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文化上初浅的快乐足以解除实际生活中的一般苦恼，而沉思更为重要的功用则关乎生命的灾难、死亡、痛苦、残忍以及国家民族陷入不必要的悲惨状况。独断的宗教已不能再带来慰藉，为了使生活不趋于黑暗、枯燥，不致充满肤浅的自我肯定，必须寻求某种可以代替的东西。现今世界充斥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群体，其中没有一个能具备全人类的整体眼光，每个群体都于可文明毁灭，而不愿作丝毫的让步。对于这种偏狭，任何专门教育都不能提供解救的办法。因为它属于个人心理上的问题，解毒良方应求之于历史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一切无碍自尊心、相反能让个人以合适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那些学科。需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的片断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体人生目的概念之知识：艺术与历史，对英雄人物生活之了解，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极其偶然而短暂的地位的了解——所有这些都同人类特有的自做心情相联系，即经验与理解的能力。崇高的感情和透彻的思考力。从广阔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感情结合中最易产生出智慧来。

　　在所有时代，人生充满着苦痛，在我们今天较前两个世纪人生苦痛更甚。为了逃避痛楚，驱使人产走向卑琐，走向自欺，走向创造出大量超个体的神秘事情。然而，这些短暂的慰藉只不过是增加长期受苦的源泉。个人与公众的不幸只能靠意志与智力的交互作用来控制：在意志方面是拒绝回避不幸或接纳一项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在智力方面是认识它，如果能补救则寻求补救的办法；如果不能补救则根据对它的关系的看法，将它视为不可避免的而接受它，并且记住那些存在于它之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和星空的深远之处，使得它变得可以忍受。三、建筑与社会问题

　　建筑，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纯粹功利主义的，即提供温暖和保护；另一方面是政治性的，即以层层巨石表现出来的荣耀的方式，强加某种观念。前一个目的，作为穷人的居所，已很足够；但天神的庙宇和帝王的宫殿，其设计要激发地上趋附者们对天上权力的敬畏。在少数情况下，颂扬的不是个别的君王而是群体：雅典的卫城和罗马的主神庙显示出那些高高在上的城市的赫赫威耀，以教诲臣民和盟友。在公共建筑中，当然要考虑美学价值；后来，富豪和皇帝的宫殿也要求建造华丽，但农民的茅舍或城市无产者摇摇欲坠的住房，就不能将此作为目的。

　　在中世纪，尽管社会结构有较大的复杂性，建筑中的艺术动机同样受到限制。实际上，大人物的城堡更是如此，因为其设计目的出于军事抵御，如果展现美观，那纯属偶然。中世纪最好的建筑物，领先的不是封建制度，而是教会和商业。大教堂展示了上帝和主教们的荣耀。英国和落后国家间的羊毛贸易，直使英国国王和勃民第的伯爵俯首听命，这种交易虽在英国许多市场上不无勃勃生机，但更多的是在弗兰德壮观的布业馆和市政大厦体现着傲气。只有在意大利，这个现代富豪统治的发源地，商业建筑才达到了完美。威尼斯，这个大海的“新娘”，使十字军流连忘返，使联合起来的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五体投地，在行政长官和商业王子的宫殿中创造了庄严美的新模式。不像北方的乡村贵族，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城市权贵们不需要孤单和防御，他们毗邓而居，把这两座城市装扮得让走马观花的游人看每样东西都一目了然，光彩夺目，美仑美免。尤其在威尼斯，隐藏肮脏是很容易的：贫民窟都隐蔽在曲径幽巷之间，不可能被坐在耶据船上的人们见到。富豪统治阶级从未达到如此全面而完美的成功。

　　在中世纪，教会不但建造大教堂，还建造另一类与我们当今需要更为相关的建筑：修道院、神学院和大学。这些建筑都根据共产制的形式，为了一种和平的社会生活而设计。在这些建筑物中，个人的每样东西都是朴素和简单的，属于公共的则都是华丽和宽敞的。一个僧侣只要一间结实和简朴的密室就心满意足；厅堂、礼拜堂和餐室的异常华美却显示出团体的尊贵。在英国，庙宇和修道院保存至今，主要供游客观赏，但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依然是国民生活的一部分，保持着中世纪共有制之美。

　　随着文艺复兴传播到北方，法国和英国粗俗的贵族们便着手策划，以求获得意大利富人们的那种光辉。美第奇家族把一些女地嫁给国王、诗人。画家，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建筑家效仿佛罗伦萨的模式，贵族们以乡村住宅取代了城堡，显示出优雅和文明的贵族阶级新的安全感，而不必担心外来的袭击。但这种安全感被法国大革命破坏了，从此建筑的传统风格失去了活力。在旧权力苛延残喘的地方，它们也一息尚存，这在拿破仑对罗浮宫的增建部分中可以看出；但这些增建部分有一种庸俗的华丽气，显示着不安全感。他似乎竭力想忘掉他母亲用蹩脚的法语不断给他的教诲：“上天给予的就是珍贵的。”

　　在19世纪，分别由于机器生产和民主的个人主义，有两种典型的建筑式样：一方面是带烟囱的工厂，另一方面是一排排工人阶级家庭居住的小屋。工厂代表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组织，小屋代表社会的分散性，这是个人主义的人们的理想。在地租昂贵的地方，却建造巨大的建筑物，它们只是一种建筑的而不是社会的统一性；它们都是些办公室、公寓和旅店的街区，其中的居民不能形成像一所寺院里僧侣们那样的群体，而是尽可能地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在英国，在地价不太高的地方，一户一房的原则一直保持着。当人们乘坐火车行近伦敦成任何一个北方大城市的时候，经过的尽是布满这等住房的无尽头的街道，这儿每座房屋就是个人生活的中心。公共生活根据各地方的特点，由办公室、工厂或矿山设置。家庭以外的社交生活，如果建筑上能提供这种可能，全是经济性的，非经济性的社会交往只能求之于家庭里进行，或者干脆没有。倘若一代人的社会理想可由其建筑的审美质量上判断出来，那最近的100年代表了人类触及的最低点。

　　在工厂和一排排小屋之间，表明现代生活一种奇怪的不协调。当生产逐渐变得关系到大规模社会群体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外的每件事总的看法，却有越来越个人化的倾向。不但在艺术和文化上如此，这里崇拜自我表现导致对每一种传统和墨守成规的反抗，而且——也许是对过度拥挤的反作用——也反映在普通男子与许多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必须有社会生活，这就产生了行业的组织；但在家里，每个家庭只求独处，“保证自我”c 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则乐意她们坐守家中，等待一家之主的归来。妻子们能够承受这些感情，甚至愿意要单独的小房子，单独的小厨房，单独做辛苦的家务，当孩子离开学校后照顾好他们。工作是艰辛的，生活是单调的，妇女在自己的屋里简直像个囚犯。然而，无论这一切使得她的神经紧张，她宁愿过一种更为社会化的生活，因为分离孤单需奉献她的自尊。

　　选择这一建筑形式是和妇女的状况相关联的。尽管倡导男女平等和妇女的选举权，妻子的地位，在工薪阶层中，较之过去一直没有什么变更。妻子仍然依靠她丈夫的收入，虽努力工作，仍无工资可得。作为家庭主妇，她喜欢有个家来操持。想有施展个人创造精神的空间，这是人之常情，对她来说，除了在居家之中，别无出路。从丈夫这方面来说，则非常乐意看到他的妻子为他工作，在经济上依赖他。况且，他的妻子和他的屋子更能使他喜好财产的本性得以满足，其他不同形式的建筑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由于夫妇间的独占意识，丈夫与妻子即便任何时候都希望过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可是每人又都乐于看到对方最好没有接触异性的机会，以免出现“第三者”。为此，尽管他们的生活面狭窄，妇女不必要地勤劳终日，谁也不奢望有其社会生存不同的组织形式。

　　如果婚后妇女一无例外地走出家门，工作谋生，这是一条准则的话，所有这些会有所变化。在职业阶层中，已有不少独立工作去挣钱的已婚妇女，一些大城镇提供了方便，使她们得到想要的东西。这类妇女需要的是服务型的公寓或是一个公共厨房，以解饮食之忧，还需一个托儿所，在上班时间内照看孩子们。从传统的观点看，人们认为一个必需在外工作的已婚妇女是会很悔恨的，工作一天结束回来，如还有许多家庭主妇所要做的工作等着她做j她很可能严重过度工作。但是如果能有建筑上的合适形式，妇女们可从大部分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对她们自己、她们的丈夫和孩子都有好处。由此看来，职业工作代替妻子和母亲的传统义务，一定受益无穷。每一个旧式妻子的丈夫，用一个星期去试试接替他妻子的事务，对此一定会深信不疑。

　　妻子以工资为生的工作决不是现代型的，因为它是不计酬报的，但事实上其中许多部分是不必要的，其余的大部分可分配给不同的专业人员。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对建筑进行变革。问题在于确保具有和中世纪寺院同样共有化的有利条件，但不是独身生活；那就是说，必须有设施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

　　每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都是自给自足，无论是一座单独房屋的形式还是一幢公寓大楼中几个房间的形式，在目前这样的制度下，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不必要的不利之处吧。

　　最严重的弊端落在孩子们的身上。在学龄前，他们得到的阳光和空气少得可怜；他们的食物是由一个贫穷、无知、忙碌的母亲供应的，她无法给成人做一种饭菜，而给孩子们做另一种饭菜；当孩子们的母亲做饭与做家务时，他们常常妨碍她，结果使她厌烦之极，把孩子们挨打一顿，也许随后再拖拖哄哄他们；他们从没有自由、空间、环境，在其中他们的自然活动是无害的。这些状况，综合起来，很容易使他们生佝偻病、神经过敏、感情压抑。

　　作为母亲的弊端也是极为严重的。她不得不把保姆、厨师和女仆的事务集于一身，而其中任何一种她都未受过训练；做起这些事情她几乎不可避免地很笨拙；她总是精疲力尽，孩子们对她是一个烦忧而不是快乐的源泉；她的丈夫停下了工作，就无所事事，可她从来没有空闲；结果，几乎不可避免地，地变得容易发怒，心胸狭窄、满暖妒忌。

　　对男人来说，不利的情况较少，因为他较少在家。但当他在家的时候，他不大可能会欣赏妻子的牢骚和孩子们的恶行；很可能，当他应该责难建筑的时候而责怪起他的妻子来，晦气的后果则随着他祖鲁的程度而异。

　　当然，我并不是说会普遍发生这类事情，但我要说，当不发生的时候，在母亲身上必需有异常份量的自我约束、智慧和体力。很显然，一种要求人类罕见品质的制度只能在罕见的情况中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制度的弊病，不能因在少数的事例中未曾出现而不予承认c

　　一下子要解决这些麻烦，唯一需要的就是把共有化的因素引入建筑中去。单独的小屋，每幢楼有自己厨房的公寓都应拆除。在原地再建造一座座高楼，这些建筑群围着一个四方的中央广场，南部一侧要低些，让阳光照进来。要有一个公共的厨房，一个宽敞的食堂，还有供娱乐、集会及放映电影的礼堂。中央广场应有一所托儿所，建筑方式应考虑不让孩子们容易受伤害或碰伤易碎的物件：不要有台阶，不要有明火，不要有触摸得到的生火炉子c盆子、杯子和碟子应以不碎的材料做成，一般来说，应最大限度地避免那些需要向孩子们说“不行”的东西。天气好，托儿所应在室外活动；天气坏，除非天气最糟的时候，应在一边透进空气的房间里。孩子们的餐饮应在托儿所里，既便宜，又比他们的母亲做的更有营养。从他们断奶后直到入学前，早饭一直吃到最后一餐后，应该都在托儿所里，在那里，他们有自己娱乐的机会，但要有最小量的管理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孩子们的收获会是巨大的。空气、阳光、空间和美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大多数靠工资谋生的人，早年时通常是在大人们的牢骚和禁斥声中生活的，现在孩子们自由了，从这样的气氛中逃脱出来，这对他们的性格很有益处。自由活动，对一个幼童来说，只允许在一个特殊构造的环境中安全地开展，这在托儿所里几乎不受限制，最终冒险精神和体力训练能自然地得到发展，就像小动物那样。经常禁止小孩的活动是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不知足和胆小怕事的很源，但只要他们生活在成人的环境中，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所以，托儿所既有益于他们的性格，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对妇女来说，同样有着巨大的有利条件。等到她们的孩子断奶，她们可以全日地把孩子托付给在照料幼孩上经过专业训练的妇女。她们不会有买菜、做菜以及洗刷的事务。像她们的丈夫那样：她们早上出外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她们有工作的时候，也有闲暇的时辰，不必忙个不停。她们可以在清早和晚间看到她们的孩子，一日不见，分外亲切，而不是整日地伤透脑筋。母亲和孩子们整天在一起，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再和他们玩耍；一般来说，父亲和孩子们玩耍的时间要比母亲多得多。假如孩子一刻不停地纠缠着大人，即使是最疼爱孩子的大人，也会感到厌倦。但是母亲和孩子一天分开，晚上相聚，比整天厮守在一起要亲热得多。孩子们身体上是疲劳的，但精神上是平静的，在托儿所受到妇女们同等的照顾后，他们将更喜爱母亲的爱抚。家庭生活中留存着美好的东西，烦恼和有伤感情的事却没有了。

　　男人和妇女同样可逃脱在狭小难堪的房屋的限制，进入宽大的、建筑上可能和大学礼堂一样华美的公共房间。美丽和空间不再是富人们的特权。由于关闭在斗室中而产生的家庭纠葛常常使家庭生活难以维持，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了c

　　所有这些都是建筑变革的结果。

　　一百多年前，罗伯特·欧文的“合作四合房”遭到很多人的讥笑，而它是让雇佣劳动者获得团体生活之有利条件的尝试。虽然在那种极度贫困的时代，这一设想似乎太早，但其中许多部分现在看来，倒是可行和合乎需要的。在新拉纳克，他自己可以根据非常开明的原则建立一个托儿所。然而那里的特殊环境使他被误导了，把他的“四合房”看作生产单位，而不是仅仅居住的场所。工业化的潮流从一开始就太看重生产，而忽视消费和日常生活；这是强调利润的后果，它只和生产挂钩。其结果就是。工厂日益科学化、分工走向最大限度的极点，而家庭依旧是非科学化的，把最零散的劳动堆积到超负荷的母亲头上。这是谋利动机至高无上的自然结果；而最杂乱。最无组织、根本不能让人满意的人类活动部门就是那些从中得不到经济利润的部门。

　　可是，必须承认，对于我一直在提议的这种建筑变革，最有力的阻碍来自雇佣劳动者自身的心理。尽管吵闹喧嚷，人们总是喜欢其“家”安全独立，在这里，他们的自尊心和占有欲才能满足。独身的共有化的生活，像在寺院里面，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婚姻和家庭才导致孤立的本性。我不认为独家烹饪，除非在个别场合使用煤气灶外，在满足这种本性方面是确实必要的；我相信一间备有自己家具的个人房间，对于习惯于此的人们已经足矣。但要改变积司总是困难的。然而，妇女对于独立的愿望可能逐渐引导她们走出家门去谋生。这样，反过来可能使我们去考虑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她们看来是合乎需求的。目前，男女平等主义在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妇女中间，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如不是法西斯的劣行，它是可能得以增强的。也许到时候这种动机可以导致妇女偏好共有化的烹饪和托儿所。期待变革的愿望不是来自男子。靠工资生存的男子，即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很少能看到他们妻子地位改变的必要性。

　　当失业仍是一种严重的祸害，当不了解经济原则仍普遍存留的时候，已婚妇女的就业当然会遭到反对，好像就是她们抢走了那些失业者的饭碗。由此，已婚妇女的问题和失业问题联系起来，如没有非常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或许是很难解决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一直加以倡导的“合作四合房”的建造必将到来，大规模地、而且作为巨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单纯的利润动机决不能使其实现。从而，只要对于利润的欲望支配着经济活动，孩子们的健康和品质以及主妇们的神经仍需深受其苦，这种动机使得有些事情可以做到，有些则不能；在无法做到的事情中间，就有工薪阶层的妻子和子女的福利，再有——看上去似乎是更像乌托邦式的——美化郊区。但尽管我们认为郊区的丑陋是理所当然，犹如3月的风和11月的雾那样，事实上，它并不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由市政的而不是私人的企业建设，有预先设计的街道，在大学院落那样的房屋，它们再不能赏心悦目就没有理由。丑陋，与烦恼和贫困一样，是我们变成私人利润动机的奴隶所付出的一部份代价。四、现代迈迪斯

　　从小就阅读霍桑《丹格伍德童话》的人，对于迈达斯王和“点金术”的故事都是熟悉的。这位国王，由于爱金成性，天神就赐给他一种物质，凡他手触之物，立刻变为黄金。起先，他是快乐无比，但当他发现他想要吃的东西，还未吞进嘴里，就变成坚硬的金块，他就开始为之犯愁了；而当他吻他女儿的一刻，女儿顿时僵然不动，他也目瞪口呆，于是他哀求天神收回这一赐予。从此，他认识到黄金并非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个简单的故事。但人们发现，要吸取其中教训，实是难乎其难。当西班牙人在16世纪攫取秘鲁黄金的时候，他们认为有必要把黄金保留在自己手里，就设置种种障碍，阻止这种贵金属的出口。结果是，只在西班牙整个国土内提高黄金价格，而在实物方面并未使西班牙比以前变得更加富裕。一个人的自尊也许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他觉得较以前有双倍的的钱，但假如一块钱只能购买以前所能买到的一半的实物，那么这种利益完全是抽象的，并无法让他拥有更多的食物、饮食或者更好的房屋或者任何其他实质性好处。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实力比不上西班牙人，只能满足于今日的美国东部，这是一个为人轻视的地区，因为这里没有黄金。但作为一处财富之源，这一地区证明比新世界出产黄金的地方是不可限度地丰饶，在伊丽莎白时代，所有国家都曾趋之若鹜。

　　作为历史事实，这已是常识，可一旦应用到目前各种问题上，各国政府不免糊涂起来。常常把经济问题看颠倒了，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从这方面看，战争结束时发生的事情，其荒谬程度，真让人难以相信各国政府中的要员不是从疯人院里出来的。他们要惩罚德国，而历来习惯的方式就是索取赔偿。因此，他们便要索取赔偿，这也未尝不可。但他们要德国付出的数额比德国所有的黄金，或者说全世界所有的黄金都要大得多。为此，毫无疑问，德国人除了以实物偿付外，别无他法：他们只能拿出实物，否则什么也没有。

　　在这时候，政府突然想到他们有这样的惯例：以一国的出口超过进口来衡量国家的繁荣。一国出口多于进口，这是贸易顺差，否则就是逆差。但若向德国索要的赔偿黄金超过它的支付能力，他们断定是德国和协约国在贸易上会有顺差，而协约国则是逆差。他们发现这会刺激德国的出口贸易，无意间替它做了一件美事，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对于这个一般的主张，还有其他更为专门的理由。德国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协约国不能生产的，况且德国竞争的威胁到处为人所不满。英国人不要德国的煤，因为他们自己的煤矿工业很不景气。法国人不要德国的钢铁制品，因为他们有新近获得的洛林矿砂，可增加自己的钢铁产量，等等。所以，协约国在决心要德国赔偿以此来惩罚时，同样做出决定，不让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付赔。

　　对于这种难堪的局面，他们竟想出了一个错乱的解决办法。他们决定借给德国它所需付出的全部款项。结果协约国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能让你免除赔偿，因为那是对你邪恶的一种公正的处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让你赔付，因为这会毁坏我们的工业；为此我们愿意借给你钱，你以后要归还全部贷款。这样，维持了原则，却无损于我们自身。至于你们的损害，我们希望那是日后的事了。”

　　然而，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援兵之计。借款给德国的贷方需要他们的利息，而关于付息一事，与偿付赔款一样，同样遇到了两难。德国人木能以黄金付息，而协约国不希望他们以实物来偿付。因此又不得不借给他们付息的钱。显然，人们迟早会厌倦这种游戏的。当人们把钱借给一个国家，因一无所获而感到厌倦时，这个国家的信誉也就可想而知了。到此境地，对于应得的款项，人们开始索要实际的支付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破产接二连三，首先起于德国，然后是破产的德国人的层层债主。结果是大规模的萧条、苦难、饥饿、毁灭，以至一系列世人遭受的灾祸。

　　我并不是说德国的赔偿是我们诸多困境的唯一原因。协约国欠美国的债也有影响，所有的债务，私人的或是公共的，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借方和贷方被一个高高的关税壁垒分隔了。因而用实物来偿付是很难的。德国的赔偿，即使决不是困境的全部来源，却是一个思想混乱最明显的事例，这一混乱使得处理这样的困境束手无策。

　　思想的混乱给我们带来了不幸，而这一混乱恰恰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费者与一个在竞争体制下的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当索取赔偿的时候，协约国把自己看做消费者：他们把德国人当作临时的奴隶，替他们效劳，他们则无需劳动，可以消费德国人生产的东西。而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他们突然想起自己也是生产者，他们索取的德国实物的大量涌进会摧毁他们的工业。他们开始搔头皮，茫然失措，即便他们会聚一道（称之为国际会议），也无济于事。事实很简单：世上的统治阶级太无知和愚蠢了，他们无法想通这样的问题；而且太骄傲了，不肯向可以助其一臂之力的人们请教。

　　为简化我们的问题，我们设定协约国之一是由一个人组成的、住在一个荒岛上的鲁滨逊。德国人遵守凡尔赛和约，务必要无偿地给他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但如果他像列强们那样作为，他定会说：“不，不要把煤给我带来，因为它会毁坏我的拾柴工业；不要带来面包，因为它会破坏我的农业和我的虽是原始而巧妙的研磨设备；不要送来衣服，因为我有一个兽皮制衣的初创工业。如果给我送来黄金，我并不介意，因为这不会对我有损害；我会把它放在一个山洞里，它是一无用处的。但是我无论如何可不愿接受可以利用的任何形式的赔偿物。”假定我们想像中的鲁滨逊是这样说的，我们就会认为孤寂已经夺走了他的才智。但这确实是所有主要国家向德国说的话。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个人，发了神经病，大家就以为这显示了出工业方面的聪明才智。

　　鲁滨逊和一个整体的国家间唯一相关的不同之处，就是鲁滨逊明智地安排他的时间，而国家并不这样。如果一个人不费什么就得到他的衣服，他就不花时间去做衣服了。但各国认为它们应当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每种东西，除非有某种自然障碍，如气候。假如国家有理智的话，它们会遵照国际协定，安排国家该生产什么，而不试图生产多干自己所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人尝试去做他自己的衣服、鞋、食物、房屋等等；他很清楚，假如他这么做，只能满足于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准。但是各国还未明晓分工的原则。如果他们明白，本可以让德国偿付某些各类的实物，自己则不必去生产这些实物了。从工作队伍退出来的那些人，可以用公共资金教给他们另一种行当。不过这需要生产的组织化，这同商业中的正统观念正是相反的。

　　对于黄金的迷信真是坚固得令人难以理解，不仅在那些从迷信受益的人身上，而且也在让迷信带来不幸的人身上。1931年秋天，当法国人迫使英国人放弃金本位时，他们料想是在害英国人，而英国人大多数也待相同意见。一种羞耻之感、有如国耻，席卷英国。然而所有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一直主张放弃金本位，后来的经验证明他们是对的。实际管理银行的人是如此无知，使得不列颠政府被迫做出有利于英国的事情，而只有法国的不友好使英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在所有素称有益的职业中，最荒唐的是黄金开采了。黄金从南非的地下挖掘出来，非常谨慎地防止被盗和意外，运至伦敦、巴黎或纽约，到那里再放到地下，保存到银行的金库里。这与留在南非的地下并无两样。只要认为它们偶尔才使用，它们也许在银行的储备上有所效用，但一旦实施政策，决不让它们低于某个最小数额，那这难物品就等于不存在了。如果我说我要储蓄100镑，以作未雨绸缎，我会是个聪明人。但假如我说，无论我贫困到如何地步，我决不花费这100镑，那样它就不是我财产中的有效部分，这等于我可以把它扔掉。假使在任何情况下不动用它们，有关银行储备的状况确实就是如此。国家信誉的任何部分仍然依据实际的黄金，当然这仅仅是野蛮状态的一种残余。一国之内的私人交易，黄金使用已经消失。战争前，小额交易还使用黄金，但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很少一睹金币的风貌了。然而由于某种稀奇古怪的谎言，人们仍然认为，每个人财政上的稳定性依靠国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战争期间，潜水艇运送黄金变得异常危险时，这样的奇谈走得更远。在南非开采出来的黄金，人们认定有的运到美国，有的运到英国，有的运到法国，但实际上它们都留在南非。为什么不把这个奇谈说得更离奇些，说黄金已被开采，而仍安然地躺在地下呢？

　　从理论上说，黄金的好处在于为防止政府的不诚实提供一种保护。如果有办法迫使各国政府在危机中守住黄金不放，那就很好，但事实上每当适合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弃之不顾了。所有参与这场战争的欧洲国家都使它们的货币贬值，以此就抵消了他们一部分债款。德国和奥地利以通货膨胀的方法抵偿了他们的全部内债。法国把法郎降到以前价值的1／5，从而赖掉了以法郎计算的4／5的政府公债。英镑只值以前的3／4左右，俄国人坦白地声称他们将拒偿债款，不过大家认为这行为恶劣：体面的赖债需要一定的礼节。

　　事实就是，政府像其他人那样，如果有利可图，就偿付债款，否则就听之任之。一种纯粹合法的保证，例如金本位，在紧张的时候一无是处，在其他时候则毫无必要。就私人而言，只要他很想再贷款而且能够借得，就以为诚实是有益的，但当他信誉毁坏时，他可能认为最好是逃债了。一个政府对待自己的国民和对待其他国家，持着木同的态度。它自己的国民受其左右，所以对待他们无诚实可言，除了要求再向他们借款。战后的德国，当国内负债毫无希望的时候，它就是让货币贬值，这样消除全部的内债。但外债则是另一回事了。当俄国人拒付其它国家的债务时，不得不面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战争，并夹杂着一种凶猛而敌对的宣传。

多数国家并不是处于面临这类事情的境地，所以对于外债就谨慎行事。就是这一点，而非金本位，在贷款给各国政府的时候提供了安全。这种安全是糟糕的，但要直到成立一个国际政府才能做得更好。

　　经济交易依靠武装力量的程度往往是不能实现的。财富的占有权一部分是以商业技巧取得的，但这样的技巧只有在陆军或海军威力的框架里才有可能。正是使用武装力量，纽约被荷兰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过来，从荷兰人那里落进英国人手里，又被美国人从英国人手里夺回。当在美国发现石油时，它属于美国人民；但当石油在某一个不太强大的国家中发现的时候，它的主权或这或那会为列强们所获得。达到这一目的过程往往是隐蔽的，但在其幕后，却隐藏着战争的威胁，双方能够奉行谈判，正是这种潜在威胁的缘故。

　　石油现象同样可以应用到货币和债务里去。当货币贬值或拒付债款有利于政府时，它就这么做了。诚然，一些国家费力地宣扬偿付一国债务道德上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它们是债权国。它们让债务国听从于它们，是因为它们的实力，而木是因为它们道德上的说服力。故此，只有一种方法去获得稳定的货币，那就是要有一个实际的而非形式上的单独的国际政府，它具备独有有效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会关注一种稳定的货币，而且能够发行一种有稳定购买力的货币，和实物的均值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唯一的真正的稳定性，而黄金并不具备。在紧张的时候，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坚持以黄金为准。因而，从任何一方面看，认为黄金可成为一种稳定货币的主张都是虚妄的。

　　某些自认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反复告诉我说，生意人想的总是致富。观察之余，我却深信这些向我提出这种定论的人，远非是现实主义者，而是感情用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于生活其中的世界上明显的事实却熟视无睹。假如生意人真的更想自己致富而宁愿他人受窘，这个世界很快会变成天堂。金融和货币给出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从总体上说，商业社会有一个稳定的货币和信誉上的安全感，对它显然是普遍有利的，要获得这两种迫切需求的东西，显而易见，世界上必须只有一个中央银行，且只有一种货币。它应该是一种纸币，并将之管理得使其平均价值尽可能地保持稳定。这样一种货币不需要依据黄金储备，而是依靠国际政府的信誉。这个政府独一的中央银行就是其金融机构。所有这些，连孩子们都会明白。然而生意人却没有加以拥护。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就是说，他们要使外国人贫穷，更急于让自己富起来。

　　另一个原因是生产者的心理。金钱的用处仅仅在于可以购买实物，这是老生常谈，然而很少人从感情上及理智上确信这一常识。在几乎每次交易中，卖者比买者更为得意。如果你买一双鞋子，推销术的全部设置移过来在你身上启用，销售鞋子的人感到他好像赢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另一方面，你并不自言自语：“好了，总算处理了那些不净的纸条，它们既不能吃，又不能当衣服穿，却换来了一双美丽的新鞋。”同销售一比，我们把购买看做无关紧要。唯一的例外是在供应受到限制的情况。一个买进一幅古代名画家作品的人比出售的人更为欣喜；但当这位古代画家活着的时候，无疑他售画要比他的主顾买画更为高兴。我们所以宁愿售出而不愿购入，心理上的原因是我们宁要才能，而不要欢乐。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特性：铺张浪费，在短促的生命中尽情享乐。但这倒是一种特色：生机勃勃，成功在望，在竞争的时代这一代人赋予了崭新的风格。当大部分财产是来自继承的时候，生产者的心理比不上现在的位置。就是那一生产者的心理，使人对于售出比购入更为急切，导致各国政府卷入那种可笑的图谋，想创造这样一个每个国家都售出而无国家购入的世界。

　　经济关系与其他大多数关系不同，这一情况使得生产者的心理复杂化了。假如你生产和销售商品，有两种人对你特别重要，那就是你的竞争者和你的主顾。对你有害的是你的竞争者，而你的主顾对你有益。你的竞争者一目了然，且为数较少，而你的主顾分散四方，且大都是不相识的。所以，你倾向于意识到你的竞争者更甚于你的主顾们。在你自己的群体里情形也许并非如此，但在涉及国外团体的场合，事情几乎都是这样，因此在我们的眼里国外团体被认为有害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保护关税的信条，其源即出于此。外国被看作生产上的竞争者而不是潜在的主顾，因此人们宁愿失去外国的市场以回避外国的竞争。从前一个小镇上有个屠夫，被其他屠夫弄得怒火冲天，因为他们抢走了他的顾客。为了加害于他们，他促动镇上的人们相信素食主义，但令他吃惊的是，结果他自己也深受其害了。此人的愚蠢似乎难以置信，然而比起所有的强国来，他的愚蠢也不算什么。人们都看到对外贸易使其他国家富起来，于是他们就筑起关税壁垒未破坏外贸。所有人都吃惊地发现他们害了竞争者，同样也害了自己。没有一个人记得贸易是互动的，外国买东西给我们的国家，同样也直接或；司接地向我们购买东西。他们想不起这些事情，其原因就是对于外国的憎恨已使他们没有清醒的头脑去考虑与外贸相关的问题了。

　　在不列颠，自战争结束以来，贫富之间的冲突一直是党派分裂的基因，并使得工业家不懂得货币的各种问题。由于财政代表财富，富人们踉在银行家和金融家的后面成为了一种潮流，但事实上银行家的利益和工业家的利益是针锋相对的：资金紧缩对银行家适合，却损害了英国的工业。我毫不怀疑，假如以工资为生的人没有选举权的话，战后的英国政治一定会包含金融家和工业家之间激烈的争斗。而过去则是金融家和工业家联合起来，以对付雇佣劳动者，工业家支持了金融家，却把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最后由于金融家被法国人击败而得到了挽救。

　　在整个世界，不仅在不列颠，在最近几年内，财政的利益一直和全体公众的利益相背离。这种状态自身不可能改变。如果处理财政仅仅考虑金融家的利益，而不顾对其余人的后果，一个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繁荣的。假如确是如此，那么听任金融家不顾一切地去追逐私利，就是不明智的。办一个博物馆，也许可以照顾到馆长的利益，当有人向他提出一个合理价格的时候，让他有权出售馆中的物件。在某些活动中让私人受益的动机，从总体上看，可以促进普遍利益，可有些活动并非如此。不论过去是怎样的状况，当今金融肯定是属于后一类的。其结果就是日益需要政府对金融的干预。有必要把金融和工业组成一个整体来考虑，目标在于充分重视整体的受益，而不是单独照顾金融界的利益。当两者各自独立的时候，金融比工业更强有力，但工业的利益比金融的利益更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世界被金融过份的权力引入如此困境，其缘由即在此。

　　在少数人获得支配多数人权力的地方，某种迷信一直帮了他们的忙，这种迷信使大多数人俯首贴耳。古埃及的祭司发现预言回蚀的方法，一见到日蚀，就阻战心惊；从此他们就可以勒索礼品和权力，否则他们便得不到这些。帝王被认作“天平’，当克伦威尔割掉查理一世的头颅，人们认为他犯了亵渎之罪。在我们时代，金融家依靠的是对黄金迷信式的敬拜。当百姓一听到黄金储备、纸币发行、通货膨胀、紧缩通货、通货再膨胀和其他这样的行话的时候，就会惊颤得目瞪口呆。他觉得准能侃侃而谈这类事情，一定聪明绝顶，对人家告诉他的那些事情，他也木敢加以询问。他没有认识到在现代的交易中黄金实在只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可要解释它的功用的话，他就木知所措了。他模糊地感觉到如果他的国家有了大量的黄金，可能比较安全，因此当黄金储备增加时，他就心安理得，而当储备减少时，他就犯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