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徘徊、等待和命运，年近六旬的侯德健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位曾经的“祸头子”、点火者、撩拨时代的“龙的传人”，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坠入地面，再次归来时却以“永远的客人”自居，淡漠中带着苍凉和郁结，只把“痛的痒的”放在心里。

本刊记者| 季天琴英雄需要舞台。侯德健最近一次公开演出，还是2011年，在9万人的鸟巢国家体育馆举行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歌手李建复介绍侯德健出场时，唱了两句《归去来兮》。这是侯21岁时创作的歌曲。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是多少年来的徘徊／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是多少年来的等待／啊究竟颤抖了多少年……

对于徘徊、等待和命运，年近六旬的侯德健有着深刻的理解。鸟巢演出，距离他前次在大陆的公演，已有22年。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侯德健在手电筒的灯光下弹唱：今天我们多漂亮／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不会太远。

这在当时显然是过分乐观的预言，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歌手自己的命运。时代的聚光灯熄灭，这位上世纪80年代国王般的人物走入了人生的困局。1990年他坐着一条渔船回到台湾，两年后避走新西兰，归来时带着易经大师的身份。

曾经到哪都热热闹闹的人物，已经不适应舞台和人群，因为恐慌症。侯德健坦言，在鸟巢那么大的场合并不舒服，心跳极快，血压极高，肠胃搅动得就像洗衣机一样。“所以我要拉着李建复。他知道我的问题，站得很近，偶然我头晕了，可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说。

“想当年年轻帅气的排长/不正是今天你自己老张。”侯德健在歌词中预写了自己的结局。在北京三元桥附近的公寓里，谈论任何话题时，他都表现得平和舒缓。今年58岁的侯德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曾经瘦瘦的“尖嘴猴腮儿”，现今小肚子若隐若现。

更深刻的改变在于气质和心性。他的朋友、艺术评论家鲍昆说起侯德健时既惋惜又难过：他变得一点锐气都没有了。

在鲍昆看来，侯德健的歌声跟上一代每个人的灵魂成长都有关系。“老一辈的人看到他，可以给他磕头。这种人还都不傻，有文化有情怀的都认他。多少人都跟我说，他们请客，能不能见一见侯大师。但是现在他的情感没有了，他原来歌曲中深沉的东西都没有了。”

侯德健早期的歌词里充满了社会关怀，全是历史、国族、社会、家园这样的宏大主题。侯的另一个朋友、香港乐评人刘卓辉对《博客天下》表示，侯德健看起来是变得圆滑了，这跟他的年龄、遭遇都有关，他只是换一种更安全的方式来包装和表现自己，“一个人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侯德健习惯站在中国大历史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当被问及重新站上舞台与以前的心情是否有所不同，他并未直接回答，而是把镜头往前推到了元朝和明朝，认为那是 中国人的价值和尊严最为堕落的时期。缓缓叙述了约10分钟，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侯德健从沙发上起身，踱到客厅的白板前，提笔开始画图。图表名为“三十年风水 轮流转”。


他画了一条横线，以此作为区分国家和时代的坐标线。线的上面叫秩序，下面被他定义为创意（非秩序）。这两个词意思相反，无谓好坏，只是用来表示状态。他又 按照历史的进程在上面标出了4个时间点：1919、1949、1979和2009。1919年，民间的声音第一次成为主流；1949年中共建政，秩序占据 主导。依次循环往复。

这张图表，也是他为个人和家族命运提供的注解。1990年前后，他登上最大的舞台后又返回台湾，时间点正好处在1979年至2009年这个周期，他把这个 周期的前15年定义为“非秩序主导下向秩序走”，后15年则是“秩序主导下往非秩序走”。他的中心意思是，时代自有其规律和大势，个人命运不可避免地会打 上时代烙印。

他曾跨过大江大海。台湾作家孙玮芒认为，侯德健的生平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1949年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人，穿梭在两岸，兴风作浪，而且在两岸都有影响，还总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

孙玮芒是侯德健大学时期的挚友。从校园民歌时代的崛起到创作《龙的传人》走红，从“戒严”时期“叛逃”大陆到以戏剧性的方式返回台湾，孙玮芒亲眼目睹侯德健跨越整个80年代，超越金钱和政权的障碍，创作了他个人的行为艺术。

“他一生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很多面相。后来他又研究易经，搞了《白蛇传》的项目，‘唱红打黑’时还去过重庆。西方人有种小说叫流浪汉小说，小说结构是松散的，主人公到各地流浪串联，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侯德健就是他自己流浪汉小说的主角。”孙玮芒告诉《博客天下》。

乡愁

2006年，侯德健在香港等签证，等了40天。有天他正在吃饭，有人通知他可以去取签证了。“那感觉真棒！”侯德健说，“‘咚’一首歌就撞上来了，旋律跟歌词一起来。”不到十分钟，他在一张餐巾纸上把这首歌记了下来，歌名叫做《转眼一瞬间》:

转眼一瞬间，不知多少年／多少悲欢离合，假装没看见／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多少喜怒哀乐，突然涌心田／你问我想不想，重新再来一遍／我只有望着蓝天，在白云间寻找你的脸

16年来，侯德健首次重返大陆。这也是他16年来的第一首歌。朋友们在这首歌里轻易就能摸到他的感情浓度。鲍昆对《博客天下》回忆，2005年他从朋友安哥处获得了侯德健在台湾的联系方式，大年初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了过去。聊聊数语后，侯德健告诉他：“我想回大陆。”

那几年他在台湾并未置业，一副随时都想走的样子，身怀再次回到大陆的愿景。他也从来没有敞开心扉，对外谈论归途上的种种迂回。侯的太太孙彦梅曾跟鲍昆透露，有次她在国内机场等了丈夫8个小时，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出现。故事听起来心酸惨烈。

“就聊些不痛不痒的吧”，侯德健说，“把痛的痒的放在心里好了。”

年轻时他自诩“祸头子”，这是句北京土话，通常用来诅咒那些最调皮捣蛋、最无法无天的人。那时他写起歌来也特别牛：给我一口气，我拼命往前走／给我一条大路，我不回头。

现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愤怒青年的气息，“不背着手撒尿了，都服了”。谈到某些话题时，他会以天气不适为由，予以婉拒。现在的他，分寸感和距离感把握得极好。他说自己总算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作为客人应有的礼仪”。

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永远的客人：作为一个祖籍四川的人，出生在台湾，他是客人；回到大陆成为台湾同胞，还是客人；后来移民到新西兰，更是客人；现在回来，又变成了华侨。

1956年，侯德健出生在台湾高雄的冈山致远村，那是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空军小眷村。他的父亲侯国邦祖籍四川巫山（现为重庆），是黄埔军校21期毕业生， 脾气暴躁又胆小怕事，是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的英文教师。侯德健的外祖父罗秉谦是湖南衡阳人，在武汉上学时被英国人选中去印度学飞行，回国后参与组建空军。 1949年，侯国邦和罗秉谦跟着溃败的国民党政权，渡海迁台。

在侯德健“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的图表上，1949年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点。侯德健深知那些大陆老兵在台湾的宿命和无奈。“我爷爷给我爸爸写了一 封信，我爸爸带到了台湾。”他现场对我们背诵了其中的精彩段落：“吾自幼读历史，不见姓侯者史上作为，得一异人相授，葬南山，不惜灭九族以期发三房。”

侯国邦是家中老三。1988年，离家40年的侯国邦回大陆省亲，安哥作为侯德健的朋友全程陪同。那次侯国邦跟小辈们唠叨，信上的预言都验证了。侯国邦的二 哥是兄弟当中最聪明的人物，曾是谍报头子戴笠的手下，考虑到要就近照顾母亲，便回巫山老家当了个“司令”，打死了不少共产党人，最终自己也被人打死，还连 累了父亲和大哥。

现在侯德健背诵家谱，依然滚瓜烂熟。侯国邦自小就在他身上灌输慎终追远、世代传承的家族观，“背不出来是要挨板子的”。祭祖是最庄重严肃的时刻，21岁时，侯德健据此写出了《那一盆火》：

曾经是爷爷点着的火，曾经是爹爹交给了我／分不清究竟为什么，爱上这熊熊的一盆火／别问我唱的什么调，其实你心里全知道／敲敲胸中锈了的弦, 轻轻地唱你的相思调

在大学好友孙玮芒看来，侯德健早期的作品，包括那首改变他命运的《龙的传人》，主题都是乡愁。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这是台湾自1971年被 赶出联合国以来，“外交挫败”上的最后一击。正在台湾政治大学就读的侯德健，当天写下了《龙的传人》：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孙玮芒说，这是一个眷村子弟对故土中国的刻骨深情，呼应的是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侯德健也曾表示，当写下《那一盆火》和《龙的传人》时，他后来回到大陆便是理所当然之事。

民歌

如今在海峡两岸，侯德健都是被遗忘的人物。他深知这一现实。他回忆起自己在“鸟巢”出现时，全场安静，“整个鸟巢上面都是一个大问号”，然后50后告诉60后，60后告诉70后，70后告诉80后，过了10秒，鸟巢才轰动起来。

对于如何保持公众记忆，老友鲍昆和侯本人有不同的看法。鲍昆认为，继续写歌才是侯德健的安身立命之本，“他的歌里有很强的哲学意识，歌里有对人生无奈的感叹，是洞穿人生世事的感觉”。

但是年龄、际遇已非侯德健能左右。近年来，他为某个服装企业做过一首《敢梦敢想，敢做敢当》的企业歌，类似的还有个照明公司。

鲍昆说，这完全不该是侯德健的事，他应该是老练的、历经沧桑的深沉歌手，写出的歌应该都像《转眼一瞬间》那么深刻。“你要真是大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有担当的人，你知道太多东西了，就该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但感觉他好像没那个心情了。”

侯德健则表示，年轻人写诗，中年人写散文，老年人写小说，他已经过了写歌的心境。鲍昆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什么都不写”。

侯曾是台湾民歌时代才情俱佳的干才。校园民歌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各大学校园，清新质朴，接近生活。当时蒋经国正在推行“十大建设”，国家机器也改走怀柔路线，台湾的经济、文化日渐丰富。1975年，21岁的侯德健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捉泥鳅》，动机是为了泡妞。

那是他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发长肤白，嘴巴很大，看起来很“骚”，特别勾人。侯德健追不上人家，只能造人家谣，说那么大嘴巴亲一次亲不完，跟吹口琴一样。

现在已经上了年纪的侯德健谈起青春往事，还回味无穷：“她是第一个肯定我的人，认为写得比别人好，后来嫁给了学长，也不亏。”

他最放松的时候，是说起童年往事。留声机里的音乐他听一遍就能记住，还在学校里组织了个小军乐队。县长的妈妈过世，小军乐队去送葬，从头到尾只会吹3首曲子。班上个子最小的男孩背着鼓，被后面打鼓的一路敲晕。

侯德健从沙发上站起来，比划小男孩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在回忆里开怀大笑，“哎哟，小时候太好玩了！”

在政大，侯德健原本就读于会计系，3个助教围着他，教他学借贷平衡，但他“借贷怎么也平衡不了”，只能转到中文系。

自《捉泥鳅》发表，侯德健便开始走红，1976年加入新格唱片。孙玮芒对《博客天下》回忆，侯当时父母离异，家境清寒，在台北靠打工自谋出路，人又穷又豪放，很有自信。

在孙看来，侯德健接受能力很强，从柏拉图的《共和国》到纳博科夫《洛丽塔》，触角广泛。当时民歌还比较浅白，但侯的歌词里有诗歌的意象。

“他有女人缘，也有老人缘。”孙说。校园里的女粉丝围着侯德健团团转。孙、侯经常相携去台北厦门街看望余光中，余光中引用杜甫写李白的诗句赠侯德健――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

侯德健则表示，他去看望余光中，一是因为他们家有3个女儿，二则他们家进口饼干很好吃。

他刻意用一种游戏感，来掩盖早期自己理想主义文青的色彩。1980年代，大陆一位文化评论家批评他背负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包袱，怎么能搞得好最轻松的流行音乐。他欣然领受。即便在《龙的传人》里，他也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无力感：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

台美断交之际，《龙的传人》歌词见诸《联合报》报端，索取歌谱的信函足以埋了侯德健，正在服兵役的孙玮芒利用休假时间帮他抄写歌谱，送交快速印刷，寄发热情的读者。

孙玮芒参加过在政大举行的民歌演唱会，演唱会结束时，全场自发合唱《龙的传人》。“场面真的很感人。”孙说。

这首歌由歌手李建复在1980年录成唱片。新格唱片用激昂的管弦乐队把《龙的传人》烘托成了进行曲。这并非侯德健的本意。这首民谣原本哀怨而压抑，当时台湾岛内一片被美国抛弃的弃妇心态，侯德健想表达的主题是“中国人太不争气了”。

新格是台湾最早将民歌商业化运作的公司，制作部主任姚厚笙是侯德健的师傅。新格1977年在台北推出金韵奖民歌大赛，吸收了更多校园歌手参与原创流行音乐的改造。侯德健共担任了4届金韵奖评委。第二届的冠军是台大人类学系的学生齐豫。李宗盛也是金韵奖的参赛者。

1983年，歌手郑怡正要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制作人侯德健出走大陆，李宗盛临危受命，接替制作了生平第一张唱片《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在《康熙来了》的节目上，李宗盛用夸张的语气谈起侯德健当时的江湖地位：“哇，小侯，不得了啊！”

出走

1982年，侯德健奉子成婚，太太是台湾拆船大王的千金。一年后，他离妻别子，跑到大陆。他和儿子的生疏关系由此注定。这是他唯一的孩子。如今，年近六旬 的侯德健对这段关系越来越感遗憾。他听说儿子很内向。他坦言，自己对大舅哥和弟弟们的孩子都很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实现情感补偿。

孙玮芒认为，这说明侯德健也“开始苍老”。1990年，侯德健返回台湾，孙问他“小小侯”怎么样了时，侯当时还满不在乎。

这种满不在乎也许只是一种表象，在回到大陆后创作的一首名为《出走》的歌里，侯德健表现得并非那么没心没肺：

家里有个她坐在榕树下／有谁告诉她我不回家／实在太远，想不起我的家／就是太远，到半夜更想她

那时他还处于“给我一个理想我猛追求”的状态，寻求的感情也只是“给我一点安慰，不必太温柔”。家庭这个头箍对他而言显得太紧了。

孙玮芒大学结识侯德健时，他已有“猴子”的称号。侯德健说自己年轻时充满了好奇、挑战、冒险的雄性荷尔蒙，天不怕地不怕，当时在台湾属于向不合理制度冲撞的那批人。

侯德健把这种模糊的自恃和独立，归功于外公罗秉谦的教育。罗深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撤退台湾时带上了《鲁迅全集》。这在台湾被列为禁书。早年，侯还把主办《文星》杂志的李敖视为偶像。

《龙的传人》风行后，“驯猴人”循声而至。1980年，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成功岭大专集训演讲中以这首歌为主题，在歌词里添加了“庄敬自强”等文 宣口号，并向唱片公司传达了修改的意图。侯德健表示无法接受。3年后，蒋经国的秘书、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周应龙又请侯去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侯 德健称，这是他跑回大陆的直接导火索。

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他对台湾的愤怒。《龙的传人》中蕴藏的民族主义和图腾标签，让这首歌跨越两岸，在整个华人世界传唱不坠。1980年，侯德健作为公众人 物，到泰柬边境的难民营做文宣和筹款，见到华侨难民的凄惨处境。当年他向台北提交了一个600人的华侨难民名单，台湾只同意接收6个。

在难民营里，他开始酝酿自己的新作品，这就是《龙的传人续篇》。内地乐评人李皖认为，这是一首壮美无比的歌，两支芦笙交织出忧患的、悲凉的沉思，沉思的人被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之下：

嘿唉！昨天的风吹不动今天的树／嘿唉！今天的树晒不到明天的阳光／光阴总是拼命向前／谁也不能让青春转回头／你也不能，我也不能／哭也不能，笑也不能

侯德健表示，这首歌，包括其它众多歌曲在内，都是各种无力感的综合。他看到父辈那代人就像蚂蚁一样，在命运面前无能无力。他希望挑战体制，希望体制能做出一些改变，但丝毫没有效果。当时台湾的方向被马屁官和贪污犯所主导，他对此无能无力。

孙玮芒则认为，侯德健之所以跑回大陆，除了台湾的创作环境苦闷外，也是为了追求创作空间和创作题材的突破，“对当时的台湾而言，大陆是最大的禁忌，这对喜欢以身犯险的猴子是最大的诱惑”。


新生代

从1983年6月背着吉他回到大陆，到1990年6月离开，侯德健在大陆整整待了7年。他亲历了激情裹挟的岁月，也目睹了80年代的闭幕式。在侯德健的“风水轮流转”图表上，这个周期的起点要往前再推4年，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的时间开始了。

诸多音乐人的回忆里都提到侯德健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开蒙作用。他带来了先进的编曲和制作理念、清新的非学院化的嗓音，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歌词。

“侯德建非常轻松的、没带任何偏见的走进这片没见过世面但又有一堆偏见的国土”刘索拉告诉《博客天下》。侯的性格在刘索拉看来很像西方人，喜欢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从他的经验中获益，而不是国内那种好独占山头的风气。

刘索拉尤其喜欢由苏芮演唱的、侯德建的作品《酒干倘卖无》。这也是侯德健1983年“叛逃”大陆前的作品。“几句话，几句旋律，从过去到现在，怀旧中的大悲凉，而不是小桥流水细雨绵绵的小伤感。”刘称。

侯德健还带来了摇滚乐的音乐火种。刘索拉认为，摇滚是歌词、音乐、节奏、唱法及气质的总和，在当时刚开放出来的大陆，能把这些做全的人不多，而《酒干倘卖无》就是血气方刚的摇滚。

鲍坤则把当时的侯德健比作“上帝派来的天使”。他极其聪明，英语极好，而且精通哲学，音乐天赋深刻影响了当时大陆的年轻一代音乐人。鲍昆说了几个曾经影响极大的名字，都是侯德健发现、提携过的人才。

刘索拉眼中的侯德健喜欢游逛，在一个地方呆不住，看起来不安份，表面化，不功利也不会算钱，什么都不图，就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习性。

1984年，侯德健在大陆出版第一张专辑《新鞋子旧鞋子》，鲍昆应邀去帮他拍摄封面照片。那次他们驱车去十三陵，去天坛，最后在天坛公园内，在堆放地铁土 方的小山上完成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侯德健长发、牛仔裤，脚边放着吉他和几个行李包，后面是勤政殿和远处的北京城，一副漂泊者的姿态。

那天出发时，侯德健特意拿出几个包，说想用它们当道具。鲍昆当时略觉这个做作，但客随主便，拍就是了。直到侯德健后来返台，又漂泊澳洲，鲍昆才悟到了其中的深意，“看来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

当时的侯德健就是鲍昆眼里的新生代。《给新生代》也是侯德健的一个歌名，他把这些新生代喻为火种：

你是南下求火的灯／我是北上点灯的火／点着灯火想看什么／看看怎样才能够更有希望

侯德健认为，穿牛仔裤、留长头发、唱唱歌也是启蒙，歌里面的讯息，可以挡不住地传出去，“当所有的中国人看到，有这么个尖嘴猴腮儿，背个吉他在央视唱歌，他可以这样活，我们也可以。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这就是一个启蒙。”

侯德健进入大陆时，两岸还处于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隔绝状态。孙玮芒说，公众人物投奔“敌营”，让台湾颜面尽失，多数人视侯为叛徒。他的作品从台湾媒体上 消失。但在大陆，他成了身份特殊的统战对象。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分了一套位于海淀区双榆树的住房。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那是当时最洋 气最国际化的地方，拥有程琳、郑绪岚等流行歌手。

1984年，他给女友程琳制作的专辑《新鞋子旧鞋子》卖了200多万张，每张他抽成一元人民币，很快凭版税买了一部奔驰到处跑。那时没有几人买得起汽车，他过得相当招摇，继续写歌、泡妞。

在1980年代， 他是娱乐圈的文化人，也是享受最高统战待遇的台湾同胞，交往复杂，圈子极广。1981年，他到香港艺术中心教书，第一次跟大陆的知识分子有接触，其中有个 导演跟他很投缘，就是叶剑英之女叶向真。也恰好在这一年，叶剑英提出了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叶九条”。这为侯德健两年后的回归埋下了线索。

1983年，27岁的侯德健和70岁的杨宪益成为忘年之交。出没于杨家的还有驻京的外国记者、大使、专家，以及黄苗子、郁风、丁聪这些老朋友——1940 年代他们在重庆搞了个“二流堂”，“文革”期间，堂中成员命运遭际各不相同。侯德健年轻，负责跑腿，成为新“二流堂”堂主。

在统战部安排下，1983年侯德健回到巫山老家，后又到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吐鲁番各地采风，最后在石河子写完了《歌词1983》，主题还是关于历史、国族和家园：

关于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关于一八四〇以及一九九七／以及关于曾经太左而太右／或者关于太右而太左／以及关于曾经瞻前而不顾后／或者关于顾后却忘了前瞻

侯德健称，当时他已经认识了大陆一批有想法的人，信息量很大，也能感受到他们自己的无奈。

那时侯，德健走到哪儿都是人群中的主角。鲍昆说，其实1980年代后期自己都有点主动疏远侯德健，因为他“太闹腾了，特别爱出风头”。

侯德健也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1984年下半年，他跟东方歌舞团关系闹崩，此后长期扯皮，甚至诉诸法庭。安哥记得，1988年官司在佛山中院开庭，前去采访的记者塞满了一个中巴车。庭外侯德健跟对手拥抱、握手。他表现得温和潇洒，从不抱怨。

在刘索拉看来，侯德健的能力其实受限了，“如果你仔细听《酒干倘卖无》，再对比他后来的作品，就会感觉他的创作太迁就大陆的局限了。”



命数

20世纪60年代以降跟中国人相关的几件大事，侯德健知之甚深，甚至曾身处现场。他也因此比别人多了一些观察角度，直至90年代初被划上休止符，“休息休息吧，别这么累”。

1990年，侯德健回到台湾，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两年，朋友刘卓辉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他，一会儿说他被台湾当局控告非法入境﹐一会儿又说他申请难民护照到了新西兰定居。

“他不是世故之人，没有那种拼命要给自己设计形象的心计，他更个性化，心理上不愿承受的就远离。这是顺命运之势。”刘索拉说。

1992年，香港导演许鞍华为侯德健拍了部名为《归去来兮》的纪录片。片子里侯德健满满的不甘心：理想主义的献祭，为何却遭那么多误解？

他对朋友表现的都是乐观和玩闹。1991年，刘索拉接到侯德健的电话，他说在学易经，还说自己做了一组响器，可以用不同音高为人医疗。这是典型的侯德建，什么也挡不住他对各种知识的种种好奇和研究。直到近几年，刘才从他夫人那里得知那时他心理的重创。

侯德健解释，研究易经是为了做到“困而知之”，请上帝把大纲给他看一下。孙玮芒认为这不像当年的他，“也许他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极端场景，对命运有深刻的感受。”

1992年，侯德健和北京姑娘孙彦梅在新西兰汇合。 孙现已四十多岁，但侯德健仍然会指着她称“那个小丫头”，“那是我最落魄、最低潮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家庭，也是心灵的庇护所。”

在新西兰，侯德健种菜，开车去海边烤肉、打网球，过了几年跟普通人差不多的日子。在跟孙彦梅的相处中，侯德健了解了家庭的分工和意义，这是他考零分的科目。

他觉得就心智而言，太太比他更成熟，“男人是住在树上，女人住在帐篷里。女人什么时候让你进去你就进去，让你滚蛋你就滚蛋。”

侯德健称，太太是个普通、平凡的女孩，从小生活在健全的家庭，父母的婚姻也很棒。他自己的成长样本则相反。父母离异前三天一吵，五天一打。父亲侯国邦1998年去世，被子女视为反面教材。侯国邦人生一大半的时间都泡在麻将桌上，共结过7次婚，侯德健给他主婚过3次。

侯国邦的童养媳是他亲舅舅的女儿。1988年陪同侯德健父子返乡的安哥介绍，土改时这个媳妇被指派在婆婆手上缠棉花，浇油点火。侯国邦返乡时不怪原配，说这都是命，都得往前看。在老家，侯家父子被乡亲们包围，侯德健坐在石块上为他爹弹奏《喂，老张》：

想从前青梅竹马的姑娘／却不是明天你要娶的新娘／姑娘新娘还不都一样／前前后后都嫁给你老张

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侯德健跟着外公外婆过。他是长孙，两老对他又宠又纵又疼又爱。外公罗秉谦1992年回老家衡阳定居，2005年死在出生的房间 里，葬在家乡一个小山丘上，周围是他捐助的发电厂、水库、小学。这一年侯德健没能返回大陆。他说得知外公去世后，大白天也看不见东西，持续了将近20天。

1999年，侯德健返回台湾。这也是他看过八字命盘后的选择。他说自己1998年之前十年的大运是“厚土埋金”，金沙被厚土给埋了，是霉运。淘金的时候要 用水慢慢淘洗，十年后水来了。刚开始水比较小，要慢慢筛。他回台时正好赶上经济不景气，“穷算命，富烧香”，他在电视上教人家如何维持好事业，渐成权威。

回台后，他还搞了《白蛇传》的3D电影。孙玮芒去过他的工作室，看到创投基金在里面进出。这个项目只闻声响，不见成果。

2011年，他又在重庆搞了“音乐现场”。时值“唱红打黑”，此举被外界简单解读成了“侯德健唱红”。侯解释说，这是原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的招商引资项目。2012年夏被抓，项目也暂停。

“任何事情不会一帆风顺。这也符合他一贯的个性，到处点火，可能火还没起来，他就跑开来了。”刘卓辉说。

“侯德健有个本事，就是能说服金主为他投资。”孙玮芒称，“他能让人围着他团团转，结果不见得按照他的意图，他的执行力也许不如外界的预期，但他总能找到新的项目。”

侯德健经常找刘卓辉商讨音乐项目。“有的项目真的很大”，刘说。侯德健透露，他手头正在和某个电视台合作，做一个原创音乐选秀的项目，打算请鲍勃·迪伦和余光中来做评委。

刘索拉称，侯德健看上去好像挺精明，喜欢说计划，谈什么音乐商业运作，也看上去喜欢出风头，但其实有点儿傻小子唐璜的意思，“便宜都不是他占的”。

在孙玮芒看来，侯德健的命运就是个猴子，到处耍、到处弄，撩拨时代、见证时代。

鲍昆则一再为侯的才情感到惋惜：他聪明足够，但缺少深沉的东西，他曾经特辉煌，但那些辉煌都是因为赶上了时代，是历史的临时语境，缺少持久性。

他用沉默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刘索拉称，他虽然还是谈笑风生，但其实已经对很多事情在故意远离。

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坠入地面，侯德健开始真正与生活短兵相接，个中情形就像他唱的：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谁也输不掉/曾经付出过的爱。

来源: 博客天下