证明荷马是爱尔兰人；法国的人类学家从考古学上得出证据，是凯尔特族而不是条顿族，成为北欧文明的源泉；豪斯顿·张伯伦最后主张但丁是德国人，而基督不是犹太人。在英印混血人中，一直很普遍看重种族，从他们那里，帝国主义的英国通过罗得雅德·吉卜林的中介，也深受其影响。但是反闪米特人的成份在英国一直木很突出，虽然在德国替主找到了一个虚假的历史根据，其主要责任归于英国人豪斯顿·张伯伦，自从中世纪以来，它在德国一直存留看。
关于种族，如果不涉及政治的话，那说它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可言就足够了。人们也许认为，在各种族之间存在着遗传的智力差异；但如实来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差异究竟是什么。在一个成年人身上，环境的影响掩盖了遗传的影响。此外，不同欧洲人之间的种族差异比白色、黄色和黑色人种之间的差异更不明确；这里没有显著的身体上的特性，以此可以把不同的现代欧洲各国的成员的确定地区分开来，因为他们都是产生于一个不同血统的混合体。提到智力的优越性，每一个文明民族都可提出一个言之成理的主张，这只能证明所有的主张都是无效的。犹太人可能比不上德国人，但德国人同样可能比不上犹太人。把假达尔文主义的怪论引到整个问题中来，是完全不科学的。无论我们对以后可以知道些什么，在当今我们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愿意鼓动一个种族去践踏另一个种族。
从费希特起，这一运动完全是一种煽动自高自大的权力欲的方式，它所依靠的是他们炫耀的信念，此外没有什么会得到他们的欢心。费希特需要一种教义，使他感到自己优于拿破仑；卡莱尔和尼采由于体弱，便在想像的世界里寻求补偿；罗得雅德·吉卜林时代的英帝国主义耻辱于失去了工业优势；而我们时代的希特勒主义者的疯狂是一张神秘的斗篷，在其中，德国人的自我躲离了凡尔赛寒冷的狂风，保持了自身的温暖。当一个人的自负心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他的思想决不会健全，而那些有意羞辱国家的人，如果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疯子的国家，可要心存感激了。
普遍接受前面论及的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教义的理由，我是这样得出来的。在大多数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预言家宣扬形形色色的教义，但是成为通俗的教义必须特别诉诸当时环境产生的情绪。现代非理性主义者有代表性的教义，就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强调意志，反对思想和感情；美化强力；相信命题的直觉“判断”，反对观察和归纳的检验。这种心态是那些有一种控制诸如飞机等现代机械习惯的人们的自然反应，他们的权力已不如从前，但是无法找到任何合理的根据，以恢复他们从前的优势。工业化和战争，在给予机械性权力的习惯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转移，因而使一大批人陷于独断专横、一意孤行的情绪里去。法西斯主义由此滋生。
把1930年的世界与1820年的世界相比，我们发现这部分人的权力增强了：大工业家、靠工资为生的人、妇女、异教徒和犹太人（我所说的“异教徒”，是指其宗教不同于他们国家正统宗教的人）。与此对应的是这方面的人失去了权势：君主。贵族、教士、下层的中等阶级，以及与女性作对的男性。大工业家虽比以前任何时候强大，但觉得自己很不安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威胁，特别是出于对莫斯科的恐惧。战争的受益者——陆军上将、海军上将、飞行员和军火工厂——处于同等境地：强大一时，却受到瘟疫般的布尔什维克与和平主义者的威胁。已被击败的几部分人——国王、贵族、小店王，因气质原因成为宗教宽容的反对派，以及叹惜男权主义时代一去不返的男人——看来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人们认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他们在现代世界无立足之地。自然他们心怀不满，集中在一起，人数也不少。尼采的哲学在。动理上正适应他们的精神需要，于是，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极其精明地利用这种哲学把这几部分被击败的人结合成一个团体，除了工业和战争外，这一团体对每件事都采取中世纪式的反动行为。关干工业和战争，在技术方面什么都要现代的，但并不是分享不到和平后的权力和成果，而使得社会主义对于当前的权贵成了危险之物。
这样，纳粹哲学中的非理性因素，从政治上说，是由于需要获得那几部分不再有“存在理由”的人们的支持，至于比较健全的成分，则归结于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们。前面的成分是“非理性的”，因为小店主要实现他们的希望简直是不可能的，而幻想的信念是他们失落中唯一的避难所；相反，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的希望，以法西斯主义的途径倒可能得以实现，以其他方式则根本达不到。他们的希望只能通过毁灭文明获得实现，这一事实，不是使他们成为非理性的，而只是穷凶极恶的。在运动中这类人形成了智力上最强而道德上最差的成分；其余的人被荣耀、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幻像槁得眼花缘乱，对他们切身的利益一无所知，在晕眩的情绪中，任他们自己为人所利用，其目的根本不是自己的。这就是纳粹主义的精神病理学。
我说过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是健全的，但他们的纯洁性仅仅是相对而言的。疯神相信，依靠纳粹运动，他既可以杀死社会主义，还可大大增加他的市场。可是，看来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对的，如同没有理由认为他的前辈们在1914年是正确的那样。他把德国人的自信和国家主义感情煽动到一个危险的程度，而不成功的战争成了最为可能的出路，这都是必要的。即使最初的巨大成功也不会带来最后的胜利；现在，正像20年前那样，德国政府忘记了美国。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总体看来是反对纳粹的，虽然它一直被指望支持反动势力——我指的是有组织的宗教。在纳粹那里达到顶峰的这个运动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费希特和卡莱尔的说教是加尔艾派式的，而马志尼，终身反对罗马，对于个人良心的毫无瑕疵有一种彻底的路德式的信念。尼采热诚地确信个人的价值，认为英雄不应屈服于权力；在这一点上他发展了新教的反抗精神。人们可能会期望新教教会欢迎纳粹运动，在一定程度他们的确如此。但是，在所有那些新教教义和天主教教义共有的要素中，它发现自身是被这一新哲学所反对的。尼采是极力地反基督教的，而豪斯顿·张伯伦则给出一种印象，说基督教是一种卑微者的迷信，它产生于勒旺地区混种的世界主义者们中间，否定谦卑，否定人爱他的邻居，否定温顺者的权利，这些都是和福音的教诲相背离的；而反闪米特主义，一旦成为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践的，就不容易和一个犹太根源的宗教和好一致。由于这些原因，纳粹主义和基督教就很难结为朋友，它们的对抗可以带来纳粹的覆灭，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里还有另一个理由，不论在德国或在别处，为什么现代对无理性的崇拜是同基督教的任何传统方式不相容的。从犹太教得到启发，基督教采用了真理的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忠诚的美德。这个概念和美德存留在“诚实的怀疑”里，正如所有基督教的美德保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思想家们中间那样。但逐渐地，怀疑主义和大力宣扬的影响使发现真理看来是毫无希望了，而对于坚持谎言却是有利的。理智上的正直就这样被破坏了。希特勒在解释纳粹纲领的时候，说道：
“民族国家将把科学看做一种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手段。不仅世界历史，而且文明的历史，必须从这一观点来教导。发明者应该显示出伟大，不仅仅是作为一位发明家，甚至更多的是一位国人。对于任何一个伟大事迹的敬佩必须和自豪感结合起来，因为有幸做出这样事迹的人是我们自由国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必须从德国历史上一大批伟大的人物里选出最伟大的，以给印象深刻的方式放在青年人的面前，从而让他们成为不可动摇的国家主义感情的支柱。”
作为真理的慨念，真理的探求已经在希特勒的意念中完全消失了，甚至不为了反对它而争辩一下。就我们所知，相对论竟然被当作是糟糕的，因为它是由犹太人发明的。宗教法庭拒斥了伽利略的学说，因为它被认作是不真实的；但希特勒却以政治为由接受或排斥学说，根本没有真理或谬误的概念。阐发这一观点的可怜的威廉·詹姆土，一看到它这样为人所利用，也会感到心慌，不过一旦客观真理的概念被抛弃了：很清楚，“我将相信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如我在1907年所写的，既不用科学的方法，也不用神学的方法，“只能诉诸武力和大军队的裁判”。凡是建立在与理性反抗的基础上的国家，因此一定会发现自身处于冲突之中，不但和学问相冲突，而且和各教派相冲突，只是任何真正的基督徒还存活下来。
导致对理性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能干和精力旺盛的人除了嗜好权力，别无出路，因此变成破坏性的力量。从前，小国给予很多人政治权力，小商人给更多人以经济实力。现在人口密集，生活在郊区，工作在大城市中。乘火车进入伦敦，所经之处，城效小屋连成一片，绵延不绝，居住在这里的家庭与工人阶级之间根本没有休戚相关感情；家庭里男人不参加当地的事务，因为他整体在外，屈从于雇主的各种条令；他的创造力的唯一表现方式只是周末在他的后园里种植而已。在政治上，他嫉忌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事情。然而，虽然他感到困窘，势利观念阻碍他采取社会主义和联合主义的方式。他所在的郊区也许和古代一座名城一样地人口稠密，但这里集体生活是很枯燥的，而且他没有时间参与，更不觉兴趣。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的精神表示不满，那法西斯运动将作为一种他的用场而出现。
政治中理性的衰退是两个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有一些阶级和一些类型的个人，这个世界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机会，但他们在社会主义中也找不到什么希望，因为他们不是依靠工资为生的人；另一方面，有一些能干和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利益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保持影响力的最好方法就是鼓动各式各样的歇斯底里。反对共产主义，惧怕外国的武装力量，憎恨外国的竞争，就是最重要的怪物。我并不是说有理性的不会有这些情绪；我是说无理性的人惯于对实际的问题不能加以明智的思考。世界上最需要的两种东西是社会主义与和平，但两者都违反我们这个时代中最有权力者的利益。采用一些方法，使人入圈套，让它们看起来好像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并不难，而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发动集体的歇斯底里。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危险越大，就有更多政府要败坏它们国民的精神生活；目前的经济困境越深，受害者越愿意上当受骗，抛弃理性的清醒，趋从那骗人的鬼话。
1848年以来一直在加重的国家主义的狂热，是非理性崇拜的一种形式。一种普遍真理的观念被抛弃了：有英国人的真理、法国人的真理、德国人的真理、门的内哥罗人的真理以及对摩纳哥公国的真理。同样，有雇佣劳动者的真理和资本家的真理。在这些不同的“真理”之；司，如果理性的说服陷于绝望，那么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战争和疯狂的唇舌战。在解决站污了这个世界的国家与阶级之间的深刻冲突之前，很难期望人类回复到心灵的理性习惯。困难在于，无理性流行了这么久远，我们一些困扰的解决只能得之于偶然；由于理性是非个人的，使得普遍的合作成为可能，而无理性既然是代表个人激情的，使得斗争不可避免c正因如此，具有理性，在诉诸一个普遍的和非个人的真理标准的意义上说，对于人类的福利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不仅是在其广为流传的时代，且更甚于此者，在那些比较不幸的时代，在那些时候，它为人所鄙视与拒斥，被认为是空洞的幻梦，在意见不合的地方，也无厮杀之力。六、社会主义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卡尔·马克思的信徒，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取来一种信念，认为社会主义引发的唯一可能的政治力量是被剥夺了的无产阶级对生产方式所有者的愤怒。作为不可避免的反应，那些非无产阶级者，极少例外地认定社会主义是某种应加以抵制的东西；当他们听到那些视已为敌的人大肆宣扬阶级战争时，他们很自然地在自己大权仍在握时发动战争。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反击，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击。只要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宣扬自己，必然激起非常强烈的反感，以致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日渐变得更加不可行了。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它可以导致富裕阶层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那么强烈，也不那么广泛。
就我而言，尽管我像最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确信社会主义，但我并不把社会主义当作无产阶级报复的福音，甚至不把它当作寻求经济公正的主要手段。我主要把它作为对机器生产的调整，这种生产为常识思考之所需，也是为增加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人类极少数人以外所有人的幸福。如果现在不诉诸暴力冲突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其提倡者的暴力信念。不过，我依然抱着几丝希望，一种更加理智的支持可以缓解冲突，并使一种较少灾难性的转变成为可能。
首先，我们来对社会主义作一界走。这一界定必须包括两个部分：经济和政治。经济部分包含国家对最高经济权力的掌握，这种掌握在最低限度上涉及土地与矿藏、金融、银行、信贷以及外贸。政治部分要求最高政治权力应是民主的。马克思本人，实际上1918年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会毫无疑问他同意这一界说。但是，自从布尔什维克解散了俄罗斯立宪会议以后，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信条，根据这一信条，社会主义政府通过革命获得成功以后，只有其最激进的支持者才能拥有政治权力。现在当然必须承认，内战结束后，被推翻的阶级不可能马上得到其公民权，但是只要这种状况存在，就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一个已经实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政府如不获得足够广泛的支持，从而使民主政府成为可能，它就没有完成任务。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会清楚地看到民主的必要性。一个东方的君主可以颁布法令，声明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自然资源均归他所有，然而，这么做不是在建立一种社会主义体制；刚果的列奥波尔二世的统治也不能接受为效仿典范。除非实行全面的控制，为了自身的富裕除外，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期望国家去经营经济企业，由此，剥削只是获得一种新形式而已。由此，民主必须被接受为社会主义体制界定的一部分。
关于定义中的经济部分，需要作一些深入的阐述，因为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有些人认为它同社会主义不批容，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创业者是否应被允许在向国家租来的土地上搭建自己的一间小木屋？当然应该，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可在纽约建造摩天大楼。同样地，人们可以借朋友一先令，但一个金融家则不可以把1000万英镑借给一家公司或一个外国政府。这只是个程度问题，且极易调节。因为大宗交易需要履行各种各样的法律手续，而小生意没有这么复杂。一旦这种种手续势在必行，国家就有机会行使其控制权。再举一例：在经济学意义上珠宝不是资本，因为它不是生产的手段，然而事实是，一个拥有钻石的人可以卖出钻石以买进股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仍然可以拥有钻石，但他不能再卖出钻石去买股票，因为那时再没有可以购买的股票了。法律上不必对私人财富加以禁止，应禁止的只是私人投资，这样，由于不再有人收取利息，除了尚留存少量合理的私人财产外，私人财产将逐渐消失。对于他人的经济控制不应掌握在个人手中，但不由经济权力授予的私人财产可以存在。
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期望的长处——假如无需一场摧毁性的革命战争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是多方面的，并且绝不局限在以工资为生的这一阶层之中。我无法确信在长期艰辛的阶级冲突中，社会主义政党的胜利能够带来这些好处的所有或任何部分，这种冲突只能惹发脾性，上升到残酷的军事形式，在死亡、放逐、监禁的苦役中浪费许多可贵的专家的才智，而最终给得胜的政府带来的是只是精神上的茅屋。我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优点都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即依赖说服达成其实现，即使必须使用武力，也应仅限于对付一小撮不满分子之内。我这样被说服过，如果社会主义的宣传方式带着少一些的憎恨与苦难，不是诉诸嫉忌而是诉诸对经济组织的明显需要，那么其说服任务就会容易得多，而对武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地减少。我反对诉诸武力，除了在通过说服后对已经合法建立起来的事物的保护中，因为：（）它可能发定可危；（2）斗争必须是灾难性地破坏的；（3）在顽强的斗争之后，胜利者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最初的对象，而代之以某种完全不同的、可能就是一种军事上的暴政。所以，我预先设定，成功的社会主义的条件，是对大多数人的和平说服，让他们接受其信条。
我将引证支持社会主义的九种论点，其中没有一种是新的，也不尽是同等重要。这种列举可以无限止地延伸下去，但我认为这九种论点足以显示的不仅仅是某一阶级的信条。
财政，像战争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患：几乎所有那些具有技术才能的人有着与全社会利益相反的偏见。当裁军会议举行之际，海军和陆军的专家们成了裁军的主要障碍。并非那些人不诚实，而他们习惯性的成见阻碍着他们以正当的观点去看待关于武装的一些问题。同样的事情可以确切地应用到财政上面。几乎没有人懂得其详情细节，除了那些从目前的制度中谋求赚钱的人，他们当然不可能持有完全不偏木倚的观点。如果要对这样的事态加以补救，必须使世界上的平民阶级意识到财政的重要，去寻找简化财政原理的方法，以使它们能够为人们广泛理解。必须承认，这并非易事，但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时代，民主主义获得成功的障碍之一是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它使普通男子和妇女对政治问题形成一种明智的看法，或甚至决定什么专家的判断应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都日益困难。解决这种困扰的方法就是改善教育，寻找比目前流行的更易让人理解的解释社会结构的途径。每一个相信有效的民主主义的人一定会赞成这种变革，但是也许民主主义的信仰者已不复存在，除了退罗和蒙古的偏远地区。
法西斯主义的家世
当我们把当今时代和什么如说）乔治一世的时代相比，就会意识到智力气象的深刻变化，接着是政治风气的相应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两百年前的观念可称为“理性的”，我们时代最具特性的可称之为“反理性的”。然而，我运用这些词，并没有蕴含着对一种倾向的完全接受或者对另一种倾向的完全拒斥。而且，必须记住政治事件经常从早期的思想中获得其合理性：一种理论的传扬和其实际效应之间，往往有一段相当大的间隔。1860的英国政治是受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思想支配的；现今的德国政治是费希特在1807年提出的理论的实现；1917年来俄国的政治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信条，而这要追溯到1848年。所以，要理解当代，必须回溯到相当早的时候。
一种广泛流传的政治学说，通常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原因。一方面，有学识上的先辈们：人们提出的理论，通过发展或反响，是从以前的理论中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和政治状况使人们倾向于接受照顾到某种情绪的观点。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忽视了学识上的先辈们，这些无法单独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在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特殊事例中，战后世界的各部分早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使得这些部分与在早期创设的某种一般性哲学保持一致。我建议首先去考虑这一哲学，然后再触及它在目前得以普及的理由。
对理性的反抗始于对推理的反抗。在18世纪的上半叶，正当牛顿统治着人们思想的时候，有一种信念流传很广，认为通向知识的途径只是对简单的、普遍定律的发现，由此结论可以演绎推论法得出。许多人忘记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根据的是一个世纪的细心观察，他们还想像一般规则是可以在自然的启发下发现的，就有了自然宗教、自然法律、自然道德，如此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学科只是步欧几里得之后尘，从自明的公理中得出的证据确凿的结论。这种观点的政治结果就是美国和法国革命期间所宣扬的人权学说。
理性的圣殿看来正接近完工的紧要关头，却埋下一枚地雷，终于把这座大厦炸到了半空。埋下这枚地雷的人就是大卫·休漠。他干1939年发表的《人性论》有一个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运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这就说明了他的整个意图，但他只完成了一半。他的意图是以观察和归纳代替从有名无实的自明公理中得出的演绎。以其思想倾向而言，他完完全全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虽然他是属于培根的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变体。但以他学识上的诚实，他的敏锐的几乎没有例证的综合，引导他得出某些破坏性的结论：归纳法是一种缺乏正当逻辑的习惯，相信因果论并不优于迷信。依此，必然有这样的结论：科学和神学一起，被放逐到虚妄的希望和荒谬的迷信的地狱里去。
在休漠那里，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和平地处在一起。怀疑主义仅供研究，在实际生活的事务中却被忘却。而且，实际生活要尽可能地受科学的方法所支配，可是科学却为其怀疑主义所责难。这样的妥协，一个人只能是一半哲学家、一半是深港世故者才有可能；这里还有一种贵族托利党主义的味道，从而把初学者和涉世未深者拒之门外。一般来说，世人都拒绝全部接受他的学说。他的追随者们拒斥了他的怀疑主义，他的德国反对者则强调它仅仅是科学和理性的视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作为他的学说的后果，英国哲学成了表面性的，德国哲学则变成反理性的——每一种情况都出于对无法忍受的不可知论的恐惧。欧洲思想从来没有恢复它从前的专心致志；在休漠的所有的后继者中间，心智健全意味着肤浅，深刻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疯狂。在最近关于哲学适用于星子物理学的讨论中，休漠引发的！日争论仍在进行。
德国异军突起的哲学始于康德，而且是作为休漠的反应而发端的。康德决意相信因果关系、上帝、不朽、道德法则，等等，但他发觉体漠的哲学使所有这些变得困难起来。为此，他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作了区分。“纯粹”理性关系到可以证明的事物，但为数很少；“实践”理性关系到德行所需的事物，这就很多了。当然，非常明显，“纯粹”理性仅仅是理性而已，而“实践”理性却是一种偏见。这样，康德把那些被认为不属于理论推理领域的东西，又带回到哲学中来，这些东西自经院哲学兴起以来，已从各个学派被驱逐出去。
从我们的观点看，甚至比康德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继承者费希特，他从哲学过渡到政治，开创了后来发展为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在谈论他之前，还要多谈一下“理论”这一概念。
由于无法找到东西抗衡作漠，“理性”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东西，稍有偏离，就以理论上的理由受到指责。然而，这里有一个差别，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存在于（比如说）哲学上的激进派和像早期宗教狂那样的心态之间。如果我们把前一种心态称为理智的，后一种为无理智的，那么很清楚，在近代，非理性一直在滋长着。
我认为，我们在实际中所指的理性可用三个特性来加以界定。首先，它依靠说服而木是强力；其次，它寻求以运用的人所确信的完全有效的论点进行说教；第三，在形成意见中，它尽可能使用观察和归纳，而少用直觉。这些规则的第一项可以免除进入宗教法庭；第二项不会采用英国战争所宣扬的方法，对此希特勒大为颂扬，缘由是宣扬“必须根据它所要掌握的群众数目，人数越多越要浅显易懂”；第三项不许使用这样一个大前提，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提到密西西比时所使用的那样，‘宇宙之神有意让这片大流域隶属一个国家。”这对他和他的听众来说，是木言而喻的，但是对此存有疑虑的人，却不容易明白。
依照这样的界定，信赖理性要设想一个人和他的听众之间具有某种利益和观点的一致。确实，庞特太太想在她的鸭子身上做试验，她唤道：“来吃一刀吧，因为你们的肚子要填满，我的顾客们也要吃饱”；但是一般来说，诉诸理性对于我们想要吞并的人们，被看作是无效的。相信食荤的人们，不会试图去找出对一头绵羊看来是正确的论点，尼采也不会试图去说服他称之为“粗俗和笨拙的”乌合之众。马克思也不会试图去得到资本家的支持。正如这些事例所表明的，当权力毫无疑问地局限于寡头政治的时候，诉诸理性是比较容易的。在18世纪的美国，只有贵族和他的朋友们的意见是重要的，这些意见通常能够以理性的形式展现给其他贵族们。随着政治选民人数越来越多，成分也更复杂，诉诸理性就更为困难，因为为人所普遍承认从而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变得更少了。当这样的可能找不到的时候，人们迫木得已依靠自己的直觉；由于集团不同，直觉各异，依靠直觉势必导致冲突和强权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理性的反抗，在历史上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早期的佛教是有理性的；它以后的形式，以及在印度取而代之的印度教则不然。在古希腊，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是对荷马式的理性的反抗。从苏格拉底到马可·奥勒留，古代世界的一些杰出人物，大体上是理性的；在马可·奥勒留之后，甚至保守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是满腹的迷信。除了在伊斯兰教世界，主张理性在11世纪前一直受到了冷落；在那以后，通过经院哲学、文艺复兴以及科学，这些主张日益取得了优势。有一次反应出现于卢梭和威斯莱，但受制于19世纪科学和机器的胜利。在60年代，对理性的信仰达了顶峰：从那之后，它已逐渐减弱，而且现在还在减弱。从希腊文明之初以来，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一直共存在一起，当一方看来很可能完全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总是由于一个反应，导致了它的对立面的一次新的爆发。
现代对理性的反抗，从某一极其重要的角度看，不同于其先行者的大部分反抗。从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起，以往的目标通常是拯救——一种包含善良和幸福的概念，而且照例以艰难的自我克制的方式来实行。我们时代的反理性主义者，其目标不在于拯救，而在于权力。因而他们发展了一种与基督教和佛教相对立的伦理，而且，由于他们的支配欲，他们必然卷入政治。在作家中间，其家谱是弗希特·卡莱尔、马志尼、尼采——还有诸如特列希克、罗德雅德·吉卜林、豪斯斯·张伯伦。柏格森那样的支持者。作为这一运动的反对派，边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视为一个党派的两翼：两者都是世界主义的，都是民主主义的，都诉诸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手段，而不在目的，可是在希特勒那里（到目前为止）达到高潮的新运动，在目的方面与两者都不同，甚至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也有所差异。
包括几乎所有从反理性主义中产生的法西斯主义者，作为政治家所追求的目的，已由尼采说得得清楚了。在有意识反对基督教及功利主义者中，他拒斥边沁关于幸福和“绝大多数”的学说。“人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类只不过是实验的材料。”他提出的目的是超乎个人的伟大：“目的就是要达到那种无穷的伟大能量，以此作为未来人的模型，通过训练，并通过几百万粗俗和笨拙之辈的消失，它看到由此产生的不为所动的苦难，如此能量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这一目的的概念本身不能被认作是反理性的，因为目的的各种问题不适于理性辩论的检验。我们可以不喜欢——我本人就是——但我们不能反驳它，就像尼采也无法证明它那样。不过，它同反理性主义有着自然的联系，因为理解性需要公正，而伟人的迷信常以这句话作为其小前提：“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法西斯主义赖以滋长的思想学派的创立者们都有某种共同的特性。他们在意志里寻求好处，而不是在情感或认知中，他们珍视权力甚于幸福；他们宁要权力，不要辩解；宁要战争，不要和平；宁要寡头政治，不要民主主义；宁要宣传鼓动，不要科学的公正无私。他们鼓吹严肃的斯巴达形式，反对基督教的形式；这就是说，他们把严肃精神看作获得奴役他人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自我修炼，以助于培养美德，以求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幸福。后来的人们浸透了流行的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作为高等物种的根源：不过它是人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像自由竞争的倡导者们所提议的那样，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娱乐和知识被当作目的，在他们看来，都是消极的东西。他们用荣耀代替娱乐，他们所要求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自夸的大青就是知识。在费希特、卡莱尔和马克思那里，这些学说还用一件传统道德术语的外衣封裹起来；在尼采身上，它们第一次赤裸裸地、毫无羞耻地露面了。
费希特实际上是发起这个运动的始祖，然而他却没有享有这份应得的荣誉。他开始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家的，即使在那时已显示出某种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的整个哲学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发展而来的：“我就是我”，关于这点，他说道：“自我随心所欲，它存在，是由于这个唯一的随心所欲；它是行为的动因和结果，是活跃的也是能动性产生的东西；我存在表示着一种行动。自我存在，因为它随心所欲。’”
根据这一理论，自我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要存在。现在它显示为非自我也是存在的，因为自我要它存在；但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非自我，决不变成对于自我是真正外在的东西，因为自我可以自主地处置它。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费希特说，“宇宙即我”。海涅把康德与罗伯斯庇尔作了比较，说道：“同我们德国人一比，你们法国人还是温驯的。”
确实，费希特随后加以了解释：当他说“我”的时候，他意指“上帝”；但是读者还是对此半信半疑。
耶拿一战，费希特只好逃离柏林，他开始想到，他以前实在过于卖力，把那个非自我放在拿破仑的形象上。1807年他一回来，就发表了他著名的《对德国民族的讲话》，在讲话里，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纲领第一次出台了。他首先解释道，德国人优于所有其他的现代人，因为只有他有一种纯粹的语言。（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霍屯督人虽有纯粹的语言，但他们在费希特的历史书里却未被提及。）德国语言的纯粹性使得德国人具有深刻性；他得出结论，“具有特性和作为德国人无疑就是一回事。”但如果德国人的性格中还遗留着外来的不良影响，如果德国民族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话，那必需有一种新型教育，它将“把德国人形成一个法人团体”。他说的新型教育“必须基本上由此组成，那就是它彻底摧毁自由意志”。他又说，意志“是人的根底。”
除了绝对不可回避的之外，木需要有对外的商业。要有普遍的军事服役；每个人被迫去作战，不是为了物质的福利，不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保护宪法，而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吞噬一切的爱国主义火焰”的激励下，“它把民族合成一团，生生不息，为此，思想高尚的人愿意奉献自己，而卑微者本来只是为着他人而生存的，也必须效法，牺牲自己。”
这一纲领，把“高尚”者作为人类的目的，把“卑微”者当作无权要求自身利益的人，这是现代对民主主义攻击的本质。基督教教导说，每个人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依此看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权”只是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功利主义，即使它拒绝给个人以绝对的“权利”，却对一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等同视之；这样，它和自然权利的教义一样，也达到了民主主义。但费希特，有点像政治上的加尔文，挑出某些人作为选民，而把所有其他人拒之门外，当作无足轻重之辈。
当然，困难在于去知道谁是选民。在普遍接受费希特学说的世界里，每个人认为他是“高尚”的，他要加入一定的派别，这里的人大致和他接近，看来可以分享他的崇高。这些人也许是他的民族，如同在费希特的事例中；或者是他的阶层，如同一个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中；或者是他的家属，如同拿破仑的情况。“高尚”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除了在战争中获胜；因此战争是这一信条的必然后果。
卡莱尔的人生观主要是源自费希特，费希特对他的观念构成唯一的最强烈的影响。但是他添加了后来学派的某些有特性的东西：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对无产者的关心，其中对工业化和暴发户确实是不喜欢的。卡莱尔手段高超，甚至骗过了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论英国工人阶级的书里，恩格斯以溢美之辞提及了他。由此看来，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由于社会的表象许多人被欺骗，我们就木必诧异了。
事实上，卡莱尔还有他的一些受骗者。他的“英雄崇拜”听起来很高昂；他说，我们不需要被选举出来的议会，但需要“英雄国王及一个非英雄的整体世界”。要理解这句话，必须研究一下翻成事实的译文。在《过去和现在》中，卡莱尔把12世纪修道院院长萨姆森作为一个典型；但是不信任那一代著名人物的人，只需读一下《布莱克隆特的约斯林编年史》，就会发现这位修道院院长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氓，集专横暴虐的地主和阴谋狡诈的恶棍干一身。卡莱尔的其他英雄们至少同样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大屠杀促动他作了这样的评论：“但是在奥利弗（即克伦威尔——译者注）的时代，依我说，‘仍然有对于上帝审判的信仰；在奥利弗的时代，还没有废除死刑’，让雅克①的博爱主义言语，在这个世界上，香水里仍然满是罪恶……只是在晚近衰败的世代中……才能不分好坏，把善与恶合成一种到处管用的独特的糖浆……在我们土地上大有效果。”在他的其他大多数英雄中间，诸如弗雷德里克大帝、法朗西亚博士和爱尔总督，只需指出他们的共性就是嗜血成性这一点就足够了。
那些仍然认为卡莱尔在某种意义上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人，应该读读他在《过去与现在》中关于民主的篇章。其中大部分是对征服者威廉的颂扬，并带有为他的时代里农奴们所喜悦的农民生活的描写。然后便是对自由的定义：“你可以说，一个人的真正自由，包含他发现或被迫去发现正当的道路，并走下去”。他接着陈述道。民主“意味着发觉任何英雄统治你后的失望，并且甘愿忍受对他们的需要。”文章以雄辩的预示式的语言作了这样的论述而收尾：当民主政治要运作其全过程的时候，仍将保留的问题是“对由你真正的君王把持的政府所发现的问题”。在所有这些中，是否有为希特勒所不能认可的言语吗？
马志尼是一位比卡莱尔温和的人，在英雄崇拜上，他是不赞同卡莱尔的。他崇拜的对象，不是个别的伟大人物，而是国家；他把意大利放在最高的位置，除了爱尔兰外，他允许每个欧洲国家扮演一个角色。可是，像卡莱尔那样，他确信义务应当置于幸福之上，甚于置于群体幸福之上。他认为对每个人的良心会启示正当的东西，唯一需要的就是每个人遵从他自己心里所感觉到的道德法则。他从未认识到，不同的人在所承担的道德法则上会有本质的不同，或者说他真正要求的，就是要别人依照自己的启示行动。他把道德法则置于民主主义之上，说：“假如多数人的简单投票明显违背最高的道德准则，它就不能组成主权……假如人民的意志阐明并应用道德法则，它就是神圣的；假如它和法则分离，仅仅显示其任性，则即无用也无力。”这也是墨索里尼的看法。
此后只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加进这个学派的教义中去，名为对“种族”的假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费希特把德国人的优越性作为一个语言的问题，而不是生物学的遗传问题。）尼采和他的继承者不同，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反闪米特人者。他把这一学说只应用干不同的个人之间：他希望不适应者不得繁衍，而且盼望以养狗专家的方法培殖一个超人的种族，他们有一切的权力，而人类的其他人只为他们的利益而生存。但是，后来持类似看法的作者们一直在试图证明，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和他们自己的种族有关。爱尔兰的教授们著书证明荷马是爱尔兰人；法国的人类学家从考古学上得出证据，是凯尔特族而不是条顿族，成为北欧文明的源泉；豪斯顿·张伯伦最后主张但丁是德国人，而基督不是犹太人。在英印混血人中，一直很普遍看重种族，从他们那里，帝国主义的英国通过罗得雅德·吉卜林的中介，也深受其影响。但是反闪米特人的成份在英国一直木很突出，虽然在德国替主找到了一个虚假的历史根据，其主要责任归于英国人豪斯顿·张伯伦，自从中世纪以来，它在德国一直存留看。
关于种族，如果不涉及政治的话，那说它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可言就足够了。人们也许认为，在各种族之间存在着遗传的智力差异；但如实来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差异究竟是什么。在一个成年人身上，环境的影响掩盖了遗传的影响。此外，不同欧洲人之间的种族差异比白色、黄色和黑色人种之间的差异更不明确；这里没有显著的身体上的特性，以此可以把不同的现代欧洲各国的成员的确定地区分开来，因为他们都是产生于一个不同血统的混合体。提到智力的优越性，每一个文明民族都可提出一个言之成理的主张，这只能证明所有的主张都是无效的。犹太人可能比不上德国人，但德国人同样可能比不上犹太人。把假达尔文主义的怪论引到整个问题中来，是完全不科学的。无论我们对以后可以知道些什么，在当今我们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愿意鼓动一个种族去践踏另一个种族。
从费希特起，这一运动完全是一种煽动自高自大的权力欲的方式，它所依靠的是他们炫耀的信念，此外没有什么会得到他们的欢心。费希特需要一种教义，使他感到自己优于拿破仑；卡莱尔和尼采由于体弱，便在想像的世界里寻求补偿；罗得雅德·吉卜林时代的英帝国主义耻辱于失去了工业优势；而我们时代的希特勒主义者的疯狂是一张神秘的斗篷，在其中，德国人的自我躲离了凡尔赛寒冷的狂风，保持了自身的温暖。当一个人的自负心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他的思想决不会健全，而那些有意羞辱国家的人，如果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疯子的国家，可要心存感激了。
普遍接受前面论及的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教义的理由，我是这样得出来的。在大多数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预言家宣扬形形色色的教义，但是成为通俗的教义必须特别诉诸当时环境产生的情绪。现代非理性主义者有代表性的教义，就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强调意志，反对思想和感情；美化强力；相信命题的直觉“判断”，反对观察和归纳的检验。这种心态是那些有一种控制诸如飞机等现代机械习惯的人们的自然反应，他们的权力已不如从前，但是无法找到任何合理的根据，以恢复他们从前的优势。工业化和战争，在给予机械性权力的习惯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转移，因而使一大批人陷于独断专横、一意孤行的情绪里去。法西斯主义由此滋生。
把1930年的世界与1820年的世界相比，我们发现这部分人的权力增强了：大工业家、靠工资为生的人、妇女、异教徒和犹太人（我所说的“异教徒”，是指其宗教不同于他们国家正统宗教的人）。与此对应的是这方面的人失去了权势：君主。贵族、教士、下层的中等阶级，以及与女性作对的男性。大工业家虽比以前任何时候强大，但觉得自己很不安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威胁，特别是出于对莫斯科的恐惧。战争的受益者——陆军上将、海军上将、飞行员和军火工厂——处于同等境地：强大一时，却受到瘟疫般的布尔什维克与和平主义者的威胁。已被击败的几部分人——国王、贵族、小店王，因气质原因成为宗教宽容的反对派，以及叹惜男权主义时代一去不返的男人——看来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人们认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他们在现代世界无立足之地。自然他们心怀不满，集中在一起，人数也不少。尼采的哲学在。动理上正适应他们的精神需要，于是，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极其精明地利用这种哲学把这几部分被击败的人结合成一个团体，除了工业和战争外，这一团体对每件事都采取中世纪式的反动行为。关干工业和战争，在技术方面什么都要现代的，但并不是分享不到和平后的权力和成果，而使得社会主义对于当前的权贵成了危险之物。
这样，纳粹哲学中的非理性因素，从政治上说，是由于需要获得那几部分不再有“存在理由”的人们的支持，至于比较健全的成分，则归结于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们。前面的成分是“非理性的”，因为小店主要实现他们的希望简直是不可能的，而幻想的信念是他们失落中唯一的避难所；相反，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的希望，以法西斯主义的途径倒可能得以实现，以其他方式则根本达不到。他们的希望只能通过毁灭文明获得实现，这一事实，不是使他们成为非理性的，而只是穷凶极恶的。在运动中这类人形成了智力上最强而道德上最差的成分；其余的人被荣耀、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幻像槁得眼花缘乱，对他们切身的利益一无所知，在晕眩的情绪中，任他们自己为人所利用，其目的根本不是自己的。这就是纳粹主义的精神病理学。
我说过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是健全的，但他们的纯洁性仅仅是相对而言的。疯神相信，依靠纳粹运动，他既可以杀死社会主义，还可大大增加他的市场。可是，看来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对的，如同没有理由认为他的前辈们在1914年是正确的那样。他把德国人的自信和国家主义感情煽动到一个危险的程度，而不成功的战争成了最为可能的出路，这都是必要的。即使最初的巨大成功也不会带来最后的胜利；现在，正像20年前那样，德国政府忘记了美国。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总体看来是反对纳粹的，虽然它一直被指望支持反动势力——我指的是有组织的宗教。在纳粹那里达到顶峰的这个运动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费希特和卡莱尔的说教是加尔艾派式的，而马志尼，终身反对罗马，对于个人良心的毫无瑕疵有一种彻底的路德式的信念。尼采热诚地确信个人的价值，认为英雄不应屈服于权力；在这一点上他发展了新教的反抗精神。人们可能会期望新教教会欢迎纳粹运动，在一定程度他们的确如此。但是，在所有那些新教教义和天主教教义共有的要素中，它发现自身是被这一新哲学所反对的。尼采是极力地反基督教的，而豪斯顿·张伯伦则给出一种印象，说基督教是一种卑微者的迷信，它产生于勒旺地区混种的世界主义者们中间，否定谦卑，否定人爱他的邻居，否定温顺者的权利，这些都是和福音的教诲相背离的；而反闪米特主义，一旦成为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践的，就不容易和一个犹太根源的宗教和好一致。由于这些原因，纳粹主义和基督教就很难结为朋友，它们的对抗可以带来纳粹的覆灭，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里还有另一个理由，不论在德国或在别处，为什么现代对无理性的崇拜是同基督教的任何传统方式不相容的。从犹太教得到启发，基督教采用了真理的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忠诚的美德。这个概念和美德存留在“诚实的怀疑”里，正如所有基督教的美德保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思想家们中间那样。但逐渐地，怀疑主义和大力宣扬的影响使发现真理看来是毫无希望了，而对于坚持谎言却是有利的。理智上的正直就这样被破坏了。希特勒在解释纳粹纲领的时候，说道：
“民族国家将把科学看做一种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手段。不仅世界历史，而且文明的历史，必须从这一观点来教导。发明者应该显示出伟大，不仅仅是作为一位发明家，甚至更多的是一位国人。对于任何一个伟大事迹的敬佩必须和自豪感结合起来，因为有幸做出这样事迹的人是我们自由国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必须从德国历史上一大批伟大的人物里选出最伟大的，以给印象深刻的方式放在青年人的面前，从而让他们成为不可动摇的国家主义感情的支柱。”
作为真理的慨念，真理的探求已经在希特勒的意念中完全消失了，甚至不为了反对它而争辩一下。就我们所知，相对论竟然被当作是糟糕的，因为它是由犹太人发明的。宗教法庭拒斥了伽利略的学说，因为它被认作是不真实的；但希特勒却以政治为由接受或排斥学说，根本没有真理或谬误的概念。阐发这一观点的可怜的威廉·詹姆土，一看到它这样为人所利用，也会感到心慌，不过一旦客观真理的概念被抛弃了：很清楚，“我将相信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如我在1907年所写的，既不用科学的方法，也不用神学的方法，“只能诉诸武力和大军队的裁判”。凡是建立在与理性反抗的基础上的国家，因此一定会发现自身处于冲突之中，不但和学问相冲突，而且和各教派相冲突，只是任何真正的基督徒还存活下来。
导致对理性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能干和精力旺盛的人除了嗜好权力，别无出路，因此变成破坏性的力量。从前，小国给予很多人政治权力，小商人给更多人以经济实力。现在人口密集，生活在郊区，工作在大城市中。乘火车进入伦敦，所经之处，城效小屋连成一片，绵延不绝，居住在这里的家庭与工人阶级之间根本没有休戚相关感情；家庭里男人不参加当地的事务，因为他整体在外，屈从于雇主的各种条令；他的创造力的唯一表现方式只是周末在他的后园里种植而已。在政治上，他嫉忌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事情。然而，虽然他感到困窘，势利观念阻碍他采取社会主义和联合主义的方式。他所在的郊区也许和古代一座名城一样地人口稠密，但这里集体生活是很枯燥的，而且他没有时间参与，更不觉兴趣。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的精神表示不满，那法西斯运动将作为一种他的用场而出现。
政治中理性的衰退是两个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有一些阶级和一些类型的个人，这个世界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机会，但他们在社会主义中也找不到什么希望，因为他们不是依靠工资为生的人；另一方面，有一些能干和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利益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保持影响力的最好方法就是鼓动各式各样的歇斯底里。反对共产主义，惧怕外国的武装力量，憎恨外国的竞争，就是最重要的怪物。我并不是说有理性的不会有这些情绪；我是说无理性的人惯于对实际的问题不能加以明智的思考。世界上最需要的两种东西是社会主义与和平，但两者都违反我们这个时代中最有权力者的利益。采用一些方法，使人入圈套，让它们看起来好像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并不难，而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发动集体的歇斯底里。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危险越大，就有更多政府要败坏它们国民的精神生活；目前的经济困境越深，受害者越愿意上当受骗，抛弃理性的清醒，趋从那骗人的鬼话。
1848年以来一直在加重的国家主义的狂热，是非理性崇拜的一种形式。一种普遍真理的观念被抛弃了：有英国人的真理、法国人的真理、德国人的真理、门的内哥罗人的真理以及对摩纳哥公国的真理。同样，有雇佣劳动者的真理和资本家的真理。在这些不同的“真理”之；司，如果理性的说服陷于绝望，那么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战争和疯狂的唇舌战。在解决站污了这个世界的国家与阶级之间的深刻冲突之前，很难期望人类回复到心灵的理性习惯。困难在于，无理性流行了这么久远，我们一些困扰的解决只能得之于偶然；由于理性是非个人的，使得普遍的合作成为可能，而无理性既然是代表个人激情的，使得斗争不可避免c正因如此，具有理性，在诉诸一个普遍的和非个人的真理标准的意义上说，对于人类的福利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不仅是在其广为流传的时代，且更甚于此者，在那些比较不幸的时代，在那些时候，它为人所鄙视与拒斥，被认为是空洞的幻梦，在意见不合的地方，也无厮杀之力。六、社会主义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卡尔·马克思的信徒，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取来一种信念，认为社会主义引发的唯一可能的政治力量是被剥夺了的无产阶级对生产方式所有者的愤怒。作为不可避免的反应，那些非无产阶级者，极少例外地认定社会主义是某种应加以抵制的东西；当他们听到那些视已为敌的人大肆宣扬阶级战争时，他们很自然地在自己大权仍在握时发动战争。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反击，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击。只要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宣扬自己，必然激起非常强烈的反感，以致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日渐变得更加不可行了。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它可以导致富裕阶层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那么强烈，也不那么广泛。
就我而言，尽管我像最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确信社会主义，但我并不把社会主义当作无产阶级报复的福音，甚至不把它当作寻求经济公正的主要手段。我主要把它作为对机器生产的调整，这种生产为常识思考之所需，也是为增加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人类极少数人以外所有人的幸福。如果现在不诉诸暴力冲突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其提倡者的暴力信念。不过，我依然抱着几丝希望，一种更加理智的支持可以缓解冲突，并使一种较少灾难性的转变成为可能。
首先，我们来对社会主义作一界走。这一界定必须包括两个部分：经济和政治。经济部分包含国家对最高经济权力的掌握，这种掌握在最低限度上涉及土地与矿藏、金融、银行、信贷以及外贸。政治部分要求最高政治权力应是民主的。马克思本人，实际上1918年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会毫无疑问他同意这一界说。但是，自从布尔什维克解散了俄罗斯立宪会议以后，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信条，根据这一信条，社会主义政府通过革命获得成功以后，只有其最激进的支持者才能拥有政治权力。现在当然必须承认，内战结束后，被推翻的阶级不可能马上得到其公民权，但是只要这种状况存在，就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一个已经实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政府如不获得足够广泛的支持，从而使民主政府成为可能，它就没有完成任务。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会清楚地看到民主的必要性。一个东方的君主可以颁布法令，声明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自然资源均归他所有，然而，这么做不是在建立一种社会主义体制；刚果的列奥波尔二世的统治也不能接受为效仿典范。除非实行全面的控制，为了自身的富裕除外，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期望国家去经营经济企业，由此，剥削只是获得一种新形式而已。由此，民主必须被接受为社会主义体制界定的一部分。
关于定义中的经济部分，需要作一些深入的阐述，因为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有些人认为它同社会主义不批容，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创业者是否应被允许在向国家租来的土地上搭建自己的一间小木屋？当然应该，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可在纽约建造摩天大楼。同样地，人们可以借朋友一先令，但一个金融家则不可以把1000万英镑借给一家公司或一个外国政府。这只是个程度问题，且极易调节。因为大宗交易需要履行各种各样的法律手续，而小生意没有这么复杂。一旦这种种手续势在必行，国家就有机会行使其控制权。再举一例：在经济学意义上珠宝不是资本，因为它不是生产的手段，然而事实是，一个拥有钻石的人可以卖出钻石以买进股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仍然可以拥有钻石，但他不能再卖出钻石去买股票，因为那时再没有可以购买的股票了。法律上不必对私人财富加以禁止，应禁止的只是私人投资，这样，由于不再有人收取利息，除了尚留存少量合理的私人财产外，私人财产将逐渐消失。对于他人的经济控制不应掌握在个人手中，但不由经济权力授予的私人财产可以存在。
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期望的长处——假如无需一场摧毁性的革命战争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是多方面的，并且绝不局限在以工资为生的这一阶层之中。我无法确信在长期艰辛的阶级冲突中，社会主义政党的胜利能够带来这些好处的所有或任何部分，这种冲突只能惹发脾性，上升到残酷的军事形式，在死亡、放逐、监禁的苦役中浪费许多可贵的专家的才智，而最终给得胜的政府带来的是只是精神上的茅屋。我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优点都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即依赖说服达成其实现，即使必须使用武力，也应仅限于对付一小撮不满分子之内。我这样被说服过，如果社会主义的宣传方式带着少一些的憎恨与苦难，不是诉诸嫉忌而是诉诸对经济组织的明显需要，那么其说服任务就会容易得多，而对武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地减少。我反对诉诸武力，除了在通过说服后对已经合法建立起来的事物的保护中，因为：（）它可能发定可危；（2）斗争必须是灾难性地破坏的；（3）在顽强的斗争之后，胜利者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最初的对象，而代之以某种完全不同的、可能就是一种军事上的暴政。所以，我预先设定，成功的社会主义的条件，是对大多数人的和平说服，让他们接受其信条。
我将引证支持社会主义的九种论点，其中没有一种是新的，也不尽是同等重要。这种列举可以无限止地延伸下去，但我认为这九种论点足以显示的不仅仅是某一阶级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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