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长篇连载
悠闲颂 - 序言（1）
作者: (英）罗素 人气: 日期: 2004/10/23 3:29:46 本书由一些关于在政治冲突中容易为人忽视的社会问题的随笔组成。它着重干思想领域中过多的组织形式和行动中过度的艰难。它解释了我不能趋同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原由，以及我对这两者共同具有的不能苟同的地方。它坚持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包含直接而实际的功用，而且包含它促进心灵的深入思考习惯。因而，功用只能在现今大量被标为“无用的”知识中间发现。本书也讨论了建筑与各种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青少年的福利问题和妇女的地位问题。
从政治进一步延伸下去，本书讨论了西方文明的性质和人类毁于昆虫的可能性，最后讨论了灵魂的本质。贯穿这些随笔的总的主题，是世界正处在一种偏执的困境中，然而这种偏执即使错误也是一种不失可敬之处的信念。然而，我们这个如此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沉着的思考，需要随时对教条提出疑问，需要以。动灵的自由去公正地对待调然相异的观点。
至于本书的其它几篇随笔，有些是新写的，有些已在杂志上发表过，承蒙编辑的恩许，此处再次印出。“悠闲颂”和“现代迈达斯”刊于《哈普》杂志；“法西斯主义的家世”以一个不同的标题载于英国的《政治季刊》和美国的《大西洋月用；“教育与规纪”刊载于《新政治家与国家》。我也必须感谢彼得·斯宾在建议与讨论许多题材中，所给予的帮助。一、悠闲颂
像大多数同代人那样，我受过这句谚语的教诲：“恶魔总捉弄懒汉”。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我深信所受的一切教诲，并具有一种促使我勤恳工作至今的良心。这种良心虽然支配着我的行动，但我的观念与过去却有天壤之别。我想在当今世界上工作过于繁重，工作即美德这一信念导致了极大的危害，现代工业国家需要宣扬的东西与历来所宣扬的截然不同。大家都知道一个到那不勒斯旅行的人的故事，当他看到12个乞丐躺着晒太阳时（这是发生在墨索里尼时代之前），想施舍一个里拉给其中最懒的一个。当场11个名丐一跃而起求对，于是，他把里拉给了第12个。这位旅行者所作所为当然无可厚非。在那些享用不到地中海阳光的国家，悠闲非同小可，需要大加广泛宣传方能开此先河。我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读了以下篇章后，开展一场运动，劝导善良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倘若如此，我总算不会虚度此生。
在陈述我的懒惰主张之前，我必需排除一种无法接受的看法。当一个人已经可以维持生活所需，他仍筹划着从事某项日常的工作，如教员或打字员，人们就会告诉他（她）：这样做等于从他人口中夺走饮食，因而是不义之举。如果这一论点可以成立，那我们只消游手好闲就可能饱食终日了。这样说的人忘记了一个事实：一个人所赚来的通常供他花费，而其消费之行为又为别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只要一个人不断将其收入用于消费，那他为别人提供糊口之食的数量就与他从别人口里夺得的数量一般多。如此看来，真正的罪人是节俭者。就像众所周知的法国农民那样，假如他把节约下来的钱放进袜筒里，显而易见这钱并不提供就业的可能；如果他这钱用来投资，情况就不会如此简单，结果也将完全不同。
最通常的一种做法是把节约下来的钱贷给政府。鉴于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政府，公共开支的大部分是用于偿还旧日战争负债或用来备战这一事实，贷款给政府的人就与莎士比亚描写的雇佣凶手的歹徒同属一类。这种人节省而换来的结果，不过是把他贷给国家之款项用来增强这个国家的武力而已。如果他花掉这些钱，即使是用来酗酒或赌博，显然也要好得多。
但是，人们会这样告诉我，如把节余的钱投资于工商企业，情况就完全不同。如果这样的企业有所成就，生产出有用的东西，这一说法就无懈可击了。然而，今天没有人能否认多数企业是失败了。那就是说，大量人力原本可以用来生产供人享用的东西，却消耗于制造机器上，待造出机器后就闲置一边，毫无用处。因而，把节省的钱投资于走向破产的公司的人既害己又坑人。如果他把钱花在诸如宴请他的朋友这种事情上，他们（就如我们希望的）将欢欣快乐，而凡领受他的钱的人，如屠夫、面包师傅和贩卖私酒的也会如此效仿。但如果他把钱（让我们假定）用在某地铺设电车轨道，而这个地方并不需要，那他就把大量劳力浪费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快乐的场所。然而当他因投资失败而穷困潦倒时，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不该遭遇不幸的牺牲者，而对那种挥金如土、博施广济的人，他又会被被鄙视为迂腐与轻薄的人。
上述的一切只是引子。我想郑重表明的是：把工作视为美德的信条在现代世界酿成大量危害，通向幸福与繁荣之路在于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相对地改变地面上的或接近地面的物体的状况而成为他物；第二种是告诉别人去做。前一种工作人们不喜欢做，报酬更是微薄；后一种是人们所乐意且报酬优厚的工作。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不仅有发号施令的人，而且有一般指点着该发什么号令的人。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个有组织的团体同时提出两种对立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不是与所提意见相关的某种专门知识，而是能文善辩之才，即宣传鼓动的才干。
除美洲外，在欧洲各国另有第三种人，他们比上述两种人更受人敬佩。这种人由于拥有土地，能向别人收取租税，让他们获得生存和工作的特权。这些土地所有者是懒散的人，因而，人们也许以为我会颂赞他们。很可惜，他们的懒散只是由他人的勤劳带来的；他们向往安乐悠闲的欲望历史上确实是人们对劳动全部信仰的根源。他们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别人步其后尘。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业革命前，一般来说，一个人辛苦劳作所生产的东西，除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所需外，所剩无几，即使他的妻子也像他一样拼命工作，他的孩子稍大一些也成了附加的劳动力，也不会有多少剩余。在维持权简单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节余，并不为生产者所拥有，而被那些武士和僧侣们侵吞。遇到饥荒没有剩余之时，武士和僧侣却依然像平时那样索取，其后果只能是迫使许多劳动者饿死。这种制度在俄国持续到1917年为止，而在东方各国直至今日仍有存留；在英国，虽有工业革命兴起，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仍全盛不衰，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得势时为止。在美国，这一制度随着大革命而告终，而南方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一种制度延续长久，而且直到新近才得以结束，很自然地会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人类孜孜不倦工作的愿望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制度。然而适用干前工业化社会的并不适用于现代世界。现代技术则可以使闲暇在一定限度内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专有，而均等地分属于整个社会。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
很明显，在原始公社里，农民享有自由，他们不愿意把生产上的一点结余分给以此为生的武士和僧侣，因而或者少生产点或者多消费点。起初他们纯被强制去从事生产，并奉献出结余。但是逐渐地，发现了能够诱使大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使他们相信辛勤劳作乃是他们的义务，即使拿出生产所得的一部分去供养那些闲散之八，也应毫无怨言。依靠这一方法，所需的强制份量得以减弱，政府的费用也缩减了。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比一个工人多，99％的英国工人都会感到震惊。从历史上来说，义务这一概念是掌权者用以诱使人们为他们的主人的利益而生存，而不是为自身利益而生存的一种方式。当然掌权者也在自欺欺人，他们尽力使自己确信，他们的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有时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对文明事业作出了永久的贡献。如在不公正的经济体制下，这是办不到的。对于文明来说，闲暇是不可或缺的，过去少数人的闲暇只能靠大多数的劳动来给予。而多数人的劳动之所以是可贵的，并非因为劳动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闲暇是有益的。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把闲暇公平地分配给大家已成为可能，而无损于文明的发展。
现代技术使得每个人为维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劳力有可能大大缩减。在战争期间这是显而易见的。那时所有在军队服役的男人，所有从事军火生产、侦探活动、战争宣传工作或在政府中从事有关战争事务的男男女女，全都撤离生产岗位。尽管如此，协约国方面一般劳动者的总的物质福利水平却高于战前或战争开始后。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为财政状况所掩盖：债务似乎显示着未来可以供养现在。然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画饼不能充饥。战争确实说明了依靠科学的生产组织，只需现代全世界的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维持全人类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战争期间为使得人们从事战斗和制造军需品所产生的科学组织，战后如果能继续保持的话，那将每个工作日缩减为4小时，一切都还会是很好的。恰恰相反，战后，先前那种混乱的状态恢复了，那些受支配而工作的人又得劳累终日，其他人则因失业而忍饥挨饿。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不是以他的生产量来衡量，而是以表现其勤劳的品性来衡量。
这就是今天在完全不同于当初的情况下实施的奴隶制道德。难怪其结果已是悲惨至极。我们举个例子说明：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人数从事铁针生产。比如说每天工作8／j’时，他们所生产的铁针足以满足世界上的需要。有人发明了新技术，这样同样的人数可生产两倍的铁钉。但全世界并木需用这么多的铁钉：即使铁价一降再降，销路也不会更好。在一个明智的世界中，所有经营铁钉的人都会把8小时工作改为4／J’时，这样其他一切就可照常运行。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混乱，就仍坚持工作8小时，于是铁钉生产过剩，有的工厂主破产，一大半从事铁针生产的工人丢了工作。结果，空出的闲暇时间同上面所提的另一种情况正相同，但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闲着，另一半人却工作过度。这样看来，不可避免的闲暇必定造成四处的悲惨景象，而不是成为普遍幸福的源泉。试想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呢？
穷人也应有闲暇，这种观念一直为富人所害怕。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男人一般每天工作15／h时；儿童通常工作12／J’时，有时干15小时c如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会对他说：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儿童做坏事。当我还是孩子时，在工人取得选举权后不久，按照法律他们也有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这件事却引起上流社会极大的愤慨。我记得曾听到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日做什么？他们只应该工作。”今天的人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直言不讳，但这种看法仍很顽固，这也正是许多经济纠纷的根源。
我们现在抛开迷信，坦率地考虑一下工作的伦理。每个人的生活必需消费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产品。我们不妨假定劳动总体上是令人讨厌的，那么，某个人的消耗多于他的产出便是不公道的。当然，一个人可以提供服务，而不是从事商品生产，例如医务人员；但他也应做出一定的贡献以抵偿他吃住方面的消费。在此限度内，必须承认工作的义务性，但仅仅以此为限。
在现代所有社会中，除苏联外，很多人逃避起码的工作责任，那种靠继承遗产的和找有钱的配偶的人俯拾皆是，对此我不想多加评论。我并不以为这些逍遥自在的人与那些说工人们应过度劳动或挨饿的人一样有害。
假设具有某种真正适当的合理组织，普通工人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养家糊口，也不会有失业现象。这种想法使富人们十分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懂如何利用这么多的闲暇时间。在美国，有些人虽然早已富有，但仍然经常长时间地工作；很自然，这些人认定空闲是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对于给有工资收入的人以闲暇的想法他们是极为愤愤不平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的儿子有所空闲也会遭到谴责。颇为奇怪的是，他们期望其子努力工作以致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但对其妻。其女无所事事却毫不在意。对悠闲自得欣羡不已的势利眼光，在贵族社会男女两性都有，而在财阀统治的社会中只限于妇女；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更合乎常理。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暇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成果。一个人一辈子习惯于长时间劳作，一旦空下来，定会深感厌烦。但一个人如没有充分的闲暇，就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今日已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多数人应享有的这种权利；只有一种往往是替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义迫使我们疲于奔命，而现在已毫无必要了。
在支配俄国政府新的信条中，虽有许多与西方传统教义完全调异的东西，但还有些是一成未变的。统治阶层，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宣传的人，关于劳动高尚的说法同世界上统治阶级一贯提倡的所谓“老实贫民”的说法几乎一样。勤劳、节制。甘心为长远利益而长时间工作的意愿，甚至对权威的服从等，所有这一切都重新出现；而且，权威仍然代替着宇宙主宰的意志，只是如今更换了新名——辩证唯物主义。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同其他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具有某些共同之处。长期以来，男子承认女子的崇高的圣洁性，并宣扬圣洁性的权力更值得追求，以此来安慰女子的自卑感。女权主义者终于决定要二者兼得，因为她们中；司的先导者完全相信男人所说的美德之可贵，却无法相信政治权力是无用的这样的话。在俄国，对于体力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往富人及其奉承者发表“可敬的劳苦工作”的赞美之词，颂扬简朴的生活，宣扬一种教条：穷人比富人更易进入天堂。总之，他们尽力使体力劳动者确认改变物体在空间的位置的工作是特别高尚的，这就同男人竭力让女人相信他们之所以特别高尚在于她们性别上的奴役一样。在俄国，所有关于体力劳动之高尚的说教，使得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更受尊重。复兴这一信条的目的同过去不一样：从本质上说，他们所做的是鼓动工人们投入特殊的任务。体力劳动成为摆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而且是所有道德教育的基础。
就目前看来，这样做可能是有好处的。一个大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且是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进行开发。在这种情况下，艰苦的工作是必要的，且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然而，当达到不必长时间工作就能使每个人舒适地生活之时，那又将如何呢？
在西方，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并不企图去实现经济上的公正，因而生产总量的大部分流入那些根本不从事劳动的少数人手里。由于对产品生产缺乏集中统一的控制，生产出来的东西有许多是社会所不需要的。由于一部分工人被迫过度工作，这样很多劳力因没有工作而闲在一旁。当所有这些方法证明不适用时，只好诉诸战争：促使一些人去制造烈性炸药，另一些人去引爆，好像是刚发现烟火的孩子。我们千方百计地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以维持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注定要从事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俄国，由于经济匕已较为公平合理，产品生产有了集中统一管理，对这个问题应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一旦能够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基本的舒适程度，那么合理解决这个问题就归结为逐步地缩短工作时间，在各个阶段，允许人民运用表决权决定：是增加闲暇时间还是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既然把艰苦工作视为高尚的品德，这就很难看出怎样才能达到多通少劳的天堂。看来他们更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以此使当前的闲暇奉献于未来的生产。最近我读到一些俄国工程师提出的一条巧妙的计划，建议筑一道横跨喀拉海的堤坝，以使白令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变暖。这确实是令人钦佩的计划，但可惜的是，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中，当劳动显示出它的美德时，无产阶级的幸福将推迟一代人。这类事情如果真的实行，那是把艰苦工作的美德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不再需要这样工作的境地的一种手段。
人类的生存虽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体力劳动，但它显然不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倘若如此，我们就该把每个筑路工人看作高于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误入歧途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必须使人感到知足，这一点致使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宣扬劳动的高尚，而使他们自身却一直使之保持卑贱的境况；二是对机器生产新的兴趣使得我们为自身在地球上作出了惊人灵巧的变化而欣慰。然而这两个动机都不能使从事实际劳动的工人感兴趣。如果你询问他认为什么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看来他不会说：“我喜爱体力劳动，因为它使我体会到我在实践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因为我乐于想像人类对其所居住的行星能改造到什么程度。诚然我的身体需要休息，我必须尽量满足这个需要，但每当天色破晓，我能重新投入乐在其中的艰苦工作。”我以前从未听到工人们这样说过，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工作视为谋生的一种必要手段，而他们所能享用的无论什么样的乐趣都只能从空闲的时光中得到。
也许有人会说，空闲时间少是工人们所乐意的，可是他们如果在一天24小时中只工作4小时，就不懂得如何安排其余时间了。在现代世界中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便是对我们文明的谴责；其实即使在过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以前人们有时间休息放松，而现在由于讲究效率，对此就有了一定的限制。现代人认为做任何事都另有目的，并非为事情本身而做。例如，那些严肃的人总是指责爱好看电影的人，说这会教唆青年人做坏事。但是与电影相关的所有工作又受到尊敬，因为这是一项工作，而且带来收益。这种认为赚钱是有价值的活动的观念使得世间万物是非颠倒。那些供给我们肉和面包的屠夫和面包师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是在赚钱；而你如享用他们供给的食物，除非纯粹为了给工作增添力气，否则你也是微不足道的。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赚钱是善行，而花钱是恶的。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如同一个人认定钥匙是好的，而锁孔是坏的那样的想法一样荒谬。劳动产品的价值必须完全依照产品消费后带来的益处去衡量。在我们社会里，个人为私利而工作；而他工作的社会目的在于他所生产的得以消费。生产的个人与社会目的上的区别，在这个营利是勤劳的动力的世界上，人们很难清醒地考虑问题。我们过多地考虑生产，而对消费考虑太少。其结果之一就是对享受和起码的幸福漠不关心，而且对生产不是以它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乐趣为准则而进行评判。
我提出把每个工作日缩减为4小时，并不意味着主张所有余暇时间都必须花在纯粹的无聊事情上。我的意思是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和基本的舒适生活，其余时间可以自行安排。教育应比现在长足发展，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教给人如何善于利用空暇时间，这样说来，4小时工作制是这样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主要不是指那类被认作“高级趣味”的事。乡村舞蹈，除了偏远地区外，已经绝迹，但促使这种娱乐方式得以发展的必仍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中。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基本已变成消极的，如看电影、看足球赛、听广播等等。这是由于人们的活动精力已全被一天的繁重工作所耗尽；如果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仍会重新享受积极参与娱乐活动所带来的快乐。
在过去，有闲阶级的人很少，大量的人是劳动阶级。有闲阶级享有的种种权利，是没有社会正义上的根据的；因而必然出现压迫、冷漠以及制造各种谬论，以维护其特权。这些事实大大地减弱了有闲阶级的优势，然而尽管有这类缺陷，它却为我们所说的绝大部分文明有所贡献。例如艺术的培养，科学的发现，写书，阐发哲学和提出文雅的社会礼仪等，甚至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也常常发动于上述文明的事业。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能摆脱野蛮阶段。
但是，世袭有闲阶级不承担义务，特别是浪费时光。这个阶级的成员没有一人经受过艰辛，而就其一个阶级整体来说才智也不高。这个阶级本可以产生像达尔文那样的人，但结果出现同达尔父相反的成千六万乡绅，他们除了猎狐和惩罚偷狩者外，不去想任何更有意义的事。现在的大学以较为系统的方式提供了以前有闲阶级偶然地且作为副产品所提供的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仍有某些缺点。大学生活与外界世界过干不同，使得那些生活在学院环境的人并不理会普通人的急难和问题；再说，他们发表意见的方式往往不适当，本应能影响民众的，结果却失去了力量。另一个缺点是，由于大学学习是条条框框的，这就是可能打击想从事独创性研究的人。因此，大学虽有它的好处，但对学院外的文明的利益却不能给予充分的维护；而在院墙之外的人们忙忙碌碌，无暇顾及非功利的事情。
在每天工作不超4小时的世界中，每一位具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能全心投入，每一个画家都能从容地去作画，力求画艺精湛，而不必挨饿受冻。青年作家要依赖经济上的独立方可创作不朽之作，他们往往不得不用刺激性的低劣作品去吸引人的注意，以求糊口；等到经济好转时，往往已丧失了才气和能力。在专业工作中，对经济或管理方面有兴趣的人，到那时将能发挥其观点而无学究气，这种学究气使得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经常脱离实际。医生也将有时间研究医药的进展，教师也不必煞费苦心地沿用固定的方法去讲授他们在年轻时所学的东西，因那些东西随着时间的变迁，可能已被证明是不成立的了。
总之，在这样的世界中，拥有的将是幸福和愉快的人生，而不再是忧郁低沉的状况。必要的适当工作就可愉快地欢度闲暇时光，而不致使人疲惫不堪。由于人们闲暇时不劳累，他们需要的将不只是那些消极平淡的娱乐，至少1％的人将利用其业务以外的时间从事一些有关公共事务的重要事情；由于人们的生活不依靠这些事情，池们的创造力将不受妨碍，而且将不再固守老一代学者的陈规。闲暇的长处不只是表现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中。普通入由干生活过得舒畅，将变得更富仁慈，更少有害人之心，更少对别人怀疑猜忌。好战的心理将消失，这部分是出自上述原因，部分还由于战争会给全体人员带来过度和繁重的工作。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是世界上最需要的；但善良的本性乃是悠闲和安逸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艰苦奋斗的人生。现代的生产方式让我们有可能得到悠闲和安逸，然而，我们舍此而不取，以致一部分人劳累过度，另一部分人忍饥挨饿。我们至今还像在没有机器的时代一样，耗尽了力气；在此事上，我们一直愚蠢至极，但决没有永远做傻瓜的理由。二．“无用的”知识
英国一位靠出卖朋友而声名大噪的人——弗兰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这无疑是一句成熟的经验总结。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希腊神话中的海妖究竟唱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清楚了，也不能帮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指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在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时，他陈腐地承继阿拉伯和中世纪早期的传统，把知识看作主要由占星学、炼金术和药物学组成，这些都是科学的分支。一位精通这些学科的学者就是获得魔术般力量的人。11世纪初，教皇西尔维斯特Th世除了读些书外，并没有别的理由，就被普遍地看作是一个与魔鬼结盟的魔术师。普罗斯帕罗，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几个世纪以来却代表着人们普遍接受的学者的概念，至今就其法力而言是人们所关注的。培根相信——正确地说，就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能够提供比从前巫师任何幻梦还更有力的魔术师的魔杖。
培根在世时，英国的文艺复兴达到高峰，它包含一种对功利主义的知识概念的反抗。希腊人之熟悉荷马，有如我们熟悉音乐厅的歌曲，由于他们欣赏荷马，而不觉得是在忙于追求学问。但16世纪的人若不首先具备相当的语言学知识，就不能着手研究荷马。他们敬佩希腊人，并且又不愿意置身在他们的欢乐之外；因此在读那些古典著作时，他们总在仿效希腊人。在文艺复兴时，学习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如同饮酒或性爱一佯。不仅对文学是这样，对那些较严肃的学科来说也是如此。人们都知道霍布斯首次接触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故事：一次他偶然翻开书，读到毕达哥拉斯定理，他大声叫道：“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回头继续读它的证明，直至读到公理时，他才信服了。没有人会怀疑，对霍布斯来说，这一时刻如同耽迷酒色，然而想到几何学在测量土地中的效用，这种情绪被纯化了。
确实，文艺复兴发现了古典语言与神学相关的实际用途。新感受到的古典拉丁文的最初成果之一，就是不再相信编造的教皇教条和康士坦丁的捐赠。在拉丁文圣经和希腊译文圣经之间出现的偏差，使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成为新教神学家准备争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希腊与罗马的共和主义被用来证明清教徒与斯图亚特王朝、耶稣会会员与那些不再忠顺于教皇的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合理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路德以前在意大利将近一个世纪自由发展的古典学术之复兴的结果，而不是其原由。文艺复兴的主要动机是精神上的欢愉，是复兴在艺术和思维中曾经出现过、但后来由于无知和迷信蒙住了我们的心灵而失落的那种丰富而自由的精神。
人们发现，希腊人专注的问题不纯粹是文学和艺术，像哲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科也受到关注。因此，这些学科是很受人尊重的，但其他学科更容易的产生问题。医学确实由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名声而高贵起来；但在中间阶段它似乎仅限存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且同巫术纠缠在一起。因而出现诸如巴拉塞尔士如此暧昧声名的人。化学的境况更糟，而且在18世纪之前很少受到重视。
这样就带来有关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知识，连同对几何学或许还有天文学的一知半解被看作是一个高尚绅士有文化教养的条件。希腊人轻视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只在他们衰败时，他们才发现以占星学伪饰的天文学的用途。16和17世纪主要是以希腊人的公正态度去研究数学，那些由于同巫术联结在一起而贬低了自身价值的科学相对说受到忽略。贯穿整个18世纪的是更广博和更实用的知识观念的逐渐变迁。就在这个世纪末，这一观念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机器增长的影响而加速形成。法国大革命给绅士式的文化以沉重打击，而机器增长为非绅士式的技艺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和令人惊讶的广阔空间。过去的150年中，人们对“无用的”知识的价值产生愈来愈强烈地质疑，而且他们逐步相信，唯一有价值的知识是可应用于部分社会经济生活的知识。
在法国和英国这样具有传统教育制度的国度，关干知识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只是在某些方面盛行。例如它们的大学虽然有中文教授，会读中文古典作品，而对开创现代中国的孙逸仙的著作并不熟悉。也有些人知道古代史，因为记叙古代史的作者的文体是高雅的，这就是指止于亚历山大在希腊和尼禄在罗马的历史，但他们拒绝去了解后来更为重要的历史，因为记叙后来历史的作者文笔太拙劣了。即使在法国和英国，这种古老的传统也濒临消逝，而在俄国和美国这种新兴的国家，这一现象是完全过时了。例如在美国，教育委员会指出有1500个单词是大多数人用于商业交往的，因此他们提议在学校课程中所有其他单词要避免使用。美国人发明的基础英语走得更远，把必备的字数减化为800个单词。把语言看作具有某种美学价值的概念正在消失，而且人们逐渐会把单词的唯一目的视为传递实用信息。在俄国，追求实用的目的比美国更为明确：教育部门所传授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或政府的某种明确的目的。逃避这种目标的唯一方式是由神学提供的：宗教圣经必须由某些人从德文原本进行研读，又有少数教授必须研究哲学，以便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抑制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家的批评。但由于已比较稳固地建立了正统模式，即使这点微窄的逃路也将被封闭。
无论何处，知识渐渐被看作是自身无益的东西，也不是开拓整体人生的博大仁慈襟怀之工具，而被看作只是工艺技巧的一要素而已。这是科学技术和军事需要而带来的较大的社会一体化的一部分。当今比以往存在着更为紧密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因此迫使个人生活要迎合其同胞所认可有用的方式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比以往更大。教育制度，除了那些专为富人设置的，或者像在美国自古以来保存下来的惯例外，不允许
自作主张去支配经费，而必须服务于传授技艺和灌输忠诚等有用目的，以使国家满意。这正是导向建立义务兵役制、童子军、政治党派组织和靠新闻媒体散布政治情绪此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比过去更了解我们的同胞，如果是有美德的人，我们更想为他们行善，而且无论如何也使他们为我们行善。我们不想有谁过着懒惰逸乐的生活，无论他过的这种生活
多么高贵文雅。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些有益于伟大事业的事情（无论这种事业可能是怎样的）；有许多坏人愈来愈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应该加以制止。因此我们没有闲心去获取任何知识，除非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于我们有益而值得为之奋斗的知识。对于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有许多话可说。在开始谋生之前，人们没有时间去事事都学，无疑“有用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它建立了当代世界。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机器、摩托车、铁路、飞机；进一步说，我们就不会有现代的广告和宣传事业。现代知识已带来人们普遍健康状况的大大改善，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如何使用毒气去毁灭大城市的方法。周以往比起来，我们今日世界最明显的特点在于“有用的”知识。迄今没有一个社会充分拥有这类知识，但不可置疑，教育必会不断增进它。
同样必须承认许多传统文化教育是愚蠢的。儿童花很多年的功夫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法，而终究既不能也不想（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去读希腊文或拉丁文著作。从各方面考察，现代语言和历史比拉丁文和希腊文更可取。它们不仅更有用，而且能在更少的时间内给予更多的文化知识。对于一个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由于事实上每一点都值得阅读，如不用他自己的语言，就要用希腊文或拉丁文，这些语文都是文化入门必不可少的关键。但此后，各种现代语文的伟大文学作品出现了，文明的进展如此迅速，使得古代知识在解释当今问题上，比起现代国家和关于这些国家的最近历史的知识更少用。知识复兴时值得赞扬的古典教师的观点，逐渐变得过分狭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5世纪来世界的变更。因而可以说，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连科学在正确的指导下也对丈化有所贡献。从而，教育除了直接的实用目的外，还应有其他目的，不必为传统课程辩护。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作充分的考虑时，会发现这两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
然而，除了文化和直接效用能被联结起来的情况外，还有对技术效用并无种益的各种不同的间接效用。我认为现代世界的某些最坏状况，能够通过这种知识的巨大鼓舞和减少无情地追求纯粹职业能力而得以改善。
当自觉的行动完全集中于某一确定的目的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伴随某种精神上的混乱而失却平衡。战争期间，控制德国政策的人犯错误，例如，由于发动潜水艇战使美国站到同盟国一边，任何人稍微了解就可看出其中之不明智，但他们由于精神上专注于一点，又缺乏冷静的考虑，以致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样的事也会在那些把长期紧张状态加诸于自发冲动而费力工作的人群中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俄国共产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分子都曾出现过或现在仍存有这种紧张狂热，这就是由于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为完成某种任务而过度紧张，当狂热分子设想着任务重要得可实施时，其结果可能辉煌一时；但在多数的情况下，狭隘的眼界会使某种有力的抵制力量混灭，或者使得所有这样的力量遭到惩罚与非难，如同是魔鬼的行为。成年人像儿童一样需要娱乐，这就是说，在现时的享乐之外还需要毫无目的的活动时间。但如果娱乐要合乎自的，就必须在工作之余去寻求快乐和兴趣。
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愈来愈趋向消极的和集体的，而且也趋于懒散地观看他人的技艺活动。无可怀疑，此种娱乐方式比没有要好，但是总不如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的与工作无关的广泛的智力兴趣。由于机器生产改善了人们的经济状况，人们的闲暇增多了。除了那些有充分的智力活动和兴趣的人外，闲暇往往使人厌倦。由此，闲人要想过得愉快，必须受教育，必须提高自己的心灵涵养和接受具有直接实用性的技术知识的教育。
在探求知识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思想和欲望的特性，并使它们至少有一部分同广阔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仅仅同个人直接的重要事情关联。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会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忽视了人的理想训练与技术训练的同等必要性。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着许多野蛮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如小学生中欺辱新生，或戏弄那些穿着特别的人。很多妇女（还有不少男人）背后说长道短，令人烦恼。西班牙人喜欢斗牛，美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酷的冲动以更严重的形式展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残杀和俄国对富农的迫害。所有的帝国主义为残酷的冲动提供了机会，而在战争中则变成神圣的国民天职之最高典型。
现在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的，但我认为他们比起那些心灵未经开化的人，较少如此。行凶斗殴的人在学校里学习很少能达到中等水准。当一件私设公堂的事情发生时，其魁首几乎都是些无知的人。这并不因为精神教养能激发积极的人道主义情感，尽管也可能如此；相反地这是由于它所带来的是除了虐待他人之外没有其余兴趣，除了支配他人外没有其他自尊之来源。最为人们普遍向往的两件事情就是权力和颂扬。一般说来，无知的人只能诉诸粗野的方式来获得这两者，包括体力上的征服。文化教养提供给人的是很少有害的权力形式和较多使自己受到称赞的有价值的方式。对于改变这个世界来说，伽利略所做的比任何君王要多，而他的力量远远胜过那些迫害他的人。因而，他也无需反过来成为一个迫害者。
也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能促动心灵沉思的习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遇事过分轻率，不仅行动之前没有经过周密考虑，而且对有的行动从智谋上加以考虑也难以进行。在这个问题已，人们以各种奇异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偏见。靡菲斯特对年轻的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引证这句话时，都以为它似乎是歌德的格言，当作他认为魔鬼会对一个大学生说此话似的。哈姆雷特被看作“思而不行”的严肃告诫者，然而没有人认为奥赛罗是“行而不思”的告诫者。柏格森之类的教授对一般人持着势利眼，极力贬低哲学，说什么生命至少就像一队骑兵冲锋，就我看来，我认为当行动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出于野蛮的浪漫冲动而失衡的自我肯定时，它是最好的。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度权力欲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镇定、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禁闭于自我的生命可能迟早会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透过宽广而较少的烦闷的亮窗，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坚韧。
心灵的沉思习惯具有遍及从最浅薄到最高深之处的优点。例如从挨跳蚤咬、火车误点或与贸易同行争吵等这些小苦恼开始。这样的烦事似乎很不值得做出英雄主义行为的反应，或者像对待人类暂时病害一样无可奈何，然而它们对人的影响却破坏了许多人的善良习性和生活乐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从一些奇特的知识中找到不少安慰，这类知识与这种现时的苦恼有着确实或空想的关系；即使没有这种安慰，也能从人们的思想中当下消除这种苦恼。当我们受到气得脸色发白的人攻击时，想想笛卡尔《论情感》中题为“为何那些气得脸发白的人比那些脸发红的人更为可怕”的一章，就会感到欣慰。当一个人对于寻求国际合作之困难感到不耐烦时，如果他正好想起已故的路易九世在参与十字军圣战前，与《天方夜谭》中作为世界半数邪恶的黑暗源泉“山岳老人”结成同盟时，这种情绪就会消失。当资本家的贪婪成为压制时，人们可能从对布鲁特斯的追忆里得到突然的安慰。这位共和主义美德的典范，以利率40％贷款给一个城邦，而当它无法付出利息时，他竟雇佣一支私人军队将该城包围。
奇妙的学习不仅能减少不愉快的事，而且，能使事情变得更愉快。我喜爱挑杏，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早在汉朝时就首先在中国培育起来了，后经卡尼斯边王扣押的中国人质传入印度，不知何故又传入波斯，公元一世纪时到达罗马帝国；“杏”这个字与“早熟”一字同出于拉丁文，因为杏成熟较早，而字首A是由错误的语源学而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种水果品尝起来益为甘美。
约在100年前，一些好心的博爱之士创立社会团体，以“传播有用的知识”为目的，这样一来人们不再欣赏“无用的”知识之美味了。有一天我偶然翻开柏领的《忧郁症的解剖学》，当时我正受到那种情绪的威胁；我了解到有一种“忧郁的质料”，但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四种体液产生的，“盖伦认为它可能仅由三种体液（除去粘液之外）产生的，瓦勒利奥斯和米兰德坚决持此意见，佛席斯和蒙塔尔特斯也这样认为。他们说：‘名的如何变成黑的呢？”尽管有这种无法回答的主张，但有如柏领告诉我们的，撒克逊的海克力斯·卡丹·圭安奴鲁斯和劳伦秀斯却持相反的意见。受到这种历史性回顾的安慰，无论是由四种或三种体液引起的，我的忧郁被驱散了。对于过度热情的治疗，我想指出比上述古代争论过程更为有效的一些方法。
从政治进一步延伸下去，本书讨论了西方文明的性质和人类毁于昆虫的可能性，最后讨论了灵魂的本质。贯穿这些随笔的总的主题，是世界正处在一种偏执的困境中，然而这种偏执即使错误也是一种不失可敬之处的信念。然而，我们这个如此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沉着的思考，需要随时对教条提出疑问，需要以。动灵的自由去公正地对待调然相异的观点。
至于本书的其它几篇随笔，有些是新写的，有些已在杂志上发表过，承蒙编辑的恩许，此处再次印出。“悠闲颂”和“现代迈达斯”刊于《哈普》杂志；“法西斯主义的家世”以一个不同的标题载于英国的《政治季刊》和美国的《大西洋月用；“教育与规纪”刊载于《新政治家与国家》。我也必须感谢彼得·斯宾在建议与讨论许多题材中，所给予的帮助。一、悠闲颂
像大多数同代人那样，我受过这句谚语的教诲：“恶魔总捉弄懒汉”。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我深信所受的一切教诲，并具有一种促使我勤恳工作至今的良心。这种良心虽然支配着我的行动，但我的观念与过去却有天壤之别。我想在当今世界上工作过于繁重，工作即美德这一信念导致了极大的危害，现代工业国家需要宣扬的东西与历来所宣扬的截然不同。大家都知道一个到那不勒斯旅行的人的故事，当他看到12个乞丐躺着晒太阳时（这是发生在墨索里尼时代之前），想施舍一个里拉给其中最懒的一个。当场11个名丐一跃而起求对，于是，他把里拉给了第12个。这位旅行者所作所为当然无可厚非。在那些享用不到地中海阳光的国家，悠闲非同小可，需要大加广泛宣传方能开此先河。我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读了以下篇章后，开展一场运动，劝导善良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倘若如此，我总算不会虚度此生。
在陈述我的懒惰主张之前，我必需排除一种无法接受的看法。当一个人已经可以维持生活所需，他仍筹划着从事某项日常的工作，如教员或打字员，人们就会告诉他（她）：这样做等于从他人口中夺走饮食，因而是不义之举。如果这一论点可以成立，那我们只消游手好闲就可能饱食终日了。这样说的人忘记了一个事实：一个人所赚来的通常供他花费，而其消费之行为又为别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只要一个人不断将其收入用于消费，那他为别人提供糊口之食的数量就与他从别人口里夺得的数量一般多。如此看来，真正的罪人是节俭者。就像众所周知的法国农民那样，假如他把节约下来的钱放进袜筒里，显而易见这钱并不提供就业的可能；如果他这钱用来投资，情况就不会如此简单，结果也将完全不同。
最通常的一种做法是把节约下来的钱贷给政府。鉴于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政府，公共开支的大部分是用于偿还旧日战争负债或用来备战这一事实，贷款给政府的人就与莎士比亚描写的雇佣凶手的歹徒同属一类。这种人节省而换来的结果，不过是把他贷给国家之款项用来增强这个国家的武力而已。如果他花掉这些钱，即使是用来酗酒或赌博，显然也要好得多。
但是，人们会这样告诉我，如把节余的钱投资于工商企业，情况就完全不同。如果这样的企业有所成就，生产出有用的东西，这一说法就无懈可击了。然而，今天没有人能否认多数企业是失败了。那就是说，大量人力原本可以用来生产供人享用的东西，却消耗于制造机器上，待造出机器后就闲置一边，毫无用处。因而，把节省的钱投资于走向破产的公司的人既害己又坑人。如果他把钱花在诸如宴请他的朋友这种事情上，他们（就如我们希望的）将欢欣快乐，而凡领受他的钱的人，如屠夫、面包师傅和贩卖私酒的也会如此效仿。但如果他把钱（让我们假定）用在某地铺设电车轨道，而这个地方并不需要，那他就把大量劳力浪费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快乐的场所。然而当他因投资失败而穷困潦倒时，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不该遭遇不幸的牺牲者，而对那种挥金如土、博施广济的人，他又会被被鄙视为迂腐与轻薄的人。
上述的一切只是引子。我想郑重表明的是：把工作视为美德的信条在现代世界酿成大量危害，通向幸福与繁荣之路在于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相对地改变地面上的或接近地面的物体的状况而成为他物；第二种是告诉别人去做。前一种工作人们不喜欢做，报酬更是微薄；后一种是人们所乐意且报酬优厚的工作。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不仅有发号施令的人，而且有一般指点着该发什么号令的人。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个有组织的团体同时提出两种对立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不是与所提意见相关的某种专门知识，而是能文善辩之才，即宣传鼓动的才干。
除美洲外，在欧洲各国另有第三种人，他们比上述两种人更受人敬佩。这种人由于拥有土地，能向别人收取租税，让他们获得生存和工作的特权。这些土地所有者是懒散的人，因而，人们也许以为我会颂赞他们。很可惜，他们的懒散只是由他人的勤劳带来的；他们向往安乐悠闲的欲望历史上确实是人们对劳动全部信仰的根源。他们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别人步其后尘。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业革命前，一般来说，一个人辛苦劳作所生产的东西，除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所需外，所剩无几，即使他的妻子也像他一样拼命工作，他的孩子稍大一些也成了附加的劳动力，也不会有多少剩余。在维持权简单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节余，并不为生产者所拥有，而被那些武士和僧侣们侵吞。遇到饥荒没有剩余之时，武士和僧侣却依然像平时那样索取，其后果只能是迫使许多劳动者饿死。这种制度在俄国持续到1917年为止，而在东方各国直至今日仍有存留；在英国，虽有工业革命兴起，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仍全盛不衰，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得势时为止。在美国，这一制度随着大革命而告终，而南方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一种制度延续长久，而且直到新近才得以结束，很自然地会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人类孜孜不倦工作的愿望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制度。然而适用干前工业化社会的并不适用于现代世界。现代技术则可以使闲暇在一定限度内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专有，而均等地分属于整个社会。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
很明显，在原始公社里，农民享有自由，他们不愿意把生产上的一点结余分给以此为生的武士和僧侣，因而或者少生产点或者多消费点。起初他们纯被强制去从事生产，并奉献出结余。但是逐渐地，发现了能够诱使大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使他们相信辛勤劳作乃是他们的义务，即使拿出生产所得的一部分去供养那些闲散之八，也应毫无怨言。依靠这一方法，所需的强制份量得以减弱，政府的费用也缩减了。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比一个工人多，99％的英国工人都会感到震惊。从历史上来说，义务这一概念是掌权者用以诱使人们为他们的主人的利益而生存，而不是为自身利益而生存的一种方式。当然掌权者也在自欺欺人，他们尽力使自己确信，他们的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有时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对文明事业作出了永久的贡献。如在不公正的经济体制下，这是办不到的。对于文明来说，闲暇是不可或缺的，过去少数人的闲暇只能靠大多数的劳动来给予。而多数人的劳动之所以是可贵的，并非因为劳动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闲暇是有益的。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把闲暇公平地分配给大家已成为可能，而无损于文明的发展。
现代技术使得每个人为维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劳力有可能大大缩减。在战争期间这是显而易见的。那时所有在军队服役的男人，所有从事军火生产、侦探活动、战争宣传工作或在政府中从事有关战争事务的男男女女，全都撤离生产岗位。尽管如此，协约国方面一般劳动者的总的物质福利水平却高于战前或战争开始后。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为财政状况所掩盖：债务似乎显示着未来可以供养现在。然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画饼不能充饥。战争确实说明了依靠科学的生产组织，只需现代全世界的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维持全人类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战争期间为使得人们从事战斗和制造军需品所产生的科学组织，战后如果能继续保持的话，那将每个工作日缩减为4小时，一切都还会是很好的。恰恰相反，战后，先前那种混乱的状态恢复了，那些受支配而工作的人又得劳累终日，其他人则因失业而忍饥挨饿。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不是以他的生产量来衡量，而是以表现其勤劳的品性来衡量。
这就是今天在完全不同于当初的情况下实施的奴隶制道德。难怪其结果已是悲惨至极。我们举个例子说明：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人数从事铁针生产。比如说每天工作8／j’时，他们所生产的铁针足以满足世界上的需要。有人发明了新技术，这样同样的人数可生产两倍的铁钉。但全世界并木需用这么多的铁钉：即使铁价一降再降，销路也不会更好。在一个明智的世界中，所有经营铁钉的人都会把8小时工作改为4／J’时，这样其他一切就可照常运行。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混乱，就仍坚持工作8小时，于是铁钉生产过剩，有的工厂主破产，一大半从事铁针生产的工人丢了工作。结果，空出的闲暇时间同上面所提的另一种情况正相同，但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闲着，另一半人却工作过度。这样看来，不可避免的闲暇必定造成四处的悲惨景象，而不是成为普遍幸福的源泉。试想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呢？
穷人也应有闲暇，这种观念一直为富人所害怕。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男人一般每天工作15／h时；儿童通常工作12／J’时，有时干15小时c如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会对他说：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儿童做坏事。当我还是孩子时，在工人取得选举权后不久，按照法律他们也有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这件事却引起上流社会极大的愤慨。我记得曾听到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日做什么？他们只应该工作。”今天的人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直言不讳，但这种看法仍很顽固，这也正是许多经济纠纷的根源。
我们现在抛开迷信，坦率地考虑一下工作的伦理。每个人的生活必需消费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产品。我们不妨假定劳动总体上是令人讨厌的，那么，某个人的消耗多于他的产出便是不公道的。当然，一个人可以提供服务，而不是从事商品生产，例如医务人员；但他也应做出一定的贡献以抵偿他吃住方面的消费。在此限度内，必须承认工作的义务性，但仅仅以此为限。
在现代所有社会中，除苏联外，很多人逃避起码的工作责任，那种靠继承遗产的和找有钱的配偶的人俯拾皆是，对此我不想多加评论。我并不以为这些逍遥自在的人与那些说工人们应过度劳动或挨饿的人一样有害。
假设具有某种真正适当的合理组织，普通工人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养家糊口，也不会有失业现象。这种想法使富人们十分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懂如何利用这么多的闲暇时间。在美国，有些人虽然早已富有，但仍然经常长时间地工作；很自然，这些人认定空闲是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对于给有工资收入的人以闲暇的想法他们是极为愤愤不平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的儿子有所空闲也会遭到谴责。颇为奇怪的是，他们期望其子努力工作以致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但对其妻。其女无所事事却毫不在意。对悠闲自得欣羡不已的势利眼光，在贵族社会男女两性都有，而在财阀统治的社会中只限于妇女；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更合乎常理。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暇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成果。一个人一辈子习惯于长时间劳作，一旦空下来，定会深感厌烦。但一个人如没有充分的闲暇，就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今日已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多数人应享有的这种权利；只有一种往往是替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义迫使我们疲于奔命，而现在已毫无必要了。
在支配俄国政府新的信条中，虽有许多与西方传统教义完全调异的东西，但还有些是一成未变的。统治阶层，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宣传的人，关于劳动高尚的说法同世界上统治阶级一贯提倡的所谓“老实贫民”的说法几乎一样。勤劳、节制。甘心为长远利益而长时间工作的意愿，甚至对权威的服从等，所有这一切都重新出现；而且，权威仍然代替着宇宙主宰的意志，只是如今更换了新名——辩证唯物主义。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同其他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具有某些共同之处。长期以来，男子承认女子的崇高的圣洁性，并宣扬圣洁性的权力更值得追求，以此来安慰女子的自卑感。女权主义者终于决定要二者兼得，因为她们中；司的先导者完全相信男人所说的美德之可贵，却无法相信政治权力是无用的这样的话。在俄国，对于体力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往富人及其奉承者发表“可敬的劳苦工作”的赞美之词，颂扬简朴的生活，宣扬一种教条：穷人比富人更易进入天堂。总之，他们尽力使体力劳动者确认改变物体在空间的位置的工作是特别高尚的，这就同男人竭力让女人相信他们之所以特别高尚在于她们性别上的奴役一样。在俄国，所有关于体力劳动之高尚的说教，使得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更受尊重。复兴这一信条的目的同过去不一样：从本质上说，他们所做的是鼓动工人们投入特殊的任务。体力劳动成为摆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而且是所有道德教育的基础。
就目前看来，这样做可能是有好处的。一个大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且是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进行开发。在这种情况下，艰苦的工作是必要的，且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然而，当达到不必长时间工作就能使每个人舒适地生活之时，那又将如何呢？
在西方，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并不企图去实现经济上的公正，因而生产总量的大部分流入那些根本不从事劳动的少数人手里。由于对产品生产缺乏集中统一的控制，生产出来的东西有许多是社会所不需要的。由于一部分工人被迫过度工作，这样很多劳力因没有工作而闲在一旁。当所有这些方法证明不适用时，只好诉诸战争：促使一些人去制造烈性炸药，另一些人去引爆，好像是刚发现烟火的孩子。我们千方百计地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以维持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注定要从事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俄国，由于经济匕已较为公平合理，产品生产有了集中统一管理，对这个问题应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一旦能够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基本的舒适程度，那么合理解决这个问题就归结为逐步地缩短工作时间，在各个阶段，允许人民运用表决权决定：是增加闲暇时间还是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既然把艰苦工作视为高尚的品德，这就很难看出怎样才能达到多通少劳的天堂。看来他们更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以此使当前的闲暇奉献于未来的生产。最近我读到一些俄国工程师提出的一条巧妙的计划，建议筑一道横跨喀拉海的堤坝，以使白令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变暖。这确实是令人钦佩的计划，但可惜的是，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中，当劳动显示出它的美德时，无产阶级的幸福将推迟一代人。这类事情如果真的实行，那是把艰苦工作的美德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不再需要这样工作的境地的一种手段。
人类的生存虽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体力劳动，但它显然不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倘若如此，我们就该把每个筑路工人看作高于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误入歧途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必须使人感到知足，这一点致使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宣扬劳动的高尚，而使他们自身却一直使之保持卑贱的境况；二是对机器生产新的兴趣使得我们为自身在地球上作出了惊人灵巧的变化而欣慰。然而这两个动机都不能使从事实际劳动的工人感兴趣。如果你询问他认为什么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看来他不会说：“我喜爱体力劳动，因为它使我体会到我在实践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因为我乐于想像人类对其所居住的行星能改造到什么程度。诚然我的身体需要休息，我必须尽量满足这个需要，但每当天色破晓，我能重新投入乐在其中的艰苦工作。”我以前从未听到工人们这样说过，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工作视为谋生的一种必要手段，而他们所能享用的无论什么样的乐趣都只能从空闲的时光中得到。
也许有人会说，空闲时间少是工人们所乐意的，可是他们如果在一天24小时中只工作4小时，就不懂得如何安排其余时间了。在现代世界中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便是对我们文明的谴责；其实即使在过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以前人们有时间休息放松，而现在由于讲究效率，对此就有了一定的限制。现代人认为做任何事都另有目的，并非为事情本身而做。例如，那些严肃的人总是指责爱好看电影的人，说这会教唆青年人做坏事。但是与电影相关的所有工作又受到尊敬，因为这是一项工作，而且带来收益。这种认为赚钱是有价值的活动的观念使得世间万物是非颠倒。那些供给我们肉和面包的屠夫和面包师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是在赚钱；而你如享用他们供给的食物，除非纯粹为了给工作增添力气，否则你也是微不足道的。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赚钱是善行，而花钱是恶的。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如同一个人认定钥匙是好的，而锁孔是坏的那样的想法一样荒谬。劳动产品的价值必须完全依照产品消费后带来的益处去衡量。在我们社会里，个人为私利而工作；而他工作的社会目的在于他所生产的得以消费。生产的个人与社会目的上的区别，在这个营利是勤劳的动力的世界上，人们很难清醒地考虑问题。我们过多地考虑生产，而对消费考虑太少。其结果之一就是对享受和起码的幸福漠不关心，而且对生产不是以它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乐趣为准则而进行评判。
我提出把每个工作日缩减为4小时，并不意味着主张所有余暇时间都必须花在纯粹的无聊事情上。我的意思是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和基本的舒适生活，其余时间可以自行安排。教育应比现在长足发展，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教给人如何善于利用空暇时间，这样说来，4小时工作制是这样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主要不是指那类被认作“高级趣味”的事。乡村舞蹈，除了偏远地区外，已经绝迹，但促使这种娱乐方式得以发展的必仍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中。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基本已变成消极的，如看电影、看足球赛、听广播等等。这是由于人们的活动精力已全被一天的繁重工作所耗尽；如果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仍会重新享受积极参与娱乐活动所带来的快乐。
在过去，有闲阶级的人很少，大量的人是劳动阶级。有闲阶级享有的种种权利，是没有社会正义上的根据的；因而必然出现压迫、冷漠以及制造各种谬论，以维护其特权。这些事实大大地减弱了有闲阶级的优势，然而尽管有这类缺陷，它却为我们所说的绝大部分文明有所贡献。例如艺术的培养，科学的发现，写书，阐发哲学和提出文雅的社会礼仪等，甚至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也常常发动于上述文明的事业。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能摆脱野蛮阶段。
但是，世袭有闲阶级不承担义务，特别是浪费时光。这个阶级的成员没有一人经受过艰辛，而就其一个阶级整体来说才智也不高。这个阶级本可以产生像达尔文那样的人，但结果出现同达尔父相反的成千六万乡绅，他们除了猎狐和惩罚偷狩者外，不去想任何更有意义的事。现在的大学以较为系统的方式提供了以前有闲阶级偶然地且作为副产品所提供的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仍有某些缺点。大学生活与外界世界过干不同，使得那些生活在学院环境的人并不理会普通人的急难和问题；再说，他们发表意见的方式往往不适当，本应能影响民众的，结果却失去了力量。另一个缺点是，由于大学学习是条条框框的，这就是可能打击想从事独创性研究的人。因此，大学虽有它的好处，但对学院外的文明的利益却不能给予充分的维护；而在院墙之外的人们忙忙碌碌，无暇顾及非功利的事情。
在每天工作不超4小时的世界中，每一位具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能全心投入，每一个画家都能从容地去作画，力求画艺精湛，而不必挨饿受冻。青年作家要依赖经济上的独立方可创作不朽之作，他们往往不得不用刺激性的低劣作品去吸引人的注意，以求糊口；等到经济好转时，往往已丧失了才气和能力。在专业工作中，对经济或管理方面有兴趣的人，到那时将能发挥其观点而无学究气，这种学究气使得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经常脱离实际。医生也将有时间研究医药的进展，教师也不必煞费苦心地沿用固定的方法去讲授他们在年轻时所学的东西，因那些东西随着时间的变迁，可能已被证明是不成立的了。
总之，在这样的世界中，拥有的将是幸福和愉快的人生，而不再是忧郁低沉的状况。必要的适当工作就可愉快地欢度闲暇时光，而不致使人疲惫不堪。由于人们闲暇时不劳累，他们需要的将不只是那些消极平淡的娱乐，至少1％的人将利用其业务以外的时间从事一些有关公共事务的重要事情；由于人们的生活不依靠这些事情，池们的创造力将不受妨碍，而且将不再固守老一代学者的陈规。闲暇的长处不只是表现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中。普通入由干生活过得舒畅，将变得更富仁慈，更少有害人之心，更少对别人怀疑猜忌。好战的心理将消失，这部分是出自上述原因，部分还由于战争会给全体人员带来过度和繁重的工作。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是世界上最需要的；但善良的本性乃是悠闲和安逸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艰苦奋斗的人生。现代的生产方式让我们有可能得到悠闲和安逸，然而，我们舍此而不取，以致一部分人劳累过度，另一部分人忍饥挨饿。我们至今还像在没有机器的时代一样，耗尽了力气；在此事上，我们一直愚蠢至极，但决没有永远做傻瓜的理由。二．“无用的”知识
英国一位靠出卖朋友而声名大噪的人——弗兰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这无疑是一句成熟的经验总结。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希腊神话中的海妖究竟唱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清楚了，也不能帮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指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在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时，他陈腐地承继阿拉伯和中世纪早期的传统，把知识看作主要由占星学、炼金术和药物学组成，这些都是科学的分支。一位精通这些学科的学者就是获得魔术般力量的人。11世纪初，教皇西尔维斯特Th世除了读些书外，并没有别的理由，就被普遍地看作是一个与魔鬼结盟的魔术师。普罗斯帕罗，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几个世纪以来却代表着人们普遍接受的学者的概念，至今就其法力而言是人们所关注的。培根相信——正确地说，就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能够提供比从前巫师任何幻梦还更有力的魔术师的魔杖。
培根在世时，英国的文艺复兴达到高峰，它包含一种对功利主义的知识概念的反抗。希腊人之熟悉荷马，有如我们熟悉音乐厅的歌曲，由于他们欣赏荷马，而不觉得是在忙于追求学问。但16世纪的人若不首先具备相当的语言学知识，就不能着手研究荷马。他们敬佩希腊人，并且又不愿意置身在他们的欢乐之外；因此在读那些古典著作时，他们总在仿效希腊人。在文艺复兴时，学习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如同饮酒或性爱一佯。不仅对文学是这样，对那些较严肃的学科来说也是如此。人们都知道霍布斯首次接触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故事：一次他偶然翻开书，读到毕达哥拉斯定理，他大声叫道：“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回头继续读它的证明，直至读到公理时，他才信服了。没有人会怀疑，对霍布斯来说，这一时刻如同耽迷酒色，然而想到几何学在测量土地中的效用，这种情绪被纯化了。
确实，文艺复兴发现了古典语言与神学相关的实际用途。新感受到的古典拉丁文的最初成果之一，就是不再相信编造的教皇教条和康士坦丁的捐赠。在拉丁文圣经和希腊译文圣经之间出现的偏差，使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成为新教神学家准备争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希腊与罗马的共和主义被用来证明清教徒与斯图亚特王朝、耶稣会会员与那些不再忠顺于教皇的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合理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路德以前在意大利将近一个世纪自由发展的古典学术之复兴的结果，而不是其原由。文艺复兴的主要动机是精神上的欢愉，是复兴在艺术和思维中曾经出现过、但后来由于无知和迷信蒙住了我们的心灵而失落的那种丰富而自由的精神。
人们发现，希腊人专注的问题不纯粹是文学和艺术，像哲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科也受到关注。因此，这些学科是很受人尊重的，但其他学科更容易的产生问题。医学确实由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名声而高贵起来；但在中间阶段它似乎仅限存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且同巫术纠缠在一起。因而出现诸如巴拉塞尔士如此暧昧声名的人。化学的境况更糟，而且在18世纪之前很少受到重视。
这样就带来有关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知识，连同对几何学或许还有天文学的一知半解被看作是一个高尚绅士有文化教养的条件。希腊人轻视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只在他们衰败时，他们才发现以占星学伪饰的天文学的用途。16和17世纪主要是以希腊人的公正态度去研究数学，那些由于同巫术联结在一起而贬低了自身价值的科学相对说受到忽略。贯穿整个18世纪的是更广博和更实用的知识观念的逐渐变迁。就在这个世纪末，这一观念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机器增长的影响而加速形成。法国大革命给绅士式的文化以沉重打击，而机器增长为非绅士式的技艺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和令人惊讶的广阔空间。过去的150年中，人们对“无用的”知识的价值产生愈来愈强烈地质疑，而且他们逐步相信，唯一有价值的知识是可应用于部分社会经济生活的知识。
在法国和英国这样具有传统教育制度的国度，关干知识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只是在某些方面盛行。例如它们的大学虽然有中文教授，会读中文古典作品，而对开创现代中国的孙逸仙的著作并不熟悉。也有些人知道古代史，因为记叙古代史的作者的文体是高雅的，这就是指止于亚历山大在希腊和尼禄在罗马的历史，但他们拒绝去了解后来更为重要的历史，因为记叙后来历史的作者文笔太拙劣了。即使在法国和英国，这种古老的传统也濒临消逝，而在俄国和美国这种新兴的国家，这一现象是完全过时了。例如在美国，教育委员会指出有1500个单词是大多数人用于商业交往的，因此他们提议在学校课程中所有其他单词要避免使用。美国人发明的基础英语走得更远，把必备的字数减化为800个单词。把语言看作具有某种美学价值的概念正在消失，而且人们逐渐会把单词的唯一目的视为传递实用信息。在俄国，追求实用的目的比美国更为明确：教育部门所传授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或政府的某种明确的目的。逃避这种目标的唯一方式是由神学提供的：宗教圣经必须由某些人从德文原本进行研读，又有少数教授必须研究哲学，以便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抑制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家的批评。但由于已比较稳固地建立了正统模式，即使这点微窄的逃路也将被封闭。
无论何处，知识渐渐被看作是自身无益的东西，也不是开拓整体人生的博大仁慈襟怀之工具，而被看作只是工艺技巧的一要素而已。这是科学技术和军事需要而带来的较大的社会一体化的一部分。当今比以往存在着更为紧密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因此迫使个人生活要迎合其同胞所认可有用的方式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比以往更大。教育制度，除了那些专为富人设置的，或者像在美国自古以来保存下来的惯例外，不允许
自作主张去支配经费，而必须服务于传授技艺和灌输忠诚等有用目的，以使国家满意。这正是导向建立义务兵役制、童子军、政治党派组织和靠新闻媒体散布政治情绪此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比过去更了解我们的同胞，如果是有美德的人，我们更想为他们行善，而且无论如何也使他们为我们行善。我们不想有谁过着懒惰逸乐的生活，无论他过的这种生活
多么高贵文雅。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些有益于伟大事业的事情（无论这种事业可能是怎样的）；有许多坏人愈来愈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应该加以制止。因此我们没有闲心去获取任何知识，除非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于我们有益而值得为之奋斗的知识。对于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有许多话可说。在开始谋生之前，人们没有时间去事事都学，无疑“有用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它建立了当代世界。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机器、摩托车、铁路、飞机；进一步说，我们就不会有现代的广告和宣传事业。现代知识已带来人们普遍健康状况的大大改善，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如何使用毒气去毁灭大城市的方法。周以往比起来，我们今日世界最明显的特点在于“有用的”知识。迄今没有一个社会充分拥有这类知识，但不可置疑，教育必会不断增进它。
同样必须承认许多传统文化教育是愚蠢的。儿童花很多年的功夫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法，而终究既不能也不想（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去读希腊文或拉丁文著作。从各方面考察，现代语言和历史比拉丁文和希腊文更可取。它们不仅更有用，而且能在更少的时间内给予更多的文化知识。对于一个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由于事实上每一点都值得阅读，如不用他自己的语言，就要用希腊文或拉丁文，这些语文都是文化入门必不可少的关键。但此后，各种现代语文的伟大文学作品出现了，文明的进展如此迅速，使得古代知识在解释当今问题上，比起现代国家和关于这些国家的最近历史的知识更少用。知识复兴时值得赞扬的古典教师的观点，逐渐变得过分狭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5世纪来世界的变更。因而可以说，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连科学在正确的指导下也对丈化有所贡献。从而，教育除了直接的实用目的外，还应有其他目的，不必为传统课程辩护。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作充分的考虑时，会发现这两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
然而，除了文化和直接效用能被联结起来的情况外，还有对技术效用并无种益的各种不同的间接效用。我认为现代世界的某些最坏状况，能够通过这种知识的巨大鼓舞和减少无情地追求纯粹职业能力而得以改善。
当自觉的行动完全集中于某一确定的目的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伴随某种精神上的混乱而失却平衡。战争期间，控制德国政策的人犯错误，例如，由于发动潜水艇战使美国站到同盟国一边，任何人稍微了解就可看出其中之不明智，但他们由于精神上专注于一点，又缺乏冷静的考虑，以致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样的事也会在那些把长期紧张状态加诸于自发冲动而费力工作的人群中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俄国共产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分子都曾出现过或现在仍存有这种紧张狂热，这就是由于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为完成某种任务而过度紧张，当狂热分子设想着任务重要得可实施时，其结果可能辉煌一时；但在多数的情况下，狭隘的眼界会使某种有力的抵制力量混灭，或者使得所有这样的力量遭到惩罚与非难，如同是魔鬼的行为。成年人像儿童一样需要娱乐，这就是说，在现时的享乐之外还需要毫无目的的活动时间。但如果娱乐要合乎自的，就必须在工作之余去寻求快乐和兴趣。
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愈来愈趋向消极的和集体的，而且也趋于懒散地观看他人的技艺活动。无可怀疑，此种娱乐方式比没有要好，但是总不如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的与工作无关的广泛的智力兴趣。由于机器生产改善了人们的经济状况，人们的闲暇增多了。除了那些有充分的智力活动和兴趣的人外，闲暇往往使人厌倦。由此，闲人要想过得愉快，必须受教育，必须提高自己的心灵涵养和接受具有直接实用性的技术知识的教育。
在探求知识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思想和欲望的特性，并使它们至少有一部分同广阔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仅仅同个人直接的重要事情关联。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会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忽视了人的理想训练与技术训练的同等必要性。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着许多野蛮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如小学生中欺辱新生，或戏弄那些穿着特别的人。很多妇女（还有不少男人）背后说长道短，令人烦恼。西班牙人喜欢斗牛，美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酷的冲动以更严重的形式展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残杀和俄国对富农的迫害。所有的帝国主义为残酷的冲动提供了机会，而在战争中则变成神圣的国民天职之最高典型。
现在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的，但我认为他们比起那些心灵未经开化的人，较少如此。行凶斗殴的人在学校里学习很少能达到中等水准。当一件私设公堂的事情发生时，其魁首几乎都是些无知的人。这并不因为精神教养能激发积极的人道主义情感，尽管也可能如此；相反地这是由于它所带来的是除了虐待他人之外没有其余兴趣，除了支配他人外没有其他自尊之来源。最为人们普遍向往的两件事情就是权力和颂扬。一般说来，无知的人只能诉诸粗野的方式来获得这两者，包括体力上的征服。文化教养提供给人的是很少有害的权力形式和较多使自己受到称赞的有价值的方式。对于改变这个世界来说，伽利略所做的比任何君王要多，而他的力量远远胜过那些迫害他的人。因而，他也无需反过来成为一个迫害者。
也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能促动心灵沉思的习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遇事过分轻率，不仅行动之前没有经过周密考虑，而且对有的行动从智谋上加以考虑也难以进行。在这个问题已，人们以各种奇异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偏见。靡菲斯特对年轻的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引证这句话时，都以为它似乎是歌德的格言，当作他认为魔鬼会对一个大学生说此话似的。哈姆雷特被看作“思而不行”的严肃告诫者，然而没有人认为奥赛罗是“行而不思”的告诫者。柏格森之类的教授对一般人持着势利眼，极力贬低哲学，说什么生命至少就像一队骑兵冲锋，就我看来，我认为当行动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出于野蛮的浪漫冲动而失衡的自我肯定时，它是最好的。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度权力欲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镇定、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禁闭于自我的生命可能迟早会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透过宽广而较少的烦闷的亮窗，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坚韧。
心灵的沉思习惯具有遍及从最浅薄到最高深之处的优点。例如从挨跳蚤咬、火车误点或与贸易同行争吵等这些小苦恼开始。这样的烦事似乎很不值得做出英雄主义行为的反应，或者像对待人类暂时病害一样无可奈何，然而它们对人的影响却破坏了许多人的善良习性和生活乐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从一些奇特的知识中找到不少安慰，这类知识与这种现时的苦恼有着确实或空想的关系；即使没有这种安慰，也能从人们的思想中当下消除这种苦恼。当我们受到气得脸色发白的人攻击时，想想笛卡尔《论情感》中题为“为何那些气得脸发白的人比那些脸发红的人更为可怕”的一章，就会感到欣慰。当一个人对于寻求国际合作之困难感到不耐烦时，如果他正好想起已故的路易九世在参与十字军圣战前，与《天方夜谭》中作为世界半数邪恶的黑暗源泉“山岳老人”结成同盟时，这种情绪就会消失。当资本家的贪婪成为压制时，人们可能从对布鲁特斯的追忆里得到突然的安慰。这位共和主义美德的典范，以利率40％贷款给一个城邦，而当它无法付出利息时，他竟雇佣一支私人军队将该城包围。
奇妙的学习不仅能减少不愉快的事，而且，能使事情变得更愉快。我喜爱挑杏，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早在汉朝时就首先在中国培育起来了，后经卡尼斯边王扣押的中国人质传入印度，不知何故又传入波斯，公元一世纪时到达罗马帝国；“杏”这个字与“早熟”一字同出于拉丁文，因为杏成熟较早，而字首A是由错误的语源学而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种水果品尝起来益为甘美。
约在100年前，一些好心的博爱之士创立社会团体，以“传播有用的知识”为目的，这样一来人们不再欣赏“无用的”知识之美味了。有一天我偶然翻开柏领的《忧郁症的解剖学》，当时我正受到那种情绪的威胁；我了解到有一种“忧郁的质料”，但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四种体液产生的，“盖伦认为它可能仅由三种体液（除去粘液之外）产生的，瓦勒利奥斯和米兰德坚决持此意见，佛席斯和蒙塔尔特斯也这样认为。他们说：‘名的如何变成黑的呢？”尽管有这种无法回答的主张，但有如柏领告诉我们的，撒克逊的海克力斯·卡丹·圭安奴鲁斯和劳伦秀斯却持相反的意见。受到这种历史性回顾的安慰，无论是由四种或三种体液引起的，我的忧郁被驱散了。对于过度热情的治疗，我想指出比上述古代争论过程更为有效的一些方法。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上一篇：不幸之源 （17）- 幸福的人 |
 下一篇：
悠闲颂 - 序言（2） |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